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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小学初中高中必背作文素材，100位爱国科学家的经典事例，可以当做作文素材，佐证自己观点，家长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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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0-03-03
7个故事，串起他爱国奉献的一生
——钱永刚讲述父亲钱学森
讲述 钱永刚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钱学森是一位科学界的巨擘，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他灿烂的科学人生和感人的人格魅力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日前，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在上海图书馆家风家训系列讲座中，为我们讲述了钱学森的故事。
今天，我想用讲故事的形式，通过7个故事，让大家了解钱学森是怎么当学生、怎么当老师，又是怎么当领导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钱学森是怎么做人的。希望从不同的侧面来向大家展示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的人生。
1“老师，我不是满分”
1996年，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百年庆典，档案馆第一次向公众展出了一份珍贵的档案，引起了很多参观者的好奇和惊叹。这份被任课老师保存了46年的试卷，是钱学森大学三年级时的水力学试卷。虽然纸张泛黄，但卷面整洁，字迹工整，堪比印刷。
那得从钱学森1929年跨入交通大学校门说起。钱学森以入学考试第三名的成绩从北师大附中考入交通大学。在高中，钱学森接受的是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的教育，从不在临考时加班突击，所以平时的考试成绩并不突出。而交通大学对考试要求很严格，每门课要考90分以上才算优秀。
一开始，钱学森还像中学时一样对分数并不在意，成绩平平。但是，交通大学有不少来自北师大附中和江苏扬州中学的学生，自发形成了竞争之势，钱学森为给北师大附中争光，全力以赴对待学习，结果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他对自己要求极严，每次考试总是书写工整、干净漂亮，连等号都像用直尺画的一样，各科老师都非常欣赏他，说批改钱学森的试卷简直是一种享受。
1933年6月24日，一次水力学考试后，任课老师金悫教授把试卷发下来讲评，第一名又是钱学森，而且得的是满分。金教授从讲台上拿起第一份考卷笑眯眯地递给钱学森，周围的同学很是羡慕。而钱学森却满腹狐疑，因为考完试后他就发现自己有一处笔误，将一串公式中的“Ns”写成了“N”。他拿到试卷一看，果然那道题错了，于是他举手报告：“老师，我不是满分。”钱学森指出了自己的笔误，金教授于是把试卷改成了96分，但立刻宣布：尽管钱学森同学被扣掉4分，但他实事求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学习态度，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满分。全班同学都为钱学森热烈鼓掌。
这份试卷被金悫教授珍藏起来。1979年底，卧病在床的金教授从校报上看到钱学森来上海交大参观考察的报道后，将这份珍藏了46年的试卷捐给了母校。
2 “你们谁敢和我比”
1935年，钱学森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他在学习上游刃有余，但他最不能容忍的是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有一次，他和两个同学去影院看电影，发现身边的美国人把服务员招呼过去耳语了几句，然后那位服务员来对钱学森说：先生，对不起，你们可以换到另一个座位上去吗？原来，他身边的那个美国白人不愿意和他们坐在一起。钱学森非常气愤，愤然离开了电影院。从此，钱学森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发愤读书，决心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
在麻省理工学院，曾经有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男人抽鸦片、女人裹小脚、不讲卫生、愚昧无知，钱学森听了很生气，立即向这位美国同学发出挑战。他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看谁的成绩好。
期末考试时，有位教授出了一些难题，大部分同学都做不出来。他们很气愤，认为老师是故意刁难学生，于是聚集起来去找教授评理。谁知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的门前时，发现门上贴着一张试卷，卷面上的字迹整洁工整，每道题都完成得准确无误，没有任何涂改的痕迹，在试卷右上角，老师写了一个大大的“A”，后面还跟着“ ”。这是谁的卷子？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钱学森的，没想到这位平时不声不响的中国学生竟然有这么大的能耐。从此，同学们都对钱学森刮目相看。
3 “得给学生们补补基础课”
1955年，钱学森历经艰辛终于回到了祖国，他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职务。钱学森很清楚，无论是发展科技还是巩固国防，关键在于人才，他始终把人才培养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钱学森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教书育人和理论研究的工作，他回国后很乐意亲自站上讲台当老师。1956年初，力学所没有房子，钱学森就借化学所的房子，办起了工程控制论讲习班，传授最新的科学知识。钱学森的讲习班每周一次课，听课的除了力学所和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外，还有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年轻教师，每次来听课的有200多人。
起初学员们有点担心，生怕钱学森用英语讲课听不懂。因为大家知道，钱学森在美国生活了20年，一直用英语讲授工程控制论课程。他能在回国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用汉语把如此深奥的工程理论课讲清楚吗？没想到，钱学森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操着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完全是自己充当翻译，没有夹杂一句英语，令大家非常吃惊。原来，为了讲好课，他花了很大工夫，多次向别人请教英语单词在汉语中的意思，比如“randam”一词，他综合比较了许多人的意见，最后才确定翻译成“随机”。
更神奇的是，钱学森讲课从不带书，就拿两张纸和一支粉笔，板书写得非常清秀、规范，讲课详略得当、提纲挈领、引人入胜。这个讲习班为我国培养了大批自动化控制方面的人才，日后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导弹研制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来，在钱学森的倡议下，国务院决定在清华大学成立工程力学和自动化两个研究班。钱学森亲自在工程力学研究班讲授“水动力学”。从1958年底到1959年初这段时间里，钱学森每周讲一次课。在当时人才奇缺的国情下，他打破了一个老师带一个研究生的传统做法，用集体培养的办法，较快地培养出了一批研究生。
光办研究班，钱学森还是感到“不过瘾”。1958年2月，一些科学家共同倡议创办一所新型大学，重点培养国家急需的尖端科学技术人才。钱学森也是积极的倡导者之一。1958年6月2日，这所大学被批准成立，校名定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1958年建校伊始到1970年中国科技大学从北京搬迁至安徽合肥，其间12年，钱学森一直兼任力学与力学工程系（后改为近代力学系）主任。
钱学森对基础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要求都很高，尤其是对数学。他说过，力学家的看家本事就是会算。有一次，他问工科毕业的辅导老师：在大学期间做过多少道数学题？得到的答案是300多道。钱学森又问力学系副主任：学生一般要做多少道数学题？回答是340多道。钱学森说：这可不行，中国科技大学应该比一般的工科院校有更高的要求，得给学生们补补基础课。最后，学校决定58级学生晚半年毕业。钱学森选用《工程中的数学方法》一书开了一门课程，半年下来，光数学题就做了3000多道。学生们普遍反映，虽然晚毕业半年，但打好了基础，终身受益。
4“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学森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享受特级研究员待遇，每月工资为350元。后来他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增加补贴100元——这在当时已经是高薪了。
1962年，中央号召干部减薪。当时钱学森的日常工作已转到了航天领域，但他的工资关系还在中科院力学所。有一次他无意中听说减薪的事，便主动给力学所党总支书记写信要求给自己减薪，从每月450元减至331.5元。从那以后，钱学森的工资标准直到改革开放时都没有变过。
在工资收入之外，钱学森还有一些稿费收入。用稿费改善一下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但钱学森总是说：我的生活已经可以了，还有许多人更困难、更需要帮助，所以每当有了稿费或者其他收入，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捐出去。
1957年初，钱学森所著的《工程控制论》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奖金1万元。当时他响应政府号召，用此款买了国家公债，公债到期，连本带息总共1.15万元。1961年12月，钱学森把这笔钱捐献给了中国科技大学，作为改善教学设备之用。
凡是与他人合写的文章，钱学森总是把自己的稿费让给合
在“万元户”仍是绝大多数人梦想的改革开放之初，钱学森还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次捐款上百万元。1995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首届“何梁何利优秀奖”，奖金100万港元。这笔巨款支票汇到后，他看都没看就写了委托书，授权秘书把钱转交给促进沙漠产业发展基金管委会，支援我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5 “责任在我，不在你们”
当面对失败，科研人员顶着很大的压力时，钱学森非但不会批评他们，还主动把责任承担起来，让科研人员轻装上阵，把精力放在查找原因、解决问题上。
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升空后不久便解体坠毁，坠落在离发射塔仅600米远的地方，将戈壁滩炸出了一个大坑。导弹总设计师林爽围着这个直径30米的坑直转圈，流着眼泪说：“这个坑是我的，我准备埋在这里。”钱学森完全理解科研人员的沉重心情，他看到负责总体设计的科研人员灰溜溜的，没有批评他们，而是主动给他们减压。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你们只管大胆地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实验方法，其他的事不要去想。
钱学森的一席话卸下了大家的心理包袱，工作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很快，失败的原因找到了，主要是发动机、控制系统出了问题。通过这次教训，钱学森提出要把故障消灭在地面，这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一条重要原则。
6 “我看现在应该画句号了”
钱学森一生对荣誉看得很淡，一心只想如何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一点事。当荣誉来临时，他的态度十分冷静和谦虚。
1991年，钱学森80岁。这一年，他担任主席的中国科协也进行了换届，从此，钱学森退出了所有一线科技工作。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贡献，中央酝酿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整个筹备过程并没有告诉钱学森，因为知道他会坚决反对。当一切准备就绪，10月10日这一天，有关领导才把决定告诉了钱学森。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钱学森只好表示服从。
颁奖仪式举行后的一天，钱学森指着宣传他的报纸对秘书说：“这件事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这件事难道就没有不同意见吗？”秘书如实告诉他，确实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呢？钱学森立即说：“很多人都在各自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伤了别人的感情，影响到了别人的积极性。所以，我看现在应该画句号了，到此为止吧。请你马上给那些报纸和电视台打电话，叫他们从明天开始，把宣传我的稿子统统撤下来，不要再宣传。”
7 “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
钱学森晚年坚持“七不”，即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任何科技成果评审会和鉴定会、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兼荣誉性职务、上年纪不去外地开会、不出国访问。一位中央领导曾经感慨，一个人要做到这几点真是不太容易！其实，钱学森一生坚持的原则，远不止这七个“不”。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但为了集中精力思考和解决导弹研制中的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主动提出辞职。3年后，国务院又任命钱学森为该研究院副院长，从此钱学森只任副职，专注于研究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1986年，钱学森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那还是在方毅、杨尚昆、邓颖超等人出面做工作的情况下才勉强干了一届。正如钱学森自己所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对于自己被称为“导弹之父”，钱学森说：“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出来的，光科技负责人就有好几百，哪有什么‘之父’。”钱学森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的态度是“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个人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自己应做的工作”。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市，祖籍浙江省杭州市。1938年至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在28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1955年10月，钱学森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祖国。回国后，他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出任该所首任所长。不久后，他就全面投入到中国的火箭和导弹研制的工作。
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2009年10月31日，这位被誉为人民科学家的科学巨擘走完人生历程，溘然长逝。
钱学森曾说：
“我的事业在中国，
我的归宿在中国。”
他心忧国难，刻苦钻研，
将人生志向的择取
与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
钱学森的一生，
有五次重大的选择。
01
钱学森的第一次重大选择与报考大学有关。
钱学森就读中学的数学老师认为他在数学领域很有天赋，希望他报考数学系；国文老师认为钱学森的文章很好，希望他报考中文系，将来当作家；钱学森的母亲则希望钱学森子承父业，从事教育行业；而钱学森的音乐美术老师认为钱学森艺术上有天赋，建议他去学画画、学作曲。
然而此时的钱学森受到了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打定主意要学铁道工程，给中国造铁路，成为像詹天佑一样的工程师。最后，钱学森报考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习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02
1932年，日本飞机疯狂轰炸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还在国立交通大学学习铁道机械工程专业的钱学森，深感发展航空事业的重要性，他作出了人生的第二次重大选择：改学航空工程。
他利用业余时间，读完了校区图书馆里所有的航空方面的书籍。这在学校被传为一段佳话。
1934年，钱学森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系铁道工程专业，同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二届留美公费生，开始涉足航空领域的征程。
03
在学习航空工程的过程中，钱学森感到航空工程的依据基本上是经验，很少有理论指导。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航空工程，一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钱学森作出了人生的第三次重大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从事航空理论方面的研究。
钱学森向当时航空理论研究的最高学府——加州理工学院提出申请，并且只身一人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敲开了自己后来的导师冯·卡门教授办公室的门。经过一番口试，冯·卡门教授非常满意这个年轻人，录取了他。
在导师冯·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很快成为航空理论方面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提出“卡门 －钱近似公式”，解决了飞机高速飞行时，壳体变形的数学计算难题；加入当时加州理工学院最前沿的火箭小组；成为世界知名的火箭喷气推进专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0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学森历尽艰险终于回到祖国。国家的需要使得他作出了人生的第四次重大选择：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
钱学森晚年曾经跟他的秘书说：我实际上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需要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
钱学森以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选择，义无反顾地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航天事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跻身世界航天大国之列，弹(导弹)、箭(火箭)、星(人造卫星)、船(飞船)、器(航天飞行器)全面发展。钱学森出色地完成了国家赋予他的任务。
05
1982年，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钱学森已70岁了，此时已是功成名就的他完全可以休息了，写写回忆录，作作报告……但是钱学森又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五次重大选择：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
从70岁到85岁，钱学森以独到的研究角度，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诸多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
在那个充满勇气和梦想的年代，钱学森怀揣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和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为中国航天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空。钱学森的这五次选择，都是将炽热的爱国情怀融入学习和工作后作出的决定。看到一代科学家将个人的兴趣爱好与祖国的迫切需要紧密结合，我们也备受鼓舞。“只有献身于那些超越自身的存在，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
“他是一位为党的事业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奋斗的老人，一天到晚都考虑工作，不论是否在职在位，只要组织有安排，哪怕是一点小事，他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这是老兵王祯禄的遗孀王芳娥对他的评价，也是他一生为人处事遵循的准则。
93载的奋斗人生，王祯禄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荣获胜利功勋荣誉章、解放奖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各1枚。
由“警”转“军”，机敏护送“英雄儿女”
1929年11月，王祯禄出生在山西省长子县南张乡的一个贫农家庭。15岁时，被县公安局局长署克同志挑选为县公安局警卫员，从此参加革命。
1947年，他由署克介绍入党，并在当地人民政府动员下加入了八路军，入伍后先后参加了运城战斗、临汾战斗、咸阳战斗，太原战役、晋中战役，抗美援朝战争。
“我父亲是抗战后期参加革命的，虽然当时年龄很小，但要求参军的意志是非常坚决的。”王祯禄的儿子王晓宁回忆起父亲时说，“入伍后，父亲就担任首长的通信员，于解放初期转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60军179师。”
179师的前身是大名赫赫的“临汾旅”。组建于1937年12月，由山西青年抗战第3纵队演变而成，是山西新军的主力部队。这支部队刚成立时，因为装备差、底子薄，所以王祯禄在其中，有时只能打打游击战。
不久，部队编入八路军第129师。进入解放战争，又被编为晋冀豫鲁野战军。在战火不断的锤炼之下，该部队逐渐成为了一支既善于游击战、运动战，又能打阵地占、攻坚战的部队。
1948年2月，临汾战役打响。由于当时临汾工事坚固，城墙地基厚有60多米，所以部队采用“土行孙”的办法，用了9000公斤的炸药放入三条坑道，随着一声惊天巨响，临汾城墙被炸出一个大窟窿。此后，部队广泛使用坑到爆破法，为解放临汾争取了战略主动。此战，歼敌5700人，成为了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守转入战略进攻攻坚阶段的一个象征。
随后，王祯禄跟随部队参加解放太原之战。1949年4月，“临汾旅”随部转属一野建制，进入大西北作战，参加兰州战役，后从宝鸡入川又转属二野建制，参加解放大西南战役。
1951年2月，“临汾旅”改称志愿军第60军179师，王祯禄随军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当时，王祯禄接到任务，要护送来自国内的文艺工
为了躲避敌人的侦察和轰炸，他们时常将火车原地停下，等飞机飞走后再行驶，由于地面志愿军高炮部队的火力掩护，让充满坎坷的行程顺利了不少。
一天夜里，美军飞机再度出现。同时向山谷中放了夜光弹，把整片区域照得亮如白昼。一时间，火车暴露在了敌人的视线内，投弹、扫射随即而来。
面对突发情况，王祯禄和战友从容镇定，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利用敌机向下俯冲和向上抬升的时间差，让火车加大马力跑起来，趁着夜色钻进山洞的坑道内，然后迅速停车。
再度回冲时，敌机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原有目标，几经盘旋只好作罢离开。王祯禄所护送的人员和物资也得以毫发无伤。
子弹伤在身，精神记在心
据王祯禄的女儿王华回忆，儿时，她和兄弟姐妹们夏天常在院子里乘凉。有一次，她发现父亲小腿有一块很大的伤疤，就好奇地问起来。
王祯禄告诉女儿，上甘岭战役时，战争异常惨烈，伤员来不及抬离战场，只能让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后勤人员全部去抬伤员。
然而，就在他和战友抬起伤员准备撤离战场时，美军一架飞机驶来，一梭梭子弹直抵地面。有一颗子弹打到石头上反弹了起来，击中了王祯禄的腿部。
负伤后，失去重心的王祯禄摔倒在地，头部撞到石头后昏迷，等清醒时，已经在回国的路上。
后来，王祯禄告诉子女，他所在师，涌现出了陈开茂、蔡朝兴等“二级战斗英雄”，他们牺牲小我、成全大局，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枪口，夺得了宝贵的战斗时机，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朝鲜回国后，为了提高个人的政治素养，他积极参加部队院校初、高级班学习，努力提高文化知识水平，以便更好的为革命工作。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受部队委托，在安徽省太湖县受省委指定参与地方两派大联合工作，因工作中表现突出，被南京军区嘉奖表彰为先进工
经历数场战斗，并且见证身边的英雄事迹和自己的亲身经历，让王祯禄的思想信念愈发坚定。因此，他一直坚持将部队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用自己的“正能量”影响一批又一批人。
据小儿子王晓宁回忆，父亲对他们的要求一直非常严格。休息天不能睡懒觉、每天都要跑步锻炼、要读书看报保持学习、走路要昂首挺胸……在王祯禄的影响下，王家陆续有6名家庭成员参军入伍，全家人时刻保持军人的习惯，气质非凡。
一直以来，王祯禄都非常关心部队建设。离休后发挥余热，来到嘉兴干休所时，营院内还只有几幢低矮的平房。于是他主动联系干休所工作人员，出面与军地协调、与工人沟通，见证嘉兴干休所的逐渐壮大。后来还参与了嘉兴军分区军史的撰写工作。
浩气千秋在，德望万古存。2022年3月20日，王祯禄因病于嘉兴逝世，享年93岁。（图片由嘉兴干休所提供）
本文来自【嘉兴日报-嘉兴在线】，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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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明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在中国近代史上，我国许多优秀的企业家把名族兴盛、人民幸福与自己的使命结合在一起，他们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张謇
第一位，张謇
他主要贡献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甲午战争爆发后，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东明电气遗址
张謇认为只有发展民族工业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外国资本的侵入，张謇依靠南通，手工棉纺职业较为发达的基础，选择唐家闸创办了大生纱厂，开工一年后，大生纱厂就获得2.6万百银的净利润。后来发展成全国最大的纺织企业。
东台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遗址
张謇将自己在大生纱厂中的全部工资与部分红利捐作教育，慈善及地方公益经费，他在南通地区共创办小学370余所，中等学校6所，高等学校3所，初步形成了完整的近代教学体系。
张謇墓
1926年8月24日，张謇病逝于濠南别业，同年11月1日安置于此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啬园内，墓地是他生前选定的，当时他还为墓门预作过一副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 会须身伴五山灵。随葬品也都很简单，都是些帽子、眼镜、折扇、胎发一类。1956年，张謇墓园交由国家管理
第二位，卢作孚
卢作孚
卢作孚被誉为“中国船王”、“北碚之父”，卢作孚毕生致力于探索救国强国之路，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都曾做出巨大贡献。
抗战爆发后，卢作孚立即向全公司发出号召：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指挥下，民生公司全天员工英勇投入到紧张、艰险的抗战的运输中去。他组织领导过宜昌大撤退，这场大撤退为中国保存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堪称中国的“敦刻尔克”。
民生轮船
卢作孚这一生做了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创办了民生公司，另外一个是在重庆北碚做的社会改革试验。“没有卢作孚，就没有北碚城。”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教授刘重来这样评价。
这才是值得尊敬的全体同仁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死打赢这场保卫战。都是企业家，卢作孚的保卫战与柳传志的保卫战怎么相差那么大？
1952年卢作孚去世，他过世之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过世之前也只给家人留下两句简单的话：“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跟孩子们好好过”。
第三位，陈嘉庚，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与毛主席合影
他17岁到新加坡追随父亲经商，因其勤奋刻苦，经营有方，仅用20余年的时间，就成为南洋各埠声名显赫的大实业家。他一生爱国爱乡，倾资兴学，服务社会。
抗战时期，他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为祖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当之无愧的侨界领袖，名族光辉。
1939年，陈嘉庚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工地上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他的爱国事迹对后来对后来的霍英东有深远的影响。
陈嘉庚墓
陈嘉庚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而且也是一位毕生热诚为国兴学育才的教育家。陈嘉庚事业达致顶峰时，不过拥资一、二千万元左右，在当时的华人企业家中，比他富有的人为数不少，但为国家和民族兴学育才始终如一地慷慨输捐而自己一生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的，唯有陈嘉庚。正因为如此，黄炎培先生曾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第四位，荣毅仁
荣毅仁1916年5月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家族。他早年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193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正值日本全面侵华。
一个人的出身、家庭可以说是一个人成长的软土壤，土壤的土质等整体状况如何就会种出什么样的作物，培养出什么样的人，而荣家人似乎天生就具有经商的头脑。
荣毅仁的家族曾在《福布斯》排行榜，中国家族中排行第一名，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却将自己家族所有工商业交给了国家。他的父亲经营面粉、纺织和金融等庞大的家族企业。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荣氏家族已迁往海外，他毅然做出留在上海的决定，逐渐成为荣氏家族企业的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也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
除了这四位最典型的企业家，还有许许多多的爱国人士一下子说不完，还有霍英东、庄世平、邵逸夫、胡应湘等香港爱国人士。
从清末明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在中国近代史上，我国许多优秀的企业家把名族兴盛、人民幸福与自己的使命结合在一起，他们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张謇
第一位，张謇
他主要贡献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甲午战争爆发后，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东明电气遗址
张謇认为只有发展民族工业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外国资本的侵入，张謇依靠南通，手工棉纺职业较为发达的基础，选择唐家闸创办了大生纱厂，开工一年后，大生纱厂就获得2.6万百银的净利润。后来发展成全国最大的纺织企业。
东台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遗址
张謇将自己在大生纱厂中的全部工资与部分红利捐作教育，慈善及地方公益经费，他在南通地区共创办小学370余所，中等学校6所，高等学校3所，初步形成了完整的近代教学体系。
张謇墓
1926年8月24日，张謇病逝于濠南别业，同年11月1日安置于此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啬园内，墓地是他生前选定的，当时他还为墓门预作过一副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 会须身伴五山灵。随葬品也都很简单，都是些帽子、眼镜、折扇、胎发一类。1956年，张謇墓园交由国家管理
第二位，卢作孚
卢作孚
卢作孚被誉为“中国船王”、“北碚之父”，卢作孚毕生致力于探索救国强国之路，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都曾做出巨大贡献。
抗战爆发后，卢作孚立即向全公司发出号召：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指挥下，民生公司全天员工英勇投入到紧张、艰险的抗战的运输中去。他组织领导过宜昌大撤退，这场大撤退为中国保存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堪称中国的“敦刻尔克”。
民生轮船
卢作孚这一生做了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创办了民生公司，另外一个是在重庆北碚做的社会改革试验。“没有卢作孚，就没有北碚城。”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教授刘重来这样评价。
这才是值得尊敬的全体同仁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死打赢这场保卫战。都是企业家，卢作孚的保卫战与柳传志的保卫战怎么相差那么大？
1952年卢作孚去世，他过世之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过世之前也只给家人留下两句简单的话：“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跟孩子们好好过”。
第三位，陈嘉庚，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与毛主席合影
他17岁到新加坡追随父亲经商，因其勤奋刻苦，经营有方，仅用20余年的时间，就成为南洋各埠声名显赫的大实业家。他一生爱国爱乡，倾资兴学，服务社会。
抗战时期，他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为祖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当之无愧的侨界领袖，名族光辉。
1939年，陈嘉庚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工地上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他的爱国事迹对后来对后来的霍英东有深远的影响。
陈嘉庚墓
陈嘉庚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而且也是一位毕生热诚为国兴学育才的教育家。陈嘉庚事业达致顶峰时，不过拥资一、二千万元左右，在当时的华人企业家中，比他富有的人为数不少，但为国家和民族兴学育才始终如一地慷慨输捐而自己一生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的，唯有陈嘉庚。正因为如此，黄炎培先生曾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第四位，荣毅仁
荣毅仁1916年5月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家族。他早年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193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正值日本全面侵华。
一个人的出身、家庭可以说是一个人成长的软土壤，土壤的土质等整体状况如何就会种出什么样的作物，培养出什么样的人，而荣家人似乎天生就具有经商的头脑。
荣毅仁的家族曾在《福布斯》排行榜，中国家族中排行第一名，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却将自己家族所有工商业交给了国家。他的父亲经营面粉、纺织和金融等庞大的家族企业。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荣氏家族已迁往海外，他毅然做出留在上海的决定，逐渐成为荣氏家族企业的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也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
除了这四位最典型的企业家，还有许许多多的爱国人士一下子说不完，还有霍英东、庄世平、邵逸夫、胡应湘等香港爱国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