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示：本文共有8734个字，大小约为39KB，预计浏览完需要22分钟，请仔细阅读吧！
目录：三国时，吕蒙是吴国的大将。
一次，他点兵3万，用船80余只袭击荆州。水手一律身着白衣，大批精兵埋伏在船舱里。黑夜，船到当阳江边，烽火台的汉兵厉声盘问。吴军诈称是商船，要求靠岸避风，汉兵信以为真。约至二更，船上吴军突然袭击，占据了烽火台。随后，吕蒙带兵长驱直入，轻取荆州。
吕蒙作战勇猛，平时却不肯读书。孙权劝道：“你读点历史和兵法，用兵更高明。”孙权道：“汉先武帝从前行伍出身，却‘手不释卷’。”从此，吕蒙勤勉自学，受益匪浅。
手不释卷：手里不离开书本，形容读书勤奋。
李靖飞扮演的张飞形象深入人心，仿佛从书中走出一般，以致于让后面无数张飞的扮演者都相形见绌。他的去世也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哀思。
然而，与其扮演者李靖飞是因病去世相比，历史上的张飞之死，却是不明不白的死在小人之手，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上图_ 央视《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刘备、张飞剧照
作为军人尤其是武将，最理想也是最荣誉的死法，可能莫过于战死沙场了。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化也难得的达成了一致。
东汉的名将马援就曾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清末革命志士徐锡麟将其改写为诗句“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而美国二战名将乔治·巴顿也表示“愿意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都是表达了这种战死沙场的愿望。
不过即使是身经百战、冲锋陷阵面临诸多危险的的将军们，也并非都能“获得”战死沙场的殊荣。在三国时期的名将中，被黄忠袭杀的夏侯渊和被乱箭射死的张郃作为武将来说也算是死得其所，但更多的名将们则是最终死于病榻之上或年老体衰而无疾而终。这种和普通人一样的死法当然不具备任何英雄美学效应，而罗贯中更是不能认同。
上图_ 《三国演义》
因此，在小说《三国演义》中，他将很多本来病死老死的名将改写成了在沙场上战死。比如曹魏的张辽（被东吴丁奉射杀）、徐晃（被曹魏叛将孟达射杀），东吴的甘宁（被蜀汉一方的番将沙摩诃射杀），蜀汉的黄忠（被东吴马忠射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将无一例外都被写成死于“射杀”，这是英雄死于用“暗箭伤人”的“小人”之手，在增添了悲剧色彩的同时，也无损于名将们的武力值（毕竟不是死于单挑）和英名。
然而对于张飞的死，就连罗贯中也仅仅只是进行了加工扩写，却并没有进行任何改编。这位“当阳桥头一声吼，喝段桥梁水倒流”的猛将，却是在睡梦中死于两个小人的毒手。这种憋屈的死法，可谓是不明不白，甚至死的窝囊，在三国名将的“死法”中，可谓独此一家了。
上图_ 罗贯中（约1330年－约1400年）
受《三国演义》及一系列作品的影响，张飞的形象似乎被定格在“豹头环眼”的粗莽猛将之列，是丝毫没有半点文化艺术细胞，与他那位平时喜读《春秋》手不释卷的关二哥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电视剧中，更是将其刻画成面对关羽的出口成章只能口拙到重复说着“俺也一样”。
然而历史上的张飞却和其刻板印象有着天壤之别。元朝著名画家“元四家”之一吴镇在其所作的《张翼德祠》中称“关侯讽左氏，车骑（张飞封蜀汉车骑将军）更工书。文武趣虽别，古人尝有余。横矛思腕力，繇象恐难如”。认为张飞的书法水平堪称一绝，其手持“丈八蛇矛”的书法功底，还要超过三国的著名书法家曹魏钟繇和东吴皇象。
而明代卓尔昌的《画髓元诠》载“张飞喜画美人，擅草书”。
可见这位“吓破百万曹兵”的猛将，也是位工于书画的文化人，其文武双全的儒将气质暴露无遗。
上图_ 立马铭，相传此铭文是建安二十年（215年），张飞大败张郃后，乘着酒兴，用长矛在宕渠八蒙（也作濛）山崖壁上凿成的
当然，以上的说法也存在很多质疑，大概张飞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以致于对于这些反差太大的提法自然不能让人认同。
应该说，历史上的张飞不是一个只知道打打杀杀的粗莽汉子（后来拍摄的某版三国电视剧就是将张飞的形象彻底“李逵化”）。比如在刘备称帝后封赏张飞“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时，还在诏书中对三弟寄语“以君忠毅，侔踪召虎”。
召虎是西周时期的精明强干又忠心耿耿的朝廷重臣，还是著名的“共和行政”的“双男主”之一（另一位是周定公）。可见，刘备是把张飞当成召虎这样的“国士”来看待的，而不是只将其看成一个有勇无谋的“莽夫”。
上图_ 张飞的戏曲脸谱
而另一个例子则是张飞的性格特点。
《三国志》记载张飞是“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这和关二爷“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见，张飞是喜欢和饱读诗书的君子们来往的，对他们也很尊敬，而对文化素质不高的底层官兵他是瞧不上眼甚至是不体恤的。这一般在有“儒将”风范的将领中才有如此表现。而如果张飞仅仅只是一个“大老粗”，应该不会是这么一种行事风格。
上图_ 《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
对于张飞的这种性格，“打了一辈子仗”的大哥刘备自然是看在眼中，他对自己这个三弟语重心长的表示“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
刘皇叔看问题的格局和角度自然不一样。这个三弟平时对部下粗暴虐待，之后又继续让这些人在身边继续干活。可问题在于，张飞打过骂过他自己跟没事人一样，但这些被打被罚的人，心里能跟没事人一样吗？还让这些人继续在“左右”，岂不是埋下了定时炸弹？只可惜，大哥的逆耳忠言，三弟张飞是完全听不进去，这也为未来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上图_ 94版《三国演义》剧照--张飞鞭打士卒
对于张飞的死，史书上记载的很简练“帐下将张达、范强杀之，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可谓一笔带过，这当然也是很多史书的共同点。而为什么这两位要杀死张飞，则没有交代。
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写到两位部下（演义中则是张达、范疆）因为无法按照张飞的要求在三天内为全军置办为关二哥报仇需要白盔白甲的行头，而张飞在一顿鞭打之后又表示如果完不成任务就死路一条，因此走投无路又不想白白送命的张范两人就趁张飞酒醉暗害了其性命。
可以说，这个扩写（不是改写）在合乎史实的同时，也合情合理。
上图_ 刘备（161年－223年）
而张飞的死讯传到刘备的耳中，据《三国志》记载这位大哥也只是叹了一句“噫！飞死矣”。看样子，大哥对三弟这个结局并不感到意外，也只能是一声叹息吧！
一向“骄于士大夫”从而看不起“白面书生”陆逊的二哥关羽，结果被这位书生的谋划所反杀，最终败亡。而一向“不恤小人”的三弟张飞，则最终也是被小人所暗害。这对“情深似海”的“结义兄弟”的最终结局也几乎如出一辙，也似乎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上图_ 张飞（？—221年），字益德，涿郡（今河北保定涿州市）人
可见，你所轻视和无视的人，也许有一天，会成为你的命中克星，这一点，即使是“万人敌”的关羽、张飞，都无法幸免。
参考资料：
［1］《三国志》，西晋，陈寿著
［2］《三国演义》，明，罗贯中著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
“风动心摇树，云生性起尘。若名今日事，味却本来人。”这句诗出自《五灯会元·卷二》。
当你感觉到风的动姿婀娜，那是你的心起了波澜，使树木也感到飘逸；当你看到天边的云袅袅婷婷，那是由于你的灵魂不再宁静，蒙上了一层尘埃。如果总是把心思放在周围无关的事物上，那么距离你迷失本心也就不远了。
光是这句诗，就足以显露出佛学的奥妙。而佛教，也可以说是在中国最为常见的一种宗教，也是我们国家中信仰此教的人数最多的一种宗教。
然而，大多数人只是领略到了皮毛，甚至只是断章取义，就以为自己领悟了佛教的精髓，殊不知，世界上却存在着一些人，不惜用自己的一生，去践行佛教的清规戒律。
而释觉定老师公，便是其中之一。也正是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释觉定的俗名叫做陈多兴，相传在他只有五岁的时候，曾受到过一位化斋僧人的引渡，那个僧人认为他很有灵性，跟佛学很有缘分。而缘分这东西，在佛教里更是可遇不可求的珍贵之物。听罢，释觉定的母亲便带领他去到了五公里外的塔那庵烧香。
后来到了十四岁，释觉定对佛学的兴趣就完全地凸显出来了。他不仅对经书爱不释手，甚至到了手不释卷，废寝忘食的地步，而且还总是无师自通，自己便能顿悟其中的许多奥妙。
然而那时，时机还不够成熟，直到他十六岁那年，他才得以开始跟随师父学习更加深入的佛学。
然而母亲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他便只得白天在家照顾母亲，晚上才急匆匆赶到寺庙里拜经诵佛，这样的日子持续着，直到母亲去世。母亲离世后，他便踏上了云游礼拜佛学圣地的征途。
一路上，他乐善好施，也帮助了许多人，直到他最后到达了安徽省安庆市的金龙山。并决定在那里安定下来，潜心修炼。
到头来，究竟是他选择了皈依佛门，还是佛教选择了具有灵性的他？这想必和那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许，牵连着他和佛教的深刻羁绊，是机缘。
十四岁的时候，释觉定开始接触佛学，并为之深深着迷。但由于家中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必须一边顾及母亲的健康状况，一边再认真研读佛经佛学。于是，他白天在家照顾母亲，晚上赶五公里的路，去到寺庙中，深究佛学。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
后来有一天，他的母亲变得奄奄一息，生命垂危，几乎马上就要离开人世。这令内心十孝敬母亲的释觉定，感到心痛不已，开始到处为母亲寻医问药，终于在知情人士嘴里听说：割股可能会奏效。急于救母的释觉定，完全顾不上想太多，二话不说，就切下了自己左手上的一块肌肉，熬汤给母亲喝。
也许是佛祖被释觉定的孝心给打动，母亲喝下用释觉定的肉熬下的汤之后，病情竟然奇迹般地好转了。这个故事在当时广为流传，不知不觉中，铸成了一段佳话。
而在这之前的数千年，人们也流传着佛祖割肉救鹰的传说。由此观之，释觉定的博爱，也将像佛祖一样，感动着千千万万个后来人。
在安徽安庆太湖县居住的居民们，大都喜欢称释觉定为“老师公”，因为这是当地人对虔诚信佛，苦心修炼的老僧人的尊称。
老师公是个和蔼可亲，慈眉善目的人，他常常满脸堆笑，接待着络绎不绝的香客。也经常乐于帮助别人，乐善好施，被许多人称为“活菩萨”。
从五岁开始就与佛学结下深厚的缘分，现在的释觉定，已经八十三高龄了，仍旧每日苦心修炼，恪守着佛学的清规戒律，虔诚笃信。
一生清贫的他，有着一件穿了足足有四十三年的百衲衣，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所指的和尚的“袈裟”，而袈裟往往是圣贤才有的标志，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佛学的造诣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释觉定一生节俭，除了那件穿了四十三年，打满补丁的百衲衣外，他的雨靴也伴随他走过了几十年的岁月。
他的饮食清淡，不食油盐，菜都是用清水煮熟，直接食用的，吃的是真正的粗茶淡饭。光是这一件事，他就能坚持63年，从一个发丝乌黑的青年，一直坚持到满头青丝到老者，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除此之外，他修筑正觉寺也是一段佳话。有一天晚上，他梦见了观世音菩萨托梦给他说，这里从前有座庙。第二天，他仿佛是受到了什么东西的感召，脑海里牢牢地记住了这个梦，并开始筹备，决定拼尽全力去建好这座庙。
他先是用自己这几十年化缘得来的钱，请当地有关部门把地基建好。
这以后，他便开始了长达多年的艰苦劳动：仅凭一己之力，在无数个黑夜里，把山下的一砖一瓦，用扁担扛上山路，再靠自己，一点点地搭建起这座寺庙，并在修建好之后，将这座寺庙命名为正觉寺。
在他四十七岁那年，又在寺庙的旁边修筑了青砖窑和瓦窑。他很勤劳，闲不下来，于是一边修建寺庙，一边种地，就这样，他把原本光秃秃的山头，修葺地饶有灵气。空暇时间里，常常有一些香客有事相求，他也常常满脸堆笑，耐心而又热情地为他们解决困惑。
除此之外难能可贵的一点是，释觉定从不杀生。庭院里看到幼小的虫子，他等待虫子自行爬走；夏天，他不允许自己的徒儿点蚊香，更不能用手拍打蚊子……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因为他相信：万物皆有灵性。
释觉定是佛教的坚定践行者，一生恪守清规戒律，从不杀生，不食肉糜，63年不进油盐，一心向佛，一生勤俭节约，衲衣穿了四十三年，竟舍不得换，上面早已打满补丁。他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了，何为慈悲之心，何为大智若愚。
而对比其他的一些所谓“佛学机构”，却是充满了乌烟瘴气，逐渐失去了本心。如若真心信佛，便应坚定不移地去遵守佛学的约束，明白出家人就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是利用佛学来掩耳盗铃，哗众取宠，最终落得作鸟兽散的下场。
在这个越来越浮华的世界，像释觉定老师公这样，一生向佛的虔诚信徒，已经寥寥无几了。实乃可悲。但也正是因为像老师公这样的存在，使得人们仍心存信仰，并有足够理由相信，世界仍然是美好的，在世界的一隅，仍有人不断坚守，只为最初的信仰。
毛主席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他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同时也是笃志好学、博览群书的一生。他酷爱读书，读起书来，简直入迷，把读书学习视为生命。
毛主席常说：读书治学没有什么捷径和不费力的窍门，就是一要珍惜时间，二要勤奋刻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毛主席从少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有浓厚的读书兴趣，而且他的读书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来愈强烈。
在革命战争那些岁月里，毛主席千方百计找书读，尤其是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就是在1932年4月红军打漳州时收集到的。
他非常珍惜这些译本，长征途中在患病的时候，还躺在担架上读。经过万里长征，书虽然破旧了，但他仍爱不释手，在延安还是经常反复地读。
在毛主席的存书中，有一本普列汉诺夫著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他于1945年12月24日收到这本书后，第二天就读了11页，第三天读到27页；27日到29日，虽忙于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但仍读了14页……就这样，一本300多页的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读完了。
由此可见他的勤奋读书的精神。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岁月，毛主席身负党和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利用饭前饭后、节假日、旅途中的间隙，甚至上厕所的片刻时间读书。
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在开会的20多天中，他为了不耽误读书，就在办公室里吃饭。
吃饭时，他把面前的文件、书刊往旁边一拨，端起饭就吃。还没有等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就又全神贯注地工作或学习起来。
有一年夏天他在武汉，虽天气炎热，但他仍秉灯夜读，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拿来毛巾请他擦一擦，他风趣地说：“看来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汗水，学到了知识！”
毛主席想方设法挤时间读书，特别注意珍惜时间。
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对问题的深入了解。”
他曾经对旧日的同窗朋友萧三说：“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
毛主席最不喜欢有些人在业余时间里把精力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
他说：“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在业余时间，毛主席总是废寝忘食地读书。读书忘记睡觉，读书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鲁迅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是有的。”毛主席就是这样挤时间读书学习的。
毛主席读书十分注意持之以恒。
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作过一幅有关读书的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毛主席自己就“贵有恒”，一生从未间断过读书生活。
他在晚年，身体衰老了，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精神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欲望不见低落。
在患白内障之后，他的视力极弱，只能用放大镜一点点看书，或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1975年，眼睛作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他又开始了大量的读书活动，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压时，仍是手不释卷，真是读书成癖。
毛主席说过：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好比在暗沟中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的。
所以，他在读书学习上始终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他一生从末间断读书生活。
毛主席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读书学习不止的人。
直到临终前一天他仍然在关心国事，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
他最后要看一本有关日本三木首相的书。
据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周福明回忆：1976年9月8日，毛主席已进入弥留之际，医生不断抢救，他反复陷入昏迷状态。即使如此，每当他清醒过来时，他还是要书看。
他讲要一本书，但他语言含糊、声音微弱，连最能听懂他的话的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着急了，示意给他拿过纸和笔来，在纸上写了“三”字，然后又用手敲敲床，周福明猜是和“三木”有关，轻声问：“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书？”
他默默地点点头。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危的毛主席仍关切地注视着日本局势的变化。
当秘书找来有关三木的书读了几分钟，他又昏迷过去了。这是毛主席读的最后一本书。
毛主席读书，长期以来养成了“不动笔不看书”的习惯，这是他从他的教师徐特立那里学来的。
从青年时代起，毛主席在读书时，就总是作出各种读书标记，画着“△、○、—、?”等符号，很多地方圈旁有圈，杠外加杠。
这些符号反映了他对某个观点的欣赏、赞同、怀疑、反对、不解或深思。
为了便于查找，他还在有些书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写下自己所需要的目录。毛主席还特别爱写读书批注。这些批注，少则一个字、两个字，多则写上几百字甚至上千字。
有的是读书时心有所想，情有所感，言有所论，信手写下的思想片断，有的是联系实际，概括和总结出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具有很高的理论、学术价值。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主席哲学批注》一书，记载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张贻玖的《毛主席书房》和《毛主席读史》，详细介绍了毛主席读马列著作和读史所作的批注情况。
这些批注和符号，体现了毛主席读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不动笔墨不看书。”
毛主席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
他在1957年10月2日给秘书林克的信中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
毛主席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
当然，毛主席读书也是有所侧重的、有所偏爱的。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
毛主席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而酷爱读马列著作。
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有目的地读，认真反复地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地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毛主席多次指出，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认真读书，坐下来，钻进去，不能像看小说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而要一句句、一段段地认真思考，用心领会，三复四温。
几十年间，毛主席阅读了大量的马恩列著作，不仅有全集、选集、专题文集、单行本，而且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史学等专著。
对《共产党宣言》一书，毛主席第一次读到它是1920年来北京的时候，以后他是经常阅读，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他几乎全能背下来。
1939年底，毛主席在延安时，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所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被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
对《资本论》一书，早在延安时他就用心读过，毛主席于1954年又一次阅读了。
当《资本论》于1956年再版，1968年分成7册以大字本印出时，他先后都选读了若干篇章。
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一边读，一边在书上做标记。
毛主席对鲁迅的著作也很有兴趣。
1938年8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毛主席对这套书十分珍爱。他行军、转移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
1949年出国访问时，也随身带着几本，一有空就读。
从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新版的《鲁迅全集》。毛主席对这套新的全集也十分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
1961年，毛主席在江西的一段时间，也把《鲁迅全集》带在身边。他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了解得最深，他在自己的著作、讲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
毛主席说自己的心同鲁迅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1975年8月，他重病在身，还用颤抖的手在全集线装本第5卷第5分册的封面上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此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毛主席非常高兴地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毛主席还爱读历史书籍。
他的历史知识是很渊博的。特别是中国历史，仅《资治通鉴》他就读过17遍。
4000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曾从头到尾读过，其中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而且还作了许多圈点、勾画和批注。
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
毛主席读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古为今用”。
1956年，他在同音乐工
他一贯提倡，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优秀遗产，为现实的斗争服务，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过去。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都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引为借鉴。
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说：“毛主席‘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
毛主席还爱读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杂书。
这也是他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习惯。《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各种版本，他差不多都读过，有的还读过多遍。毛主席最推崇《红楼梦》，他读了多遍，从其中挖掘出有价值的内涵加以发挥利用。
在诗词方面，自《诗经》以下，中国历代的诗词、曲赋，他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他比较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尤其是喜爱读“三李”(唐朝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
毛主席平时还广泛涉猎历代纪实性很强的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这类“杂书”，如《智囊》，《笑林广记》等，他都读过，《容斋随笔》一书他还反复多次读过。
毛主席在阅读大量古籍的过程中，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有如此渊博的知识，在近现代革命家中是不多见的。
毛主席曾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
他读过哥白尼、布鲁诺、坂田昌一、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等科学家的重要著作和许多自然科学刊物。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他反复读过多遍。在50年代后期，他还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书籍。
1958年9月，张治中与毛主席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上，毛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方面的书。
张治中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
毛主席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
学英语，也是毛主席读书生活的一部分。
为了能直接读懂马列的外文书籍，在延安时期，他就自学过英语。解放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他学习英语的兴趣更浓了。
他学习英语不怕困难，每次外出总带着字典学习英语政治书籍。无论在火车上、飞机上，他都坚持学习。
有一次，毛主席乘飞机到外地去，他在客舱中朗读英语单词，一个词连续读十几遍。服务员见他这样认真，便走到他身边问道，“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学习外国语言?”他回答说：“这是斗争需要啊!”
毛主席一生博览群书，我们从他的存书和借书的情况，就可以窥见其一斑。
他在中南海的个人藏书近10万册，主要的是这么几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集与选集
第二类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各种教科书和理论书籍
第三类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
第四类是各种中国古书，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均是一部分)这样的类书、丛书到各代笔记体小说、随笔，从诗词、文论到市井笑话集
第五类是中国近现代的一些名著，如《鲁迅全集》、《革命军》等；第六类是工具书。此外，还有一些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
但仍不能满足他的读书需要，全国解放后，他还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借书，用以学习和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进城以后至1966年9月，他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用各种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
在他的遗物中，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毛主席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可见，毛主席读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很惊人的，可与其相比的大学问家也不多。
毛主席一生热爱读书，勤学知识，这一点值得我们牢记与学习！
一文中描述了罗荣桓喜欢读书，学习不止的故事。开辟抗日根据地时，罗荣桓的小皮箱里除了一瓶药之外其余都是书。文中记述：
幼年时代的罗荣桓就酷爱读书，不仅在学校里专心致志，而且只要一有空闲便手不释卷。11岁那年一个炎热的中午，罗荣桓独自一人，坐在池塘边一棵柳树上聚精会神地看书，由于他精力过于集中，不小心竟跌进池塘里，弄得浑身湿透。家里人和四邻八舍知道后，便称他“书呆子”“书迷”。对此罗荣桓并不屑置辩，依然孜孜不倦地攻读，从书中寻找自己的乐趣和立身处世的道理。刻苦的学习，使罗荣桓在小学期间就以勤学好思而闻名全校，小学老师夸赞他是一个有远大前途的学生。参加革命之后，无论工作、军务多么繁忙，罗荣桓都不改如痴如醉的读书嗜好。他常说：“不认真读书，是要受社会这把‘戒尺’惩罚的。”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残酷的环境，使得书籍
1932年，红军打下了漳州城。时任红一军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进入漳州之后，公务之余的第一件事就是逛街买书。然而那时每本书动辄大洋一元，这使仅有两三块零花钱的罗荣桓望而却步，实在不敢问津。无奈他只得光顾旧书店，打起了每本一二角钱的旧书的主意。结果最后倾囊而出，高兴地买了一摞旧书。并且从此之后，一有空闲就流连书店，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看不花钱的书。罗荣桓非常珍爱书籍，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决不轻易舍弃。1939年2月，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奉命带领部队由晋西进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行前罗荣桓将一只小皮箱交给政治部秘书携带，反复叮嘱说，“路上要小心，轻装时别的东西可以不要，但千万不能把小皮箱搞丢了”。秘书以为里面一定存放着什么贵重的东西，后来到目的地打开一看，除了一瓶药之外其余都是书。其中一本油印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稿，字迹已模模糊糊，书角也都起皱了，许多地方满满地写着罗荣桓的圈点批注。秘书深深地被罗荣桓惜书如金、勤读不辍的精神感动不已。
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工作异常繁忙，艰苦的斗争环境使他又患了严重的肾炎、心脏病等疾病，即使这样，他也不放松读书学习，勇于攻关。后来，严重的疾病使罗荣桓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行军打仗，再加上眼睛深度近视，看书很不方便，他就让别人把小册子读给他听，还边听边同大家研究讨论。周围的同志常常劝他身体好些再学习，可每次罗荣桓都是意味深长地说：“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真理。革命的形势发展这样快，我们不抓紧学习怎么能行？否则，就会被前进的历史抛在后面”。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带病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主席等要职，为新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军队政治工作的开拓和发展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罗荣桓带病坚持繁重工作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极大关注，为此毛泽东特意嘱咐罗荣桓要注意身体，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对于党的亲切关怀，罗荣桓非常感激，之后他更加珍惜时间，争分夺秒地工作和学习，最后沉疴使得他不得不于1960年代初几次住进医院。在医院里，医生劝说罗荣桓要静卧休息，不能看书或写东西。可是罗荣桓总是不顾医生的劝告，趁着公务少一些，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他对医护人员深怀歉意地说，“我是个不会休息的人，在娱乐方面没有什么爱好，这是一个缺点”。并且，他带着商量的口气对医护人员说道：“我的愿望就是多读一些书，请你们满足我这点嗜好吧。”在住院期间，罗荣桓凭着顽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认真完整通读《毛泽东选集》多遍，并作了大量读书笔记。有时候病情严重，眼睛看不清东西，他就让夫人或子女读给他听。
一文中描述了罗荣桓喜欢读书，学习不止的故事。开辟抗日根据地时，罗荣桓的小皮箱里除了一瓶药之外其余都是书。文中记述：
幼年时代的罗荣桓就酷爱读书，不仅在学校里专心致志，而且只要一有空闲便手不释卷。11岁那年一个炎热的中午，罗荣桓独自一人，坐在池塘边一棵柳树上聚精会神地看书，由于他精力过于集中，不小心竟跌进池塘里，弄得浑身湿透。家里人和四邻八舍知道后，便称他“书呆子”“书迷”。对此罗荣桓并不屑置辩，依然孜孜不倦地攻读，从书中寻找自己的乐趣和立身处世的道理。刻苦的学习，使罗荣桓在小学期间就以勤学好思而闻名全校，小学老师夸赞他是一个有远大前途的学生。参加革命之后，无论工作、军务多么繁忙，罗荣桓都不改如痴如醉的读书嗜好。他常说：“不认真读书，是要受社会这把‘戒尺’惩罚的。”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残酷的环境，使得书籍
1932年，红军打下了漳州城。时任红一军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进入漳州之后，公务之余的第一件事就是逛街买书。然而那时每本书动辄大洋一元，这使仅有两三块零花钱的罗荣桓望而却步，实在不敢问津。无奈他只得光顾旧书店，打起了每本一二角钱的旧书的主意。结果最后倾囊而出，高兴地买了一摞旧书。并且从此之后，一有空闲就流连书店，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看不花钱的书。罗荣桓非常珍爱书籍，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决不轻易舍弃。1939年2月，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奉命带领部队由晋西进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行前罗荣桓将一只小皮箱交给政治部秘书携带，反复叮嘱说，“路上要小心，轻装时别的东西可以不要，但千万不能把小皮箱搞丢了”。秘书以为里面一定存放着什么贵重的东西，后来到目的地打开一看，除了一瓶药之外其余都是书。其中一本油印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稿，字迹已模模糊糊，书角也都起皱了，许多地方满满地写着罗荣桓的圈点批注。秘书深深地被罗荣桓惜书如金、勤读不辍的精神感动不已。
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工作异常繁忙，艰苦的斗争环境使他又患了严重的肾炎、心脏病等疾病，即使这样，他也不放松读书学习，勇于攻关。后来，严重的疾病使罗荣桓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行军打仗，再加上眼睛深度近视，看书很不方便，他就让别人把小册子读给他听，还边听边同大家研究讨论。周围的同志常常劝他身体好些再学习，可每次罗荣桓都是意味深长地说：“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真理。革命的形势发展这样快，我们不抓紧学习怎么能行？否则，就会被前进的历史抛在后面”。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带病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主席等要职，为新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军队政治工作的开拓和发展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罗荣桓带病坚持繁重工作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极大关注，为此毛泽东特意嘱咐罗荣桓要注意身体，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对于党的亲切关怀，罗荣桓非常感激，之后他更加珍惜时间，争分夺秒地工作和学习，最后沉疴使得他不得不于1960年代初几次住进医院。在医院里，医生劝说罗荣桓要静卧休息，不能看书或写东西。可是罗荣桓总是不顾医生的劝告，趁着公务少一些，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他对医护人员深怀歉意地说，“我是个不会休息的人，在娱乐方面没有什么爱好，这是一个缺点”。并且，他带着商量的口气对医护人员说道：“我的愿望就是多读一些书，请你们满足我这点嗜好吧。”在住院期间，罗荣桓凭着顽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认真完整通读《毛泽东选集》多遍，并作了大量读书笔记。有时候病情严重，眼睛看不清东西，他就让夫人或子女读给他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