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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三国时期一直是后人比较热衷追寻的古代历史，受到后世四大名著的影响，即便是小孩子也能说出三国时期的经典故事：草船借箭、火烧赤壁、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等等，虽然这些故事和正史有些许的出入，但却能够为我们描绘出那一时期的基本图景。
那是皇权旁落的时代，整个天下大乱，所有有权势的封疆大吏都想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为争夺领土获取资源相互功伐，最终有三方势力生存了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魏、蜀、吴。
其中历史上的东吴根基是江东六部和长江天堑，这些巨大的优势宛如是天降神兵一般帮助孙权，敢于与其他两方势力拼个你死我活。那历史上的江东六郡到底是指那些地方呢，为什么能给孙权这么大的底气？
和魏国的开创者曹操、以及蜀国的开创者刘备相比，孙权能够领导东吴几乎没有历经任何坎坷的道路，就好像是父辈已经为他打下了三分江山，又培养大批治国重臣、功伐将军为他保驾护航。
以至于后世有人调侃，哪怕是扶不起的阿斗出生在东吴，也能安稳的当上一辈子的太子。
东吴最早期的基业是由孙坚去打下基础的，他曾参加讨伐黄巾军战役以及讨伐董卓的战役，后与刘表作战时不慎身亡。
孙坚死后，其子孙策借助父亲在军中的巨大威望开始召集旧部，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攻占了整个江东地区，向江东地区的诸侯王朗、严白虎等都被打跑了，江东六郡合计八十一州就这样成为了孙策管辖的领土。
可惜孙策也是个英年早逝的英雄，他临死前将手中的基业尽数交给兄弟孙权，文臣中命顾雍、张昭、鲁肃、吕范等重臣全力辅佐，武将中有周瑜、吕蒙、陆逊、黄盖等保家卫国。
就这样，孙权拿到了天胡开局的底牌，不用费太大的心思就能稳定基业。
后来三国时期彻底到来，弱小的诸侯被强大的诸侯吞并，连带着领土和资源被迫拱手相让，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老实说虽然孙权没有孙策那般雄主的气概，但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庸主；在联合刘备抗击曹操的事业上，孙权做出了非常正确的决策，为东吴的外部欢迎营造了近大10年的安全时间。
直到吴国和蜀国的联盟破裂，在夺去荆州一事上大打出手，不过后来夷陵之战又给了孙权喘息的机会，他们打赢了，蜀国在这场战争中元气大伤，刘备在白帝城去世，这位曾经的盟友再也无法威胁到东吴的地位了。
公元229年，孙权在江东六郡的基础上称帝建国，史称“东吴”，虽然东吴后来被魏国吞并，但不可否认的是孙权掌权期间内国家大都顺风顺水，未曾经历过太大的战乱。
这一方面是长江天堑赠送给东吴的天然屏障，另一方面则是江东六郡源源不断的经济
那么问题就来了，当年孙策打下的江东六郡到底是哪块儿风水宝地，竟然能让孙权在这片资源的基础上“坐享其成”几十年呢。经过了千年的历史变迁，我们现在印象中的江东和三国时期的江东在区域上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像我们现在称呼的江东大都是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划分，到江西九江这一带一直往东南偏移，大概也就是安徽和江南一带。
可这并非是三国时期的江东面积，如果按照那个时候的划分标准来看，长江都是向着东北方向倾斜流淌的，以长江为界，往东南方向走就被称为江东地区。
那这江东六郡具体是哪些城市呢？以现在的城市区域为参考，他们分别是苏州、绍兴、南京、南昌、泰和以及潜山。江东当年最核心的两郡是吴郡和丹阳郡，也就是现在的苏州和南京。
看到这里大家想必都恍然大悟了，作为江苏省最富饶的两个地区，苏州和南京一直都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龙头城市。
这便是当年孙权能够位列三国的经济基础，这两块儿风水宝地在当年也是极为富饶，沃土千里，雄兵盘绕。尤其是丹阳郡是东吴的行政和政治中心，自孙权开始后续多少帝王都将国都定在这片地域，这也是南京成为“六朝古都”的开端。
此外，江东六郡的其他四郡也都颇具实力，以会稽郡（现浙江绍兴）为例，北至江苏、南抵福建，疆域辽阔，在当年可是足足有15个县那么大，这里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典型地貌，也是当时东吴最大的粮仓。
曹操那边还在一点点吞并诸侯的土地，企图从他们的牙缝里抠出一点儿资源出来；可那些东西在孙权出生时就已经全部拥有了，天选之人的称号绝不是浪得虚名的。
不过后来的结果我们也知道，后来曹操死后，晋武帝下令分六路大举伐吴，东吴方面上下离心，疏于防备，无统一对策，最终导致战争失败，东吴亡国。
这个天下最终是被晋朝给掌握；曹操一生戎马吃尽了苦头，到头来他的儿子曹丕开创的晋朝成了最大的赢家。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去感叹一句：运气好虽然能够过得舒服，但却未必能笑到最后，东吴就是最好的例子。
董铁柱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越王勾践。一提起勾践，大家就会想到他卧薪尝胆、复仇吴国的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刻苦自励、艰苦奋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给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进谏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品读《吴越春秋》，就会发现勾践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们成了两个说谎大师——在赵晔的笔下，勾践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说谎才获得成功的。事实上，说谎的又何止是他俩！从创立吴国的太伯到篡位谋反的阖闾，从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绿叶的渔父，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几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谎。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怎样说谎？赵晔对说谎浓墨重彩的描写又体现了他对哪些问题的思考？换一种角度解读吴越争霸，多一种视角理解这段历史！
也许有人会说，将勾践和夫差的合而为一多少有点牵强。但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很多看似相反的角色，的的确确是共存的。例如奴仆和君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在勾践身上获得了统一：当勾践说谎之时，他向夫差展现的是奴仆的身份，但是对于那些越国的臣子来说，勾践依然是他们的越王。那么，不会说谎的夫差到底有没有说谎的基因呢？吴国的先王们用自己的选择告诉我们，夫差身上绝对可能同时具有说谎和不说谎两种遗传因子。
古公和太伯：说谎的先王们
在《吴越春秋》的第一章《吴太伯传》中，赵晔告诉我们吴国之所以建国，就是由于其创始人太伯的说谎，而太伯的说谎则源于其父亲古公的掩饰。换言之，没有说谎就没有吴国。赵晔说：
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荆蛮义之。
这的的确确像是一个传说，但显然是一个精心雕琢过的传说，处处充满了说谎的痕迹。首先是古公并没有直接对儿子们说自己要把王位传给谁，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其次，太伯和仲雍对父亲的掩饰做了相应的回应，在父亲生病之时找了借口远赴荆蛮——采药之说毫无疑问称得上是一个谎言。最后，太伯和仲雍在荆蛮还用“断发文身”来掩饰自己的身份，“示不可用”表明他们其实是“可用”的，但是要给当地人看起来“不可用”的样子，这当然也属于一种伪装。
赵晔的叙述清楚地告诉我们，吴国的创建就是靠的谎言——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善意的谎言。那么，为什么古公、太伯父子都不愿意直接交流，而是喜欢用说谎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想法呢？作为读者，我们看到古公有三个儿子而偏爱小儿子时，很自然地会觉得他是一个偏心的父亲；然而，看到古公是在为兴王业而作此打算，又会理解他身为君王所做出的选择。很显然，对于古公来说，父亲和君王这两个角色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作为君王，他想要把王位传给未来的圣王；而作为父亲，他应该对儿子们一视同仁。因此，作为父亲的古公不能够直接告诉太伯和仲雍他心中所想。为了在两个角色中保持平衡，古公不得不掩饰真实的想法，由此而获得了后世的赞赏。最终周朝和吴国的建立成为了其说谎的最好回报。
同样，太伯和仲雍也既是儿子、兄长与臣子。作为儿子，他们应该在父亲面前尽孝；作为兄长，他们应该和兄弟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作为臣子，他们应该优先考虑君王的事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们直接告诉古公自己愿意把王位让给季历，就会将自己的父亲和弟弟置于尴尬的境地；如果他们坦率地说自己前往荆蛮只是为了让贤，那么也会背上不孝的恶名。因此，他们选择假托为病重的父亲采药而远走，既保持了孝，又不影响忠，可谓是完美地解决了角色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在古公去世后，太伯和仲雍返回了岐山参加葬礼，之后再赴荆蛮，更是表明他们希望在儿子、兄长与臣子之间做到平衡。作为儿子当然要不远万里参加父亲的丧礼，但是如果从此就留在岐山，那么也会对新的君王、他们的兄弟季历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压力。因此他们才获得了世人的肯定。“荆蛮义之”这一总结非常重要，“义”表明他们的说谎得到了世人的正面评价——也让我们想到了孟子所谓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适”，而“荆蛮”则表示出于这一目的的说谎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即使蛮夷也不例外。
更值得注意的是，太伯和仲雍在成功解决原有角色冲突的情况下，获得了新的角色。在荆蛮之地，太伯和仲雍原本是客。当地的一切习俗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而如果他们不融入于其中则很可能无法适应和生存。因此，他们通过断发文身来掩饰自己的身份，希望以“假”荆蛮的身份而不引起当地人的注意，并最终成为真正的荆蛮。在这一过程中，说谎令他们的身份由假变真。在成为真正的荆蛮之人后，太伯又被拥立成为了吴国的君王。因此，说谎最终使他们完成了从客人到主人的转变，获得了全新的身份。这意味着说谎在隐藏身份的同时，不但会真正地使想要隐藏的身份消失，而且会使原本虚假的身份成真。从这个意义来说，赵晔的叙述让我们想起了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名言，“说真话只是在重复过去，而说谎才可以创造未来。”不过赵晔告诉我们，说谎不但可以创造未来，而且可以创造“真实”。
古公、太伯和仲雍之间的配合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父子相隐”。“父子相隐”是《论语》中最著名的关于谎言的对话。《子路》篇说：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是一个有趣的画面，简单来说，就是叶公和孔子对直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叶公认为当父亲偷羊时，儿子向失主证明父亲的行为，这样才是“直”；而孔子则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父子互相隐瞒不说实话才是“直”的体现。历代学者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解读，而对于我们来说，这首先是一个角色冲突的问题，也是一个角色轻重的问题。当社会上的角色和家庭中的角色有冲突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扮演好家庭中的角色。
同样，为了尽可能地避免角色的冲突，扮演好父亲和儿子的角色，古公、太伯和仲雍选择了“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关于社会角色的定位与冲突，孔子与孟子都有所阐述。“正名”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之一，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表明不同的社会角色应该有相应的社会责任与义务。而孟子则以舜为例，深入地探讨了这些角色冲突所造成的问题。在《孟子·尽心上》中，弟子桃应问孟子：“舜是天子，皋陶是掌管法律的士，如果舜的父亲瞽叟杀了人，会怎么办？”很显然，舜的天子角色与儿子角色产生了冲突。孟子认为舜首先要对“杀人”的问题做出抉择——舜说：“执之而已矣。”根据汉人赵岐的解释，舜的意思是皋陶该抓就抓。桃应接着问：“那样的话，舜难道不会阻止吗？”言外之意是，自己的父亲被抓，作为孝子的舜难道不应该有所行动吗？孟子说：“舜怎么能够阻止呢，对皋陶来说那可是职责所受。”桃应又接着问：“那接下来舜又会怎么做呢？”看着舜被置于两难之境，孟子给出了最终的答案：“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在孟子看来，大孝荣父，比天下更为重要；而太伯和仲雍的选择也符合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遵从父亲的决定远比王位本身更重要，即使父亲并没有亲口对他们说出他的要求和想法。
可以说，说谎是吴国的传统，甚至可以说是立国之本。想来夫差也不会不知道祖上的故事，因此他的血液中也流淌着说谎的本能。那么，为何夫差又会有有话直说的习惯呢？如果说没有说谎就没有吴国，那么不是有话直说的话，也可能就没有夫差的王位。他能够当上吴王，或多或少是由于其曾祖寿梦的有话直说。
寿梦：有话就要直说
当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临终之前，所遇到的情况与其先祖古公非常相似。寿梦有四个儿子：“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由于幼子季札贤能的缘故，寿梦想要立他为太子，并且向儿子们直接说了他的想法。季札辞让说：“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于是寿梦对诸樊下令说：“我欲传国及札，尔无忘寡人之言。”诸樊回答说：“周之太王知西伯之圣，废长立少，王之道兴。今欲授国于札，臣诚耕于野。”寿梦还是不放心，继续叮嘱说：“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国以次及于季札。”诸樊再次回答说：“敢不如命？”
寿梦去世后，他的遗愿并没有被实现。寿梦反复叮嘱诸樊要把王位让给弟弟季札，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季札坚决拒绝即位。季札的拒绝间接造成了吴国最后的内乱。诸樊在不得不继承王位，临死前将王位传给了余祭，余祭同样把王位传给了余昧，但是余昧死后季札仍然不愿意为王，于是余昧之子成为了吴王僚，引发了诸樊之子公子光的不满。公子光在伍子胥的帮助下刺杀了吴王僚，遂成为吴王阖闾，阖闾将自己的王位传给了夫差，最终导致了吴国在夫差手中被灭。可以说，没有寿梦的直截了当就没有夫差的即位，而吴国最后一系列混乱的源头来自于寿梦对于太子的选择。
和他的先祖古公相比，寿梦的有话直说明显使他没有处理好父亲和君王之间的角色冲突。寿梦和古公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结果却受到了季札的拒绝。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寿梦也许是一个负责的君王，但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作为父亲，寿梦既没有做到对儿子一视同仁，更没有能够信任他的儿子。只有在季札面前，他才保持着父亲的形象。季札的回答清楚地指明了寿梦的问题——为了父子之私而废先王之礼。他反复地叮嘱诸樊不要忘记自己的命令，这表明他对长子缺乏应有的信任。诸樊在回答也以“臣”自称，表明在他眼中，寿梦的角色是君王而不是父亲。相反，古公虽然想要把王位传给幼子，却依然勉力维护着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没有表示出对太伯、仲雍的不信任。因此，古公的选择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而寿梦的选择则带来了灾难。
更重要的是，寿梦的直接交流方式也扼杀了四个儿子处理好角色冲突的可能性。事实上，季札对寿梦的回答已经超出了一个儿子应有的分寸，他的话更像是一位臣子的进谏。同样，长子诸樊所极力做好的也是“臣”这一角色。有趣的是，在孟子看来，对舜来说，更为重要的角色是“子”而非君王，而寿梦的儿子们显然主动放弃了这一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诸樊等人还有一个角色——兄弟。太伯和仲雍通过说谎，巧妙地解决了作为兄长可能给兄弟季历带来的麻烦。相反，诸樊只能直接将王位让给季札，这给兄弟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微妙的影响，为后来的兄弟阋墙埋下了伏笔。
寿梦为何会忘记祖先古公的榜样呢？用其爱子季札的话来说，寿梦此举“废前王之礼”，不符合“旧制”。乍一听季札所说的旧制也许是把王位传给长子，但诸樊的回答却暗示“废长立少”才是他们祖先古公传下来的旧制，因此寿梦传给季札并没有废前王之礼，季札所反对的并不是父亲的废长立少之举。那么，当季札在说旧制时，是否暗示包括谎言在内的委婉表达方是吴国的悠久传统呢？敢废前王之礼的寿梦，也许觉得自己已经把所有的角色都扮演得非常完美，不再需要像古公那样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想法。于是觉得没必要对别人说谎的寿梦其实陷入了对自己说谎的窘境。
当我们说寿梦对自己说谎言时，并不是在说他觉得有话直说是符合道德之举。有学者指出，道德上的假仁假义更多是出于从众的情绪，而不是自欺。如果说道德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识，那么在寿梦看来，他作出与先人古公不同的决定，绝不是为了符合道德，而是为了挑战旧有的习俗。因此，当我们说寿梦在自欺时，说的是他自以为有能力摆脱旧俗。这才是寿梦最大的误判。
阖闾与夫差：学哪位先王
在吴国最后两位国王阖闾和夫差这一对父子身上，可以说正好分别体现了古公和寿梦的区别。阖闾擅长说谎，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公和太伯之风；而夫差则多少有些与寿梦相似，他一反父亲的风格，喜欢有话就直接说。从这一点来看，夫差是对父亲阖闾的彻底反动，也是为了反对父亲的“旧制”。他对伍子胥的质疑，也可以归结为这一点——伍子胥是父亲的旧臣。夫差和阖闾之间对比的强烈程度和寿梦和古公之间的对比可谓不相上下。
然而，阖闾和夫差又与先王们不尽相同。和两位先王相比，阖闾的说谎具有更大的争议性。在夺取王位之前，阖闾和伍子胥合谋刺杀当时的吴王僚；在夺取王位以后，他设下圈套，在闹市中舞鹤，骗得看热闹的百姓不知不觉地跟着舞鹤之人到了滕玉的墓地中，突然关门让他们为自己死去的女儿滕玉陪葬。也许阖闾在说谎这一点上继承了旧制，但是无论对自己的敌人还是臣民，都没有保持太伯所坚持的“义”，他的说谎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
相反，夫差则不但自己不说谎，而且还会相信敌人的话，对勾践怀有恻隐之心。可是，寿梦却是一个连自己长子诸樊都不信任之人，可以说，夫差在自欺上比寿梦走得更远。他一直告诉自己具有统治越国的实力，完全忘记了自己“竞争者”的角色，因而他的相信别人可以说是极度自欺的产物。
于是，赵晔的叙述留给我们多种的对比：寿梦与古公的对比，阖闾与夫差的对比，阖闾与古公的对比以及夫差与寿梦的对比。每一种对比都非常强烈。在这些吴国的君王之中，也许只有最初的太伯才算得上完美。太伯的子孙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不足，以至于让人觉得如果将他们的优点揉杂在一起，方能组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君王。因此，寿梦试图改变旧制而不成功，阖闾和夫差各自效颦而不自知，是否标志着赵晔的一种态度：治理天下的答案，要从先王的说谎中去寻找。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刘威
#历史开讲#提到汉末三国时代，相信绝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都是当时逐鹿天下的众多诸侯，以及在他们麾下施展才华与抱负的无数文臣武将。实际上，除了被史书和演义小说以大篇幅记载与描写的各种精彩战役之外，那个时代还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奇人”。
举例来说，大名鼎鼎的华佗因医术高超、理念超前而被后世尊为“外科圣手”，他曾为曹操诊治头风，但后来也正是被曹操所杀。将目光放在割据东南的孙吴政权，根据《吴录》的记载，当时民间将八位拥有特殊才能的奇人合称为“吴中八绝”。那么，这八人分别是谁，他们都有怎样的过人之处呢？
“吴中八绝”当中，仅有三人被正史《三国志》所记载，他们分别是吴范、刘惇与赵达。吴范生于会稽郡上虞县，汉末时因擅长推算天文历数而被举荐为官，但他来到京城后却正逢天下大乱。没能得到任用的吴范只好回到会稽老家，并在孙权成为江东之主后前去投奔。靠着多次根据吉凶之兆推测出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吴范得到了孙权的器重，也逐渐声名远扬。
根据史书的记载，吴范曾经成功预言刘表身死、刘备取得益州、关羽被擒三大重要事件的具体时间。当初孙权对于撕毁盟约偷袭关羽一事心存疑虑，朝中也以反对声居多，唯有吴范在推算后表示支持，孙权这才决心孤注一掷。黄武五年（226）吴范病逝，由于其长子早丧、次子尚幼，他的术数便从此失传了。
刘惇生于平原郡，为了躲避中原战乱才移居庐陵，并被孙策的堂兄，时任庐陵太守的孙辅奉为座上宾。刘惇擅长占卜之术，每当有水旱灾害发生或贼寇作乱，他都能准确算出时间、地点。久而久之，孙辅及其麾下的将士们都将刘惇奉为神明。
赵达生于河南尹，他少年时期跟随侍中单甫学习，在算出东南有帝王气后，他便只身渡江。在众多术数中，他最擅长的是源自《周易》的九宫一算，史载：“应机立成，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赵达去世后，听闻他生前曾留下著作的孙权甚至发掘其棺木试图寻找，但最终什么也没能找到。值得一提的是，赵达死后还被道教所供奉，成为了六十甲子神之一。吴范、刘惇、赵达三位术数大师去世后，孙权曾悬赏千户侯遍寻精通术数者，但同样是一无所获。
和吴、刘、赵能够通过气象、风水、星象、算数等方式进行推演不同，“吴中八绝”中的宋寿、郑妪则分别以占卜梦境和相面闻名。宋寿擅长为人占卜梦境，也就是所谓的“解梦”，《吴录》形容道：“宋寿占梦，十不失一。”至于郑妪，从名字可以推测她或许是一位姓郑的老妇人，生于菰城的她擅长相面之术，但具体事迹不见于记载。
如果说上述五位的能力或多或少都有些玄乎，那剩下三位的能力就毋庸置疑了。皇象生于广陵郡江都县，在官场上，他曾官拜侍中、青州刺史，但他的政治成就比起他在书法领域的成就可谓不值一提。擅长书法，尤其是章草的他被时人称为“书圣”，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在《书断》中将皇象的章草列为“神品”，并表示他与另一位书圣王羲之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堪称“各造其极”。
皇象善书，而曹不兴则善画。曹不兴生于吴兴郡，据《吴录》记载，他曾奉命为孙权绘制屏风，其间不慎将一滴墨掉在了屏风上，他顺势将这滴墨画成了一只苍蝇。屏风绘制完成呈到孙权面前时，孙权竟然真的以为上面停了只苍蝇，于是尝试用手赶走，由此可见曹不兴绘画水平之高。
许多人都知道我国第一座佛寺是洛阳的白马寺，而第二座，也是江南首座佛寺建初寺在知名度上就要逊色许多了，它修建于东吴赤乌十年（247），是今南京大报恩寺的前身。随着寺庙的建立，孙权命曹不兴为其绘制佛像，后者所绘制的佛像因其技艺精湛而广泛流传，而佛教思想也随之在南方乃至全国范围内传播。因为这份贡献，曹不兴被誉为“佛画之祖”。最后是擅长围棋的严武，他是东吴名臣严畯堂兄弟的儿子，《弈旦》曾记载他道：“有人中龙，则吴之严子卿、马思明，尔时呼为弈圣是也。”
综上所述，“吴中八绝”可谓个个身怀绝技，他们当中有的凭借书法、绘画的特长成为书圣、画祖，有的则以神秘莫测的术数获得孙权的器重，甚至影响了历史进程和天下走势。遗憾的是，关于他们的史料记载相当有限，据此推算，我们所知的历史或许缺失了大量细节，以至于同真实情况相去甚远。
“家住东吴近帝乡，平生豪举少年场”。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皇权旁落他人，连封疆的官吏，都能飞升成为割据一方的霸主，在多方混战之际，曹操、刘备以及孙权突出重围占据了有利形势，由此天下一分为三。
作为我国经典的四大名著之一，《三国》的故事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其中的“关羽温酒斩华雄”、“刘备三顾茅庐”、“曹植七步成诗”，都是家喻户晓的典故。
虽说《三国演义》书本上描绘的故事与真实的历史有诸多出入，但故事的背景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曹操战败于孙刘联军，三国鼎立的局面由此形成。
曹操称帝于220年，国号为“魏”，刘备称帝于221年，国号为“蜀”，而“东吴”建国稍晚一些，公元229年，孙权才顺利称帝。
相比称帝的曹操和刘备的不易，孙权这个帝王要做得更容易些，他之所以能占领“江东六郡”与“长江天堑”，这其中的大半功劳都来自他的哥哥孙策。
只可惜孙策因仇敌的追杀而英年早逝，无法见到“东吴”建国的荣耀，在他死后，弟弟孙权继承了他的爵位，由此江东易主。
那么我们都知道了“东吴”建国的这番波折，也知道“东吴”的根基是江东六郡，那这个“六郡”以如今来看，究竟都是哪里呢？
孙策本有“小霸王”之称，在开辟自己的基业之前，他是跟随袁术四处征战的，他的父亲孙坚从讨伐董卓到讨伐刘表，一再为袁术立下大功，等到父亲去世，孙策便成为了袁术重用之人。
在袁术账下之时，孙策颇得人心，不仅招来众多有志能人，连百姓对他也是十分的爱戴。
虽然起初是奉袁术为主，但随着自己的势力越来越大，孙策便不再愿意屈居于人下，且那时袁术整日沉迷在帝王梦中，也实在不是孙策想继续追随之人，于是他便脱离了旧主，独自开辟基业。
此后孙策先攻打刘繇，成功占领了以南京城为中心方圆百里的丹阳郡，之后又向东攻下了苏州、杭州以及无锡这三座大城为主的吴郡，由此，江东两郡成孙策囊中之物。
而后，孙策又南下成功拿下了会稽城，所掌控的疆土面积逐渐扩大，而这也成为了江东的第三郡。
手握江东三郡，孙策的根基越来越稳固，此时沉迷于皇帝梦的袁术企图持传国玉玺登基为王，孙策想要将其从歧路拉回，但奈何劝诫无用，最终2人彻底决裂。
关系破裂后，孙策也无需再念旧情，在袁术于西路进攻时，他亲自带兵上场平乱，并打退了敌军。
孙策的势力与影响力随着战役的胜利逐渐扩大，而袁术却渐失军心，势力大减。
199年，袁术在战乱之中吐血而亡，至此袁术手下的势力，几乎全部投诚孙策。
孙策越战越勇，袁术逝世后，他又沿长江而上进攻，先后拿下了庐江郡与豫章郡。
因为豫章郡占地面积广阔，为了更好地实行管理制度，孙策将其一分为二，将江西南部的部分地区，譬如吉安与赣州，划分为豫章郡，又设立了庐陵郡。
可惜的是，在拿下江东六郡后，孙策遭到了往日仇人的追杀，不幸英年早逝。
在孙策逝世后，孙权上位接替哥哥掌权，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一方霸主，让人好不羡慕。
虽然年轻，经验难比哥哥，但那时的孙权身边，有周瑜与鲁肃等重臣辅佐，所以内部的政权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而联合刘备抗击曹操也成功解决了外患。
相比于孙策掌权期间，四处征战又把命赔上，孙权要幸运得多，他一路走来都是比较顺利的。
在公元229年，孙权成功登基称帝，并将国号定为“吴”，其手下的领土包括江东六郡，想来如果没有兄长为他打下这番基业，掌权后的孙权究竟能否称霸一方，恐怕还并不好说。
如今距离东吴建国已过千年之久，中间历经多个朝代，君主与京都城是换了又换，在此情况下，古时地理位置的称谓也早已发生了变化。
那么当初的江东六郡，即吴郡、会稽郡、豫章郡、丹阳郡、庐陵郡、庐江郡，以今天来看，究竟都对应着哪些地域呢？
首先来看吴郡，吴郡中的富春，如今来看是杭州的富阳区，也就是当初孙氏一族的发源地，而整个吴郡地区则是指江苏省，其包含的地域有江苏南部与浙江北部。
其次来看会稽郡与丹阳郡，孙权建国后定都于丹阳郡，可见其地理位置是十分优越的，不仅交通便利，民风淳朴，且还是江南一代的富庶之地。
同时丹阳地区也是三国时期兵源的聚集地，看过三国历史的人对“丹阳兵”一定有所了解，这支精锐部队便是来自这里，丹阳郡以如今的地域位置来看是在江苏的中部以及安徽的南部。
而会稽郡包含的地域是十分广阔的，北面有江苏，南面有福建，主要集中在浙江地区，在秦朝时期，会稽郡是设立的古郡之一，也是重要的产粮区。
豫章郡如今来看是江苏的南昌，同时也包含了周围的一些市区与县城，在古时，尤其是三国时代，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是极为富庶的地域。
而庐陵郡是从豫章郡分离出来的，其地理位置紧挨着豫章郡，以经济实力来看它是六郡中最弱的一个，但因为没有战乱在此发生，所以百姓的生活相对安稳。
最后一个就是庐江郡，此处在三国时期位于吴和魏的交界处，在这里发生了合肥、石亭等重要战役，以如今的地理位置来看，庐江郡是安徽的合肥市。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三国于历史而言是个混乱的年代，很好地诠释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
事实上，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在形成初期都是混乱的，一个朝代的形成象征着另一个朝代的灭亡，三国的形成便代表了东汉的消亡。
不过，每个朝代的形成都对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三国鼎立结束了军阀混战，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时间到了春秋晚期，中原地区的各诸侯国公室衰落，大权纷纷落入卿大夫手中，各国之间的争霸也不再非常活跃，几乎陷入搁浅的境地。因此，争霸的焦点逐渐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的地区，除了一向强大的楚国，吴国和越国也正在兴起。
对于吴国的起源主要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吴国的创建起源于太伯和仲雍两人。太伯和仲雍这两个人分别是周太王的长子和次子，在以长子继承制为传统的古代，作为周太王长子的太伯却没有继承周的家业而成为吴的创建者，这背后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周太王有三个儿子，除了长子太、次子仲雍外，还有一个小儿子季历。季历特别贤能，深得周太王的信任，但更为重要的是，季历有一个更为出色的儿子叫做昌，自幼便聪颖早慧。因此周太王很希望能将王位传给季历，并由他再传到昌的手上。然而，由于长子继承王位的传统，废长立幼是极大的忌讳，年长的儿子往往会因为不服而发动叛乱，引起国家的动荡，给社稷和百姓都带来灾难，因此周太王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看着一天天长大的昌逐渐变得郁郁寡欢。
细心的太伯发现了父王的心事，于是便与弟弟仲雍商量该如何解决此事。最后两人决定，借为父王采药之名结伴逃到“荆蛮”之地，并在身上刺上纹身，还剪断了自己的头发，以表示不能再进入庙堂主持社稷，彻底断绝了自己继承王位的可能性，连周太王去世，二人也为了避嫌没有返回去主持丧事。他们这样做之后，季历就顺理成章地接过了周的王位，季历去世后又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昌，成全了周太王的心愿。正是他们的退让，使姬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享誉盛名的周文王。
后人认为太伯和仲雍面对继承王位的机会做出了三次伟大的退让：“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让也。”又提出了另一种说法认为：“太王病，托采药，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返，使季历主丧，不葬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历主祭祀，不祭之以礼，三让也。”无论怎样算，太伯和仲雍的行为都是在争权夺利、斗争激烈的王侯之家极为难得的父子兄弟之情和舍弃小我、成全国家的高尚情怀。
太伯逃到南方后，定居在了吴地，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无锡、苏州一带，当时此地还属蛮荒之地，尚未开化。正因为太伯的高尚品德令人钦慕，所以当他来到此地之后，人们都觉得他很有德行节义，于是便纷纷归附于他，最后竟多达一千多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拥立太伯为吴太伯，吴国也就此建立。
武王灭商之后，派人四处寻找太伯与仲雍的后代，最后找到了周章。此时周章已经是吴地的领袖，于是武王便顺水推舟，将吴地封给了他。周章的弟弟虞仲也被封到了周王室北部，这就是后来的虞国。至此，太伯与仲雍作为周太王之子，他们的后代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地位与封邑，吴国和虞国成为了周朝的诸侯国。
从太伯创建吴国算起，到第五代得到周天子的正式册封，其后代被分别封在中原地区的虞国和处于当时边远地区的吴国。到了第十二代，晋国先攻灭了位于中原地区的虞国。其后两代，边远地区的吴国得以兴起，从太伯建立吴国至吴王寿梦振兴吴国，总共传了十九代人，吴王寿梦正是仲雍的第十九代孙。
虽然吴国的起源已经被正统的编年史所接受，但是中国已故的著名历史学者童书业在他的著作《春秋史》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对《春秋》、《左传》和《史记》这些史料进行了深入探究之后，认为太伯与仲雍逃到“荆蛮”的这种说法更具有传奇色彩，并“疑心吴、越的王室都是楚的支族”。最后，他又补充说：“我近来又疑吴或本为汉阳诸姬之一，乃虞国的别封。其后东迁者，另有考证。”因而，对于吴国的起源而言，仍有完全不同的说法。
时间到了春秋晚期，中原地区的各诸侯国公室衰落，大权纷纷落入卿大夫手中，各国之间的争霸也不再非常活跃，几乎陷入搁浅的境地。因此，争霸的焦点逐渐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的地区，除了一向强大的楚国，吴国和越国也正在兴起。
对于吴国的起源主要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吴国的创建起源于太伯和仲雍两人。太伯和仲雍这两个人分别是周太王的长子和次子，在以长子继承制为传统的古代，作为周太王长子的太伯却没有继承周的家业而成为吴的创建者，这背后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周太王有三个儿子，除了长子太、次子仲雍外，还有一个小儿子季历。季历特别贤能，深得周太王的信任，但更为重要的是，季历有一个更为出色的儿子叫做昌，自幼便聪颖早慧。因此周太王很希望能将王位传给季历，并由他再传到昌的手上。然而，由于长子继承王位的传统，废长立幼是极大的忌讳，年长的儿子往往会因为不服而发动叛乱，引起国家的动荡，给社稷和百姓都带来灾难，因此周太王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看着一天天长大的昌逐渐变得郁郁寡欢。
细心的太伯发现了父王的心事，于是便与弟弟仲雍商量该如何解决此事。最后两人决定，借为父王采药之名结伴逃到“荆蛮”之地，并在身上刺上纹身，还剪断了自己的头发，以表示不能再进入庙堂主持社稷，彻底断绝了自己继承王位的可能性，连周太王去世，二人也为了避嫌没有返回去主持丧事。他们这样做之后，季历就顺理成章地接过了周的王位，季历去世后又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昌，成全了周太王的心愿。正是他们的退让，使姬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享誉盛名的周文王。
后人认为太伯和仲雍面对继承王位的机会做出了三次伟大的退让：“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让也。”又提出了另一种说法认为：“太王病，托采药，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返，使季历主丧，不葬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历主祭祀，不祭之以礼，三让也。”无论怎样算，太伯和仲雍的行为都是在争权夺利、斗争激烈的王侯之家极为难得的父子兄弟之情和舍弃小我、成全国家的高尚情怀。
太伯逃到南方后，定居在了吴地，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无锡、苏州一带，当时此地还属蛮荒之地，尚未开化。正因为太伯的高尚品德令人钦慕，所以当他来到此地之后，人们都觉得他很有德行节义，于是便纷纷归附于他，最后竟多达一千多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拥立太伯为吴太伯，吴国也就此建立。
武王灭商之后，派人四处寻找太伯与仲雍的后代，最后找到了周章。此时周章已经是吴地的领袖，于是武王便顺水推舟，将吴地封给了他。周章的弟弟虞仲也被封到了周王室北部，这就是后来的虞国。至此，太伯与仲雍作为周太王之子，他们的后代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地位与封邑，吴国和虞国成为了周朝的诸侯国。
从太伯创建吴国算起，到第五代得到周天子的正式册封，其后代被分别封在中原地区的虞国和处于当时边远地区的吴国。到了第十二代，晋国先攻灭了位于中原地区的虞国。其后两代，边远地区的吴国得以兴起，从太伯建立吴国至吴王寿梦振兴吴国，总共传了十九代人，吴王寿梦正是仲雍的第十九代孙。
虽然吴国的起源已经被正统的编年史所接受，但是中国已故的著名历史学者童书业在他的著作《春秋史》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对《春秋》、《左传》和《史记》这些史料进行了深入探究之后，认为太伯与仲雍逃到“荆蛮”的这种说法更具有传奇色彩，并“疑心吴、越的王室都是楚的支族”。最后，他又补充说：“我近来又疑吴或本为汉阳诸姬之一，乃虞国的别封。其后东迁者，另有考证。”因而，对于吴国的起源而言，仍有完全不同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