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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公元前7000—前6000年，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开始兴起。黄河中游有磁山·裴李岗文化，黄河下游有后李文化，长江中游有彭头山文化，长江下游有河姆渡文化，等等。在这当中，日后成为政治中心地带的是黄河中游。该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在磁山·裴李岗文化之后是仰韶文化，接下来是龙山文化，代代推移。
公元前5000年左右开始的仰韶文化，开始使用着色的陶器，也即彩陶。这些彩陶中的一部分刻有记号，这些记号被称为“陶文”。图1即是仰韶文化的陶文的一部分例文，图中，1、2、3的对应陶文，是用线条的数量来表示数字。而关于4—8的对应陶文，则很难予以准确的解读，不过其与甲骨文的象形字颇为形似，其间的继承关系不难想象。
图1 仰韶文化的陶文例文
然而，这种陶文，也即“记号”，一般不被认为属于“文字”。那么，记号和文字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关于这个问题，尚无人给出严密的定义。一般而言，文字被认为是“记录言语者”。陶文则只是单独用来仅只表示数字及物体的，很难确认其中是否存在一些抽象的副词、形容词，而且也没有出现表现言语的记号的罗列。因此，仰韶文化的陶文是不能表示言语的记号。
今天有学者将中国的文字创立的时代推定为龙山文化的末期，或是其后的二里头文化的初期（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先民掌握了青铜器制作技术，也成立了王朝，等等事件的发生，表明其是文明大进步的时代。然而，迄今所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文字都只是断片，数量也少，因此极难判定在这个时代“文字”已经创立。
在现存资料中，殷墟文化的甲骨文是文章形成、且有大量文字存留的初始。甲骨文创于公元前13—前11世纪，如第二章所讲述的，其文字的字形已经体系化了，这说明从文字出现到甲骨文，这中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
公元前1600年左右，继二里头文化之后，二里岗文化兴起。作为王朝，相当于商朝的前期。
郑州商城遗址（在今天的河南省郑州市）即是当时的都城所在地，其周围筑有高大的城墙，宽20米，高度被推定为10米左右，全长约有8千米，绵亘不断。城墙以将黄河之泥夯固的“版筑”技法筑成，其中一部分一直保留到今天，牢固程度可见一斑（图2）。据推定，要修筑这样的城墙，需要动员超过数百万人次。
图2 郑州商城遗址的城墙
在相当于商朝后期的殷墟文化，也有这种大规模的土木工事。其都城殷墟遗迹（在今天的安阳市），发现了巨大的王墓（图3），如果将墓道也包含在内，其长度达百米以上。
图3 殷商后期的王墓
商朝的文明，以拥有发达的青铜器制作技术为特征。而且不仅仅是武器、工具之类的实用品，也会生产出色的工艺品（祭祀时使用的礼器）。图4就是殷代的青铜礼器，造型精致，还施以细密的纹样。
此外，根据中国各地的发掘情况，可以确定商朝的统治范围广阔，往南到达长江中游。不过从统治体制这一方面来看，商朝相较于后世王朝而言，还是远未成熟的。依照甲骨文的记述，可以明了商朝直接控制的地域还是以都城为中心、半径为20千米的狭小范围。
对于那些远方的地域，商朝往往是通过地方的领主来实行间接统治。这些处于商朝支配下的地方领主被称为“侯”（甲骨文作“愛”）等，他们所在的地域离都城越远，商对其的控制力就越弱；一些地方势力呈半独立的状态，周而复始地叛变，然后又臣服于商。
图4 殷代的青铜器（右上：斝，左上：鼎，下：牛形尊）
虽然根据部分文献资料的记载，殷王朝是直接统治全中国的，然而这只是后世想象的产物而已。
在商朝，盛行用龟的腹甲以及牛的肩胛骨来进行占卜，称为甲骨占卜。甲骨占卜的内容，包括对神的祭祀、军事行动、王的狩猎等政治上的重要事情。甲骨文正是在甲骨占卜时在甲壳以及骨头上刻下占卜内容的文字。19世纪末在殷墟发现了甲骨文，迄今已经出土了六万片以上。
甲骨占卜的方法，是对甲骨薄弱的部分进行加热，根据甲骨裂开后呈现出来的纹路对将来的事情进行预测。甲骨占卜自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就有了，但是当时使用的多是...
笔者曾经用现代肉牛的肩胛骨来进行复原商代甲骨占卜的实验。结果证明，在肩胛骨的厚度为4毫米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裂纹。而实际上，从殷墟发掘出来的牛骨也差不多被削到了这个厚度。
此外，商代的甲骨在其里侧即背面，施以一种称为“钻凿”的加工。圆形的浅洼即是“钻”，细长而深的凹槽即是“凿”（图5）。笔者也进行过实验，以探究钻凿的意义。
实验结果证明，钻是为了调整厚度而进行的加工。牛骨的凹凸之处很多，要刚好削到4毫米的厚度是很困难的。因此，如果骨头厚于此，那么仅只对加热部分施以削磨以调整其厚度，就会产生钻。
而关于凿，则是为了控制裂纹的形状而进行的加工。如果不施加凿就开始占卜的话，那么裂纹就会不规则地产生，因此，想来这可能才是本来的占卜形式。但是如果作了凿，就会沿着凿生成长长的裂纹；与此同时，从钻处起，向着凿，也会产生横向的裂纹。这两者合到一起，就可产生一种“卜”字形的纹路，这是人为的结果。
图5 甲骨的钻凿（右：商代的甲骨，左：笔者的实验）
甲骨占卜是根据裂纹的形状来占卜，然而却又有意控制裂纹的产生，这说明商代的甲骨占卜是事先进行调整，以尽可能地使自己所希望的行动获得肯定。此外，从甲骨文中可见，在占卜的结果判明之后，仍有对占卜内容进行改窜的情形存在。在商代，虽然在形式上是通过占卜来决定政策，但实际上只是利用占卜来进行政治活动。
从殷墟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在殷代后期约两百年的时期内持续制作和使用着。每片甲骨文是在哪一时期被制作出来的，这方面的研究被称作“分期”或者“断代”，正在一步步推进。
甲骨文的分期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由董作宾先生奠定了基础。董作宾先生以有记载的王的名字、贞人（负责甲骨占卜仪礼的人）的署名等十个标准为依据①，将甲骨文区分为5个时期（图6）。
图6 甲骨文的分期研究
董作宾先生的研究，其方法继承至今，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修正。
首先，是甲骨文和系谱的对应关系。董作宾先生原封不动地采用了文献资料《史记》中所记载的商代系谱，将其作为分期的基准。但是，20世纪50年代，在日本，岛邦男先生发现《史记》系谱中的廩辛在甲骨文中并没有其受到祭祀的有关记录；换言之，他认为，廩辛只是后代追加的王名，并不是一位实际存在的帝王。同时，祖己这个人物在《史记》中没有被视为王，但是在甲骨文中却显然作为王而被祭祀（图6）。
除了谱系的研究之外，对字体的分类研究也取得进展。其结果是，董作宾先生认作“第四期”的甲骨文，其中一部分其实是第一期的，这是20世纪50年代陈梦家先生的发现。之后，80年代以降，余下的部分（称为“历组”）也以其与第一期的字体相近，故而判定为是第一期的后续（笔者已经证明这是在祖己一代所作的甲骨文，将其称作“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一二間期」］）。
需要补充的是，笔者认为，帝乙在甲骨文记载中也没有受到祭祀，是在周代追加到系谱上的王名，此事是明确的。此外，还可以判明的是，甲骨文第三期下迄武乙，第五期则上起文武丁。
这样一来，甲骨文的分期则如图6所示，第一期是武丁，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是祖己，第二期是祖庚、祖甲，第三期是康丁、武乙，第五期是文武丁和帝辛（本书中也使用了如下的区分方法：第一期为初期，从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到第三期为中期，第五期为末期）。在这当中，第一期的甲骨文数量最多，约占全部的一半。
那么，为什么甲骨文要按“期”来分呢？从字体的研究来看，明显地，甲骨文的制
关于甲骨文的派系，根据其出土地可称为“村北派”和“村南派”，其与商王所出自的关系可推定为如下表所示。换言之，甲骨文的分期，也体现出拥立商王的政治势力的不同。
在商代后期，如前所述，王位的继承不是依据实际的血缘关系。《史记》之类的文献资料中记载有商王的谱系，然而，从甲骨文中的祭祀谱系来看，《史记》当中的谱系显然是二次创作的产物。事实上，商王的谱系除后期以外的部分都经过了大幅的改编。
图7是《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谱系，这当中的一部分（即黑体字部分）在甲骨文中并没有受到祭祀。殷商最后的王——纣王（帝辛）因为被周所灭，故而不会享有祭祀，不过纣王以外的几位王，都是在周代被追加进谱系的。在周代，叫作宋的诸侯自称是殷商后裔，也可推测为是宋人将商王谱系改编了。
此外，图8是根据甲骨文末期的祭祀复原的谱系。然而，这也并非就是事实。如前所述，殷代后期有两派交互着拥立商王，遂对商王谱系进行部分改编，好像其之间有着相连的血缘关系一样。此外，雍己、卜壬、戋甲被认为是殷代前期的王，但是在甲骨文初期并没有作为祭祀的对象，也都是在殷代后期以后被追加进谱系中的王名。
图7 《史记》中记载的殷商谱系（黑体字是甲骨文中没有的王的名字）
图8 据甲骨文末期的祭祀而复原的谱系
根据甲骨文初期的祭祀情况来复原的谱系如图9所示，与甲骨文末期的谱系相比，王名少一些，而且祖乙以降，在祭祀上都没有显示出亲缘关系等，二者的差异相当大。
关于商代中期（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中间的大约一个世纪），中国各地发现了一批中等规模的都城遗址，故可推测这是一个分裂期。换言之，祖乙以降，王统分裂，因此认为，甲骨文初期的系谱中，从祖乙到小乙，其亲缘关系并不能明晰地呈现出来。
此外，从上甲到示癸这一段系谱，从名字的形式看，是按十天干的顺序相承续，由此认为在谱系中可能插入了神话。此外，卜丙和小甲并非仅只见于甲骨文初期的祭祀中，所以极有可能也不是实际存在的王，而是追加的王名。
这样一来，根据推定，实际的王统如图10所示。同前所述，上甲到示癸是神话，而有可能真实存在过的王则是大乙以降的王。话虽如此，从大乙到祖乙也都是直系继承的，所以连这一部分谱系也有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改编过了。
图9 据甲骨文初期的祭祀而复原的谱系
图10 实际的王统（为笔者所推定的。内乙、父丁、父戊在非王卜辞中受到祭祀，故排除于王的谱系中；“……”表示属于同一势力，但是血缘关系不明的部分。）
商代中期的王，在甲骨文初期的记录祭祀中，按特定组合进行合祀的情况很多。祖辛、祖丁、小乙是一组，甲、盘庚、小辛是一组，羌甲、南庚是一组，分成三组。其中，第一组频繁受到村北派的武丁的祭祀，因此极有可能是其实际的祖先。此外，羌甲和南庚是非王卜辞（主持者并非殷王的甲骨文卜辞）的子组和午组经常祭祀的，也可推定他们之间存有血缘关系。剩下的
甲、盘庚、小辛可能是村南派的祖先吧。
甲骨文的发现数量多，文法也与文言文大体相同，故而内容理解起来较为容易，现在成为商朝研究的核心资料。
然而，甲骨文可能并非商朝的标准字体。甲骨文的特征之一是用直线写成，这可能是因为甲骨是坚硬的媒介物，故而在其上刻画文字的时候势必导致直线化。
在殷朝的甲骨上，有一部分保存着打草稿时写下的文字，这些文字相较于甲骨文更近于曲线。此外，另一种文字资料，作于商朝末期的金文（铸入青铜器的文字）也被发现了，其字体果然也是以曲线构成，这些才被认为是商朝的标准字体（图11）。
图11 商朝的字形（皆为“庚”字。底稿是模写的，其他是拓本。对虚笔等进行了修正。） 甲
代商而立的西周王朝继承了此前的文字。西周的金文字体有复杂化的倾向，此外在西周王朝盛行的文字还有一个特征，即有很多形声字（参照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代（即东周时代），周王室政治权力显著衰落，诸侯（地方领主）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反映在文字的字形上，则以西周金文的字体为基础，在全国各地衍生出了不同的字体。东方的诸侯所使用的字体，本书称为“古文”，西方的诸侯所使用的字体称为“籀文”。（不过，本书对“古文”与“籀文”的用法，不同于《说文解字》。）战国时代的籀文，也被发现是官吏为了方便在竹简上书写而使用的略体。
到了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第一次将全中国统一。始皇帝以秦的籀文为基础，统一了全国的字体，这种字体就是篆书。
篆书的曲线多，写字的时候颇费工夫，故而从西汉到东汉，简化自篆书的隶书被广为使用（一部分隶书也受到了籀文的略体的影响）。之后，字体又发展为楷书，变成今天所使用的文字字形。
图12呈现的就是这些古文字的关系。汉字在三千多年间被连续不绝地继承下来，到现在仍在使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图12 汉字的变迁（基于现存的资料）
以汉字的“龙”为例，来谈谈汉字的变迁（尚未发现甲骨文以前的字体。另外，籀文是记载于战国时代竹简上的字体）。
“龙”是以蛇为原型的虚拟生物，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其甲骨文的字形，是在蛇的侧面之形上添加了一个表示尊贵的冠的形状（扱）。
西周时代的金文与甲骨文的字形高度相似，而到了籀文，蛇的头部和身体分离开来，很可能是为了方便书写而导致的变化。接着到了秦代的篆书，其右侧部分复杂化，这一特点经过了隶书的延续，而为楷书所继承。楷书的“龍”的“立”这一部分反映的是冠之形，“月”一样的部分则是蛇的头部。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新字体采用了“竜”这一俗字形，文字的构造完全被破坏了。并不仅只限于“竜”这一个字，由于新字体整体上都更重视阅读和书写时的便易，而非汉字创立过程中的构形理据，因此，新字体中原本的汉字构造被破坏的情形非常多。
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东汉许慎所著的最古老的汉字字典《说文解字》一直是学术权威。然而，《说文解字》是以篆书为中心进行分析，只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春秋战国时代的字形。因此，随着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的推进，大家也渐渐意识到《说文解字》中存在不少谬误。
例如，“方”这个字的构形理据，《说文解字》以篆书的“方（粟）”为原型，认为是两只舟相合之形。然而，在甲骨文的阶段，“方”作“袷”，“舟”作“安”，两者的字形并不类似。
像这样，利用甲骨文能对文字的形成、构形理据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不过这也是有其局限的。
如前所述，中国的文字的创立被推定为公元前20世纪左右，而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的史料，具体说来是公元前13—前11世纪制作的。总而言之，从文字创立起经过了将近七百年而有甲骨文，距离记号产生的时代则已有数千年之遥了。因此，对于在甲骨文阶段已经被简略的文字，想要探寻和分析其原本所表示的事物或其原初的意思，是很困难的。
例如，甲骨文中所使用的表示日期的方法，是由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组合而成的“干支”法。十天干中起头的“甲”“乙”，在甲骨文阶段是“院”“陰”之形，非常简略，故而难以明确其起源为何。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所谈到的仰韶文化的陶文中，也有形状与之非常相似的“葵”和“茜”，如果这就是其原型的话，那么早在仰韶文化阶段其形就已经简略化了。
本书所处理的甲骨文也面临这一难题。不少的甲骨文，其构形的原委及本源为何皆不详，或是诸说并存，难以决断。
虽然对文字的创立、构形理据的相关研究，现在是低谷期，然而在日本，这门学问毕竟曾兴盛过。研究者加藤常贤、藤堂明保和白川静这三人是非常有名的，他们的学说在各种汉和辞典的关于文字构形理据的解说当中被采用。可是他们的研究已经相当古旧了，其后集成、整理的资料中，指出他们的学说存在不少错误。本书也是如此，一部分的文字乃取前辈学者的旧说而加以检验。
这三位学者所著的代表性的字典如下所列。他们所发表的对于各个文字的学说在年代上有先有后，为了便宜起见，本书在介绍之时均按照加藤常贤、藤堂明保、白川静这一顺序。
加藤常贤（1894—1978）：
《汉字的起源》
（『字の起源』，角川书店，1970年。这是在『
字ノ起源』［1949—1968年，誊写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角川字源字典》
（『角川字源字典』，与山田胜美合著，角川书店，1972年。）
藤堂明保（1915—1985）：
《汉字语源辞典》
（『字語源辞典』，学灯社，1965年。）
《学研 汉和大字典》
（『学研 和大字典』，学习研究社，1978年。）
白川静（1910—2006）：
《字统》
（『字統』，平凡社，1984年。）
《字通》
（『字通』，平凡社，1996年。）
此外，加藤常贤和藤堂明保从发音入手，试图解明文字的构形理据，但是想要知道真正的商朝发音是不可能的，故而只能利用后代的发音。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甲骨文，必然有其局限。白川静所提倡的方法，包括从会意字的构成要素的用法入手来辨明字源等，但是他拘泥于将文字与咒术相关联的自家学说，而未能有效地活用这一方法。
注释
① 译按（本书中的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所加）：董作宾先生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关于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标准，就甲骨文本身拟定出十个标准：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艺文印书馆，1977年，页363—464。）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之一。自秦汉以来，中国书法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形成了多种风格和流派。这些书法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也是反映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材料。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古代书法的演变过程，分析其发展脉络，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外在影响因素，从而深入理解中国书法的艺术特点和文化价值。通过回顾中国古代书法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分析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风格和流派的特点和表现方式，探讨其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最后总结中国古代书法演变的规律和特点，评价其在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地位和作用。
通过本论文的相关研究，能够加深人们对中国古代书法的理解和认识，对推广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书法的起源和初步发展与甲骨文、金文、篆刻等早期文字紧密相关，它们对后来书法的形态和特点产生了深刻影响。
1、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之一，用于商代（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卜辞记录。甲骨文呈现出直线、横折、圆弧等形态，笔画多采用尖锐的角度，具有极强的装饰性和艺术感染力。这些特点影响了后来的书法，如隶书和楷书，使它们在构图和笔画处理方面更加注重均衡、对称和动态美感。
2、金文
金文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476年）使用的铜器、玉器上的刻字文字。金文的特点是线条浑厚有力，形态变化多端，笔画粗细不一，有着独特的立体效果。金文对后来的隶书、楷书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是其构图和笔画的自由流畅，促进了书写中形与意的统一。
3、篆书
在战国时期，篆书逐渐成为了一种统一的文字形式，由于篆刻技术的发展和使用范围的扩大，篆书也成为了显赫地位的象征。篆书，在战国时期开始流行。篆书的特点是线条简洁，字形方正，笔画有节奏感和韵律感。篆书对后来的隶书、楷书、草书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篆刻中注重结构的整体性与稳定性，以及对线条和空间的精确掌握，成为了书法艺术的基础。
隶、楷、草三种主流书体是中国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起源和初步发展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它们的形态和特点也对后来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隶书
隶书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当时秦国实行文字统一和标准化政策，将各地不同的文字形式统一为一种通用的隶书体。
这种书体笔画规整、结构严谨，适合大面积书写和刻印。汉代初期，隶书经过改良和提高，成为了日后通行的正、行、草等书体的基础。
作为汉代官方正式文书所采用的书体，隶书其特点是笔画骨骼分明、直线横平竖直、结构严谨、端庄秀雅，为后来楷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隶书的精神内核是规范化、标准化的书写方式，这种精神一直贯穿于后来的书法发展中，促进了书法艺术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在汉代，隶书风格规范、工整，字形端庄、刚劲，其代表作品有《兰亭序》等。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隶书逐渐出现了一些个性化的变化，如颜真卿的“三体”、“二王”等书风，在笔画运用、结构布局和意境表达上更具独特性和审美价值。
2、楷书
楷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小篆”，它是秦汉时期印章上常用的一种字体，笔画工整、规范，字形端庄简洁。
汉代中期，楷书逐渐演变为了更加方正、稳健、整齐的“新楷”书风，成为了后来正式文书和书法作品的主要书体。
楷书是在隶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它的特点是笔画清晰、线条流畅、美感强烈。楷书在唐代达到了高峰时期，被誉为“书之宗”，对后来的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的书法家不断吸收和发扬楷书的优秀传统，如苏轼、米芾、赵孟頫等人开创了自己的风格，使得楷书在后来书法史上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楷书在宋代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清秀、严谨、稳健的特点，它的代表人物有欧阳询、苏轼等。
明清两代，楷书继续演变，形成了不少新的书风，如文征明的“文人书”、唐寅的“浙派”等，他们的作品注重墨韵和气息的表现，更加强调个性化的表达。
3、草书
草书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是隶书和楷书的衍生体，具有独特的个性和艺术表现力。草书的笔画奔放、潇洒，有时候笔墨淋漓、泼辣，有时却柔婉、含蓄，能够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和意境。
东汉书法家张芝等人，被誉为草书的创始人，隶、楷、草三种书体在汉代以前的起源和初步发展，各自具有独特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艺术特点，为中国书法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草书是一种豪放、潇洒的书体，强调自由、奔放的笔墨运用，是中国书法艺术中最具个性化和创新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唐代时期，草书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到了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代表人物有怀素、张旭等，他们的作品以奔放、豪放、潇洒为主要特点，推动了草书的发展和流行。
在宋代及以后的历史时期，不断涌现出各种新的风格和流派。后来的书法家如张大千、齐白石等人在草书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发掘，为草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米芾、赵孟頫等人提出了“狂草”、“骈草”等新的草书风格，更多地强调了对笔墨和字体的自由运用和表达。
中国古代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艺术形式之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审美内涵，其艺术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造型规整而富于变化。中国古代书法在字体的形态设计上注重规整的基础上，同时具有丰富的变化，如笔画长度、粗细、曲直、起伏等，构成了独特的字形风格。
2、意境深远而富于艺术感染力。中国古代书法以意传神，讲究“气韵生动”，作品能够通过笔墨的运用，表达出深邃的思想感情，给观者留下深刻印象。
3、独具中国文化特色。中国古代书法与汉字的演变和发展密不可分，它融合了中国文化的思想、文学、哲学等方面的因素，在字形、结构、笔墨等方面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中国古代书法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在美学、文化、历史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1、美学价值。中国古代书法作为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是美学领域中的重要研究对象。它不仅满足了人们审美的需要，也通过艺术表达，传递了丰富的思想感情。
2、文化价值。中国古代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变迁。同时，中国古代书法也在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历史价值。中国古代书法作为一种文字艺术形式，记录了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事件和思想传承，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中国古代书法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审美标准。
从甲骨文到篆书、隶书、楷书、草书等不同的书体，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文化氛围和表现形式。
在古代时期，以甲骨文为代表的碑刻文字逐渐演变为篆书，形成了具有古朴神秘感的“金文”风格；中古代以楷书为主流，注重笔画的平稳和谐，形成了“颜体”、“柳公权体”等经典书风；近现代则是以草书为代表，讲究意境表达和个性化风格，形成了“张旭草”、“怀素草”等多种流派。
同时，中国古代书法发展也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如古代篆书的发展与商鞅变法、秦统一有关；中古代楷书的兴盛与唐朝盛世有关；近现代草书的发展则受到了民族文化自觉、新诗运动等因素的影响。
总之，中国古代书法演变是一种历史性和文化性相结合的过程，反映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和演进。对于理解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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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20日，正值寒冬。
依稀梦中，恍惚传来张富清仙逝的消息，伤感不已，特将数次合影和三本书发在朋友圈中，表达沉痛悼念之情……
凌晨惊醒，打开手机，一位朋友的微信映入眼帘：“老英雄于昨晚23：15逝世。”并说因为当地要发讣告，他已把我们当年采写的稿件发过去供选用。
噩梦应验，惊愕哀伤。
当日，满屏哀悼，尽显社会各界对这位不忘初心、深藏功名老英雄的崇敬之情。
30余年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一位采访对象像张富清这样令我刻骨铭心。作为张富清事迹的发掘报道者之一，得以遇见英雄，这又是怎样神奇的缘分？
这是张富清穿着老式军装敬军礼（2019年3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遇见英雄 感悟初心本色
所有的缘分，始于四年前的那个春节。
2019年初，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谭元斌获悉一个新闻线索：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在退役军人信息登记中，意外发现了一位战功赫赫的年逾九旬老党员、大英雄。
经初步核实，尘封多年的故事竟然如此令人震撼：张富清，陕西洋县人，中国建设银行来凤支行离休干部。他在解放战争中是董存瑞式的英雄，曾荣立特等功、军一等功、师一等功等，并被授予“人民功臣”“战斗英雄”称号。转业退役时，他响应组织号召，来到湖北偏远的来凤县，扎根山区，默默奉献。60多年来，他将英雄过往牢牢尘封在沧桑的记忆里，竟连老伴和儿女都不知情……
“真实可信，事迹感人，值得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大典型，突出宣传。”我们认为，张富清不忘初心，忠于信仰，朴实纯粹，甘于奉献，可以成为一面引领全国人民共同奋进的精神旗帜，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并迅速向总社提交情况报告和建议。
“用心、用情、用功”，是采写过程中的最突出感受。
分社成立由我担任组长的全媒体报道团队，精心组织策划，深入调研采写，在第一轮报道中，就播发文字、摄影、视频及多媒体稿件13条，形成了“镇版之势”和“刷屏之效”。
2019年5月，新华社湖北分社张富清报道团队与老英雄合影留念。秦叙常 摄
4月8日，我们浓墨重彩推出的《英雄无言——95岁老党员张富清的本色人生》全媒报道，被“学习强国”、《新华每日电讯》《解放军报》等数百家媒体采用，相关作品阅读量迅速超千万。老英雄流泪怀念战友的长镜头，成为无数人的共鸣引爆点。
网友纷纷留言点赞，“向老一辈军人致敬！赤子之心，感人肺腑”“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一时间，跨越年龄，跨越身份，跨越界别，老英雄的感人故事叩开了全国人民的情感密码，传颂之间充满了社会正能量。
莫道无名，人心是名。
习近平总书记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6月27日，中共中央授予他“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并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学习张富清同志的先进事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内容。
老英雄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
2019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会见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代表时，看到坐在轮椅上的张富清，俯下身，紧握住他的手说：“你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楷模。”新中国70华诞之际，张富清成为首批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之一，受到最高规格的礼仪，并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勋章……
由此，“张富清”成为不忘初心、深藏功名的代名词，家喻户晓。此后，全国发现许多类似的先进人物，均被称为“张富清式”老英雄。
我与老英雄的初次见面，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来凤县地处鄂西偏远山区。一路奔波，循着喧闹的城中街道，来到一座5层旧楼。二楼就是老英雄的家。
屋内陈设十分简陋。客厅沙发多年磨损破皮，缺了角的茶几和不成套的柜子随意拼凑着，墙体四面斑驳。但阳台上绿植排列整齐，生机勃勃，书桌上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半月谈》翻得封皮发白。里屋简易货架上，一个古铜色的皮箱，锁头早就损坏，用尼龙绳绑着。正是在这个皮箱里，一直深藏着包括彭德怀同志签署的报功书等“秘密”……
与老英雄在沙发上并肩而坐，尽管由于老英雄耳背，需要家人近耳“扩音”，但我们之间的交流毫无障碍。老英雄一直对我笑着，笑容如孩童般纯真，眼神则如孩童般纯净。他的脸上还泛着一种柔光，我始终认为，这是真正拥有信仰的人特有的光芒。
——“您为什么从来不对人讲自己的功劳呢？”“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多少）都不在了，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
——“为什么您总选择当突击队员、敢死队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入党时我宣过誓，为党为人民，我可以牺牲一切。”
——“为什么转业到了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山区呢？”“这里苦，这里累，这里条件差，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啊！在战场上死都没有怕，我还能叫苦磨怕了？”……
分社报道团队前期采访老英雄时的这些问答，是解释一切的密码。什么是坚定信仰，什么是初心本色，则是老英雄用一生给出的答案。
从此，对党忠诚、不怕牺牲、甘于奉献、乐观坚强的老英雄形象，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走近英雄 结下忘年之交
这根扎得很深、很深，以至于在职业生涯中，从未有过这般终生难忘的体验。
自采访一开始，我和团队成员就受到强烈的震撼，从“60后”到“90后”无一例外，纷纷感动落泪。而此后，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无论是大会、业务例会还是在其他场合，只要谈及张富清事迹，我就会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哽咽难言。
这种状况前所未有，连自己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仿佛有一种巨大的魔力，令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正是这种浓郁的情感，以及要为新时代树立精神标杆的使命感，驱使着我们多少次崎岖深山来回奔波，多少个不眠之夜绞尽脑汁。一定要尽力把内心的感动和震撼倾注在笔端、键盘，转化为报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是团队共同的信念。
勇炸两座碉堡的“永丰之战”、一路向西又向西的“转业之旅”、“皮箱中的秘密”“孙玉兰下岗记”……报道团队挖掘描写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生动细节，同时，抒发心声的文字也喷涌而出。我们写道：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张富清靠的是一个党员的信仰；和平时期淡泊名利、扎根大山，张富清为的是不负入党的誓言。”
“在他心中，没有什么，比为国牺牲更光荣；没有谁，比逝去的战友更值得尊敬。党旗下的誓言，就是此生不渝的初心。”
“精神富足、生活清淡、追求纯粹——他的名字‘富清’，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在一年多时间里，我们陆续推出上百篇报道，形成全方位、立体式报道矩阵，掀起一轮又一轮宣传高潮。其中，9500余字的长篇通讯《英雄的选择》被众多媒体整版采用，重磅微电影《初心永恒》总浏览量突破两亿，获评“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短片十优作品。
“你是一座山，总是默默无言，每当鲜花开遍，悄然隐没其间……”
大家情难自抑，还进行了一系列跨界创作，由我们作词并演唱的歌曲MV《你是一个传奇》，经“学习强国”等平台传播，仅三天时间点击量就达1120万。此外，程敏等记者远赴新疆、陕西等地，搜集全景式珍贵资料，团队先后创作出版了三本图书，其中，谭元斌撰写的报告文学《本色英雄张富清》入选2019年度“中国好书”；余国庆还成功进入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荣获“最佳选手”……
中国记协专门举办了张富清事迹宣传报道研讨会，90后记者王斯班发言说：“关于张富清的报道，也许会逐渐湮没在信息洪流之中，但我知道，总有一些东西，会继续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伴随一生的成长。”
确实，每一次的报道和创作，都是一次与老英雄酣畅淋漓的深谈。其间，那种心息相通、精神交融的境界，令人心驰神往，久久回味。
2020年12月底，我在参加新华社举办的人物报道分享活动时，偶然得知一个细节：当年，穆青老社长在报道焦裕禄事迹的过程中，由于情感过于浓烈，泪水总也控制不住，实在无法理性落笔，只好离开兰考，最后回到北京才能平复心情，真正动笔……
上世纪60年代的这段往事，令我怦然心动：张富清老英雄不也同样富有神奇的力量，带给我们强烈的情感冲击？
只有记者真正被感动，报道对象深深扎根内心，笔下的作品才能富有强大的感染力。1966年2月，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播音员在播报中几度哽咽，亿万听众感动落泪，这篇报道和焦裕禄精神深刻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
三年多来，由于大事连连，加之疫情阻隔，几次酝酿来凤之行均未能如愿实现。为了多知晓一些老英雄的日常，就专门拜托其子帮助拍摄生活片段视频。
2019年9月17日，《本色英雄张富清》一书在恩施州举行首发式，老英雄的长子特意委托分社同事带回一本，希望请我签名后再寄回以作纪念。我提笔为老英雄写下留言：“英雄无悔，天地有情。有幸与您深深结缘，您是我心中的大山、永远的偶像和榜样。祝愿您福寿安康，如意吉祥！”
2019年11月初，得知老英雄在武汉住院，我立即赶往同济医院探望。虽然身着白底灰花的病号服，依然需要“扩音”交谈，但是老人精神矍铄，笑语盈盈。临别，我和医院领导商量，给他配了一个助听器。
当月21日，又特意带去了《初心》和《本色英雄张富清》两本书。老英雄坐在沙发上，一本一本翻看，还高兴地照相留下纪念。
2021年6月23日，在医院见面时，老英雄反应有些迟钝了，但仍是笑容满面。医院领导非常重视和关心老英雄，也懂得我的惦念之情，便经常告知他的动态。2022年1月27日一大早，发来了他的庆生照。老英雄坐在轮椅上，鼻中插着吸氧管，手捧“百福图”，还是那样憨厚地笑着。我在心中默默祈祷，祝福老英雄健康长寿。
几年来，我们与老英雄就这样情真意切，水乳交融，成为精神上的忘年之交。
巧合的是，我也是军人的后代。这个时期，更是经常想起爷爷和父亲的故事：爷爷当年参加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多次荣立战功，至死脑中还留有一块弹片。解放后回到农村，默默无闻一辈子。父亲先是参军，后被选拔担任特勤警卫，成为一名忠诚的共和国卫士，85岁的他至今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分社2019年组织开展了“学习英雄张富清，不忘初心担使命”系列活动。在张富清事迹报告会上，我说：“老英雄最为突出的精神内核是坚定的信仰、不变的初心。鲐背之年，脸上依然泛着光芒，这正是精神富足、内心充盈、胸襟坦荡、坚定信仰的力量。”“唯因如此，才能在生与死之间选择冲锋在前，在和平年代雪藏战功，甘于奉献。”
学习英雄 立下生死誓言
谁也没有料到，我们会迅即面对一场真正的生死考验。
自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疯狂肆虐。武汉成为风暴之眼、漩涡中心，湖北成为全国抗疫斗争的重中之重、决胜之地。
感染人数不断攀升，防护物资和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千万级人口城市被迫“封城”……千钧一发之际，我和分社干部职工立下誓言：“生死考验面前，我们要当战士勇士；宁可倒下，绝不当懦夫逃兵！”
有的告别待产的妻子逆行返汉，除夕夜发出来自重症监护病房的第一组报道；有的将幼儿在高速路口移交给家人，抱着被子住进办公室；有的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顾不上身处险境的一家老小，日夜拼搏……分社全员战斗在“火线”，没有一人被动“居家隔离”！
大家直面人类未知的病毒，坚守最危险的阵地，无畏生死，冲锋一线，忠实履行职责。
新华社武汉前方报道团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光荣称号。
2021年6月28日，湖北分社八楼会议室，迎接建党百年活动庄严独特，意义非凡。
张富清老英雄专门发来视频致词：“我非常激动”“我很感谢我们新华社”，并深情寄语“要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做一名好记者”“把我们新华社越办越好”。
采编团队集体朗诵：“这就是我们平常的一天！我们，无畏生死，奋勇拼搏；我们，直面大考，敢于斗争；我们，忠诚履职，为新时代新华精神增光添彩；我们，继续奋斗，勇往直前。武汉加油！新华加油！中国加油！”……
此时，站在朗诵队伍的我仿佛回到了当年闯红区、入方舱、进社区、访病患的场景，泪水夺眶而出！
70多年前的解放战争中，“换了八个突击连长”的永丰之夜，张富清主动请缨，带领突击小组去炸敌军碉堡，他脑海里闪过的念头是：“牺牲也是光荣的，是为党为人民牺牲的”。
一年前的武汉抗疫生死“火线”上，“我年轻，身体好，我先上”；重症监护病房里，“不到这里采访，我将会终生遗憾”……分社干部职工舍生忘死、忠诚履职，同样是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
勇于斗争，敢于胜利，慎终如始，善作善成，正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薪火相传。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生死考验，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忠诚和初心；犹如一根尺子，丈量能力和水平；犹如一把锤子，考验担当和作风。
追随英雄 回荡精神交响
机缘巧合，今年，我被组织派到中原大地工作。
“出差首站必须是兰考。”2月16日，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焦裕禄精神诞生地。松柏肃立，柳丝低垂。烈士墓前，我们一行深深鞠躬，敬献花篮，深切缅怀，追思风范。
广场上，一棵泡桐树笔直挺立，枝繁叶茂。1963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小麻杆”树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焦桐”，成为泽被世人的精神之树。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荡气回肠的誓言背后，是焦裕禄带领群众战内涝、治盐碱、斗风沙的动人事迹。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焦裕禄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照亮无数人的前行之路。
我们行走在张庄村、何寨村、徐场村，看到昔日“三害”最为严重的贫瘠土地，呈现出一派“千顷澄碧”的景象。2017年，兰考县在全省率先脱贫摘帽。如今，民族乐器产业兴旺发达，“泡桐经济”成为富民强县的“绿色银行”。
2020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喊一声‘跟我上’和吼一声‘给我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因为我们党有一大批像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张富清这样的英雄模范率先垂范，才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一路寻访着焦裕禄同志的足迹，一路回想起张富清扎根山区、一心为民的故事：条件极为艰苦，他带领村民肩挑背扛，硬是在悬崖之间修通第一条土路；国家困难时期精简人员，担任副区长的他率先让妻子“下岗”；铁面无私的他，从不让子女沾一点光，连降压药都要锁在抽屉“专药专用”……任凭岁月磨蚀，朴实纯粹的初心，滚烫依旧。
寻访与回想之间，仿佛是一场几代人的心灵对话，又仿佛是一曲跨越时空的精神交响。
有人说：“如果没有精神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
河南省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河南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长达3000余年。在这里体会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悟“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民族精髓，一定能够更加深刻地探寻焦裕禄、张富清等英雄模范，以及始终教诲和践行“勿忘人民”的穆青老社长的精神根基和历史脉络。
没有英雄的时代是精神贫乏的时代，不崇尚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近几年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不断推进落实，全社会正在形成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
英雄从未远去，情怀永不过时。
又逢一年清明，细雨纷飞，仿佛人们不舍的泪水。
同时，春天也悄然来临，总有一些花儿次第盛开。
花落花开，万物演进。
感恩生活，让我处处感受到善良与美好，汲取无尽的温暖和力量；
感恩时代，让我有幸走进一位老英雄的精神世界，感悟那默默跳动的赤子之心，永远燃烧的炽热光芒。（记者唐卫彬）
沿着广袤的黄土高原一路向西，在陕甘交界地带的子午岭余脉之上，桥山安然耸立在峰峦耸翠之间。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崩，葬桥山”。桥山之上的黄帝陵，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陵寝。千年沧桑变幻，黄帝陵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寻根问祖的情感寄托。
钟声悠扬，鼓声铿锵。4月5日，癸卯（2023）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顺利举行，海内外中华儿女又一次以祭祀之名，在屹屹青冢前感黄帝遗风，在枝繁叶茂中缅怀先祖。
赫赫始祖
4月5日，癸卯（2023）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顺利举行。陕西省委宣传部供图
站在桥山脚下环望四周，只见沮水汩汩，绕山而流；山体气势雄浑，古柏苍翠；台阶组成的龙尾道之上，轩辕庙的山门巍巍耸立。
研究推测，黄帝部族发祥地大约在陕西北部，活动区域主要在陕北、晋西黄河流域一带，还到过甘肃、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他带领部族取得涿鹿之战、阪泉之战两次大战的胜利，结束了当时部族间你争我夺的战乱征伐，实现统一；同时，他兴农业、创文化、建制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为中华民族物质、精神和政治发展奠定了最初的根基。
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副会长苏峰说，黄帝带领部族自强不息、锲而不舍、万众一心的奋斗精神，奠定了中华民族创造、奋斗、团结的民族精神之基，因而黄帝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
轩辕庙内的人文初祖大殿。 新华社记者 蔡馨逸摄
据史书记载，黄帝去世后，他的大臣左彻就开始祭奠黄帝。汉武帝刘彻在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率领18万大军北巡朔方，凯旋时祭黄帝于桥山。在清代，祭祀轩辕黄帝陵的活动多达30次。
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黄帝陵祭祀凝聚起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共同信念。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两党同祭先祖，号召全民族共御外侮，一致抗日。在碑亭内，一通石碑镌刻了当时毛泽东亲笔起草的《祭黄帝陵文》：“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新中国成立后，黄帝陵祭典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1961年，黄帝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黄帝陵祭典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华夏寻根
跨过山门，进入轩辕庙内，迎面便见一棵参天古柏，苍劲挺拔、冠盖蔽空。据科学测算，它已屹立于此5000余年，堪称与中华民族共生共长的“活化石”。
与柏树一同见证世事变迁的还有轩辕庙内的124通碑刻。
香港回归纪念碑、澳门回归纪念碑、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黄陵谒祖祭文碑和台湾光复致敬团祭黄帝陵文碑，也屹立于此。
诚心亭后的四通石碑。 新华社记者 蔡馨逸摄
“这块‘台湾光复纪念碑’记录了一段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祭祖接力和台湾同胞的寻根祭祖情。”黄帝陵管理局讲解中心副主任郭婵说。
1946年，台湾光复一周年之际，台湾同胞自发组成台湾光复致敬团，跨越海峡，赴黄帝陵拜谒祖先。然而，由于大雨阻路未能抵达黄陵，只得于9月12日在陕西省耀县（现耀州区）举行了隆重的遥祭仪式。60年后的9月12日，致敬团的后人在黄帝陵前恭读了当年的祭文，并将祭文篆刻立碑，完成先辈寻根问祖的夙愿。
198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打破了两岸同胞隔绝的状态。次年1月，来自台湾的“外省人返乡探亲团”便来到黄帝陵祭拜。
在桥山脚下中华始祖堂里展出的一张照片，定格了台湾同胞在黄帝陵前虔敬而感人的一幕：探亲团成员们肃穆而立，衣服胸前印着的“想家”字样格外醒目。
“团长何文德在黄帝陵前，热泪盈眶地读完祭文，在场人们无不为之动情。离开时，他们将黄帝陵故土带回台湾以慰思乡之情。”中华始祖堂讲解员杨红莉说。
“外省人返乡探亲团”祭拜黄帝陵。资料照片 黄帝陵管理局提供
据统计，全球华人有规模地“重返黄帝陵”寻根祭祖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来拜祭黄帝陵的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华人已逾百万人次。
凝心铸魂
祭祀大院轩辕殿内的黄帝像。 新华社记者 蔡馨逸摄
穿过轩辕庙人文初祖大殿，来到占地4万平方米的祭祀大院。自西汉初年始建轩辕庙以来，对陵庙的保护与修葺一直不断。祭祀大院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设计，由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捐资修建完成的，历年的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正是在这里举行。
击鼓鸣钟、敬献花篮、恭读祭文……
5日上午，癸卯（2023）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隆重举行，在场全体人员向轩辕黄帝像行三鞠躬礼。气势恢宏的乐曲声中，庄严肃穆的乐舞告祭亦古亦今、大美大雅，体现了中华祭祀文明的礼制规范。一条长56米的“中华龙”盘旋、腾空升跃，演绎出龙腾盛世、福佑中华的美好祈愿。
第一次参加公祭典礼的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丁启民说：“现场仪式庄严，让我非常感动，黄帝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通过这样的祭祀活动让所有中华儿女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找到认同感。”
今年的公祭活动以“溯源、寻根、凝心、铸魂”为主旨。已经第三次参加公祭典礼的香港陕西商会常务副会长邓胜斌表示，希望更多的港澳台同胞能够到黄帝陵来祭拜祖先，认祖归宗。
台湾青年王炳忠11年前就参加过公祭仪式。过去3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他通过视频连线参与，今年他又一次来到黄帝陵。“两岸本就一家，今年我还带了台湾的同学过来参加典礼，大家一起努力，振兴中华。”王炳忠说。
此外，围绕今年公祭主题，当地还举行了海峡两岸名家书画展等系列活动。黄帝陵管理局宣教科科长杨晓强介绍说，近年来，黄帝陵已经形成了元旦跨年祈福、“米龙节”、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中秋祈福圆梦节、重阳恭祭轩辕黄帝典礼等主题的大型祭祖祈福活动，每年黄帝陵接待量超百万人次。
桥山上台湾同胞栽植的“思源林”。 新华社记者 孙正好摄
“桥山雾霭龙腾去，八万松柏护陵台”。从汉代起人们便大规模在桥山种植护陵柏，千百年来形成了目前发现的中国面积最大、最古老的、保护最完整的古柏群。
如今，大型祭祖活动的参祭者也会在桥山上亲手植树。由台湾同胞亲手种下的“思源林”、华人华侨种下的“炎黄子孙林”、各族人民种下的“民族同心林”等柏林郁郁葱葱，与山上八万多棵古柏共生共荣，成为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同心同愿的美好象征。
总策划：赵丹平、顾钱江
监制：闵捷
统筹：卫铁民
记者：蔡馨逸、孙正好
编辑：刘畅
新华社对外部
新华社陕西分社
联合制作
中国故事工作坊出品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来历及故事，传说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途中饿晕，臣介子推割下大腿的肉给他吃，后来工资重耳成为晋文公，封赏忠臣，忘了介子推。当重耳想起来时，介子推却不愿意在做官了，背着母亲隐居在绵山，重耳请不出来他，就放火烧山逼迫他出来，但是，大火烧了三天始终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寻找时发现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已经烧死了，于是重耳将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第二年次日，重耳重登此山祭奠，发现老柳树复活，赐名为“清明柳”并定为清明节，以纪念介子推，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春祭大节，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融合了寒食节和上巳节的习俗，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明定4月5日为国定假日清明节。
意义，清明节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祭祀文化，抒发了人们对宗祖的怀念之情。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来历及故事，传说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途中饿晕，臣介子推割下大腿的肉给他吃，后来工资重耳成为晋文公，封赏忠臣，忘了介子推。当重耳想起来时，介子推却不愿意在做官了，背着母亲隐居在绵山，重耳请不出来他，就放火烧山逼迫他出来，但是，大火烧了三天始终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寻找时发现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已经烧死了，于是重耳将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第二年次日，重耳重登此山祭奠，发现老柳树复活，赐名为“清明柳”并定为清明节，以纪念介子推，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春祭大节，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融合了寒食节和上巳节的习俗，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明定4月5日为国定假日清明节。
意义，清明节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祭祀文化，抒发了人们对宗祖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