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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古代案例
1、以色列所罗门王智断争婴案。所罗门王是犹太民族历史上、也是世界上最传奇的君王之一。他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巧妙解决两名妇女争做一个婴孩母亲的故事在西方广为流传。
有一天，有两个妇女抱着一个婴还上殿，要求所罗门国王进行裁决。
其中妇女甲指着妇女乙气愤地说到：我们二人同住一屋待产。我三天前生下一个男婴，后来她也生下一个男婴。今天早上我醒来发现怀中孩子已经没有呼吸，这个死婴是她的，而我的儿子居然在她的怀里抱着。请英明的国王做主。妇女乙也激动地说道： 她说的是假话！死去的才是她的儿子。二女为争一子，吵得不可开交。
这件奇案一时间也难住了所有人，婴孩还没有意识，无法认出生母。怎么才能确认婴孩的生母呢。
所罗门沉思后，突然命令士兵拿出刀剑。甲乙二女和众人都不解其意、疑惑问到： “国王，您拿剑来干什么？”所罗门向众人解释说： “既然你们俩都认准这个婴儿是你们的儿子，又找不到别的证据来证明，我想干脆就把婴儿切开两半，一人一半”。
听到此，妇女甲悲痛欲绝说道：国王呵，我宁可不要这个孩子，请不要杀了他。 而妇女乙面无悲色。所罗门国王随后说道：“按人之常情，只有亲生母亲才会委屈自己，以保存孩子的性命。把活着的孩子给头一个妇人，千万不可杀死孩子，这个妇人确实是他的母亲”。
2、这样以智慧和经验破解疑案在我国古代也经常发生。
如藏族民间故事:巧断戒指案。有个叫唐宗普珍的藏族小姑娘在河边洗衣服时，把一对金戒指放在岸边的石头上。当地的无赖格桑趁她不注意，把金戒指偷走了。姑娘索要，无赖拒不承认偷拿。无奈小姑娘向县衙报案。县官查问时，格桑说：“戒指是我死去的母亲送给我的。”
面对此景，县令机智地说：“此案没有旁证，干脆你们一人拿走一只戒指算了。”无赖马上表示同意，小姑娘死活不愿意。 县令说：“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戒指就是这位姑娘的。
因为那本来就是她的东西，所以她不愿意无缘无故地送给别人；而无赖不花任何代价就得到一只金戒指，他自然爽快地答应了。这也是不同的人面对利益得失时作出不同的反映。县令根据常理和经验，巧妙查清了案情。自然，戒指物归原主，而无赖格桑也因犯盗窃罪受到了惩罚。
——现代法理
法治社会，是以良法善治作为衡量标准和追求目标。法律的本质特征是公平正义，具有全社会应当遵从的最高权威。
在执法司法过程中，如能恰如其分地适用好、实施好法律规定，不但要求每一个司法执法人员具有娴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更需要每一个司法执法人员从内心深入敬畏法律，信仰法律，用一颗善良心、一颗公道心和社会普遍认知的道德标准、价值标准和人性进行执法司法。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良心、良知是最好的法律。
——古例新解
前文讲到的案例，所罗门国王通过法律逻辑推理中的演绎推理得出了正确结论，即把深爱自己的婴孩是每一名母亲的良心使然作为逻辑大前提，不同意让人把婴孩分开的行为系深爱婴孩的行为作为逻辑小前提，从而得出不同意让人把婴孩分开的人系婴孩生母的结论。 爱较真的人会说，假设盗婴的女子也狡辩说不同意把婴孩一分为二呢。个人认为盗婴的人既然违反人伦将他人婴孩据为己有，所罗门国王也会通过多角度的人性测试，迫使其早晚露出马脚，从而妥善处理的。
如发生在当下，则执法人员借助强大的科技手段，如亲子鉴定、监控视频等，轻轻松松就可查清案情。
前述的争子案中，婴儿的生母发现婴儿被他人据为己有时，有权作为原告，将另一方作为被告，依法向法院提起亲权纠纷之诉。在审理过程中，由原告申请并由法院委托专门法医机构作出亲子鉴定，从而水落石出；被告作为败诉方，应赔偿对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并承担相应的诉讼费、鉴定费，其在诉讼中具有违法行为的，还要给予罚款、拘留等民事制裁，如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今年8月5日是段玉平从西藏阿里改则县离开的日子。说起在改则县的1000多个日夜，他眼圈泛红，不禁哽咽：“在改则，我还有许多‘放不下’和‘舍不得’”。
作为中国移动援藏扶贫干部，段玉平被评为2019年“最美支边人物”。3年前，当看到援藏干部选派通知，时任中国移动江苏公司连云港分公司副总经理的段玉平第一时间提交报名申请。
有人说，在海拔4700米的阿里地区“躺着就是一种贡献”。段玉平勉励自己，既然来了，总得留下点什么，“苦熬不如苦干，一定要用行动为改则做出些改变”。
3年来，段玉平作为阿里地区行署副秘书长，改则县委常委、副县长，推动实施旅游开发、糌粑加工、安居房等70多个民生项目，一草一木被打上了新的烙印。
而今，最让他“舍不得”的是改则县3750多个孩子，最“放不下”的是46个蔬菜大棚。
把新鲜绿叶菜端上海拔4700米的百姓饭桌
2016年7月，从满目翠色的鱼米之乡，经过3800公里辗转至拉萨，再坐车颠簸6个多小时，段玉平终于踏上改则的土地。这片13.56万平方公里的贫瘠高原，比江苏省还大，一眼望去灰蒙蒙的。
稍稍适应海拔4700米的高原，段玉平下乡调研。来到古姆乡岗如村曲珍旺姆家时，曲珍旺姆正炖着羊骨汤，大锅前放着一小把青菜，她舍不得把菜下锅，“别看打蔫儿了，这青菜金贵着呢。”她说。
段玉平心里不是滋味，内地餐桌上常见的绿叶菜，在改则县是 “奢侈品”。改则的土质不适合植被生长，蔬菜都是从内地经拉萨转运而来，价格是北京的两倍。
段玉平下决心，“要把绿叶菜端上改则百姓的餐桌”，让灰色的改则生出绿色。闻听此言，当地干部连连摇头：这不可能！改则每年冬季长达8个月，七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只有内地的60%，年平均降雨量不足200毫米，有记录的最低温度达到零下40摄氏度，县里至今还没有存活期超过3年的树。
不行动则无改变。在4700米的高原，段玉平种起大棚蔬菜，他带领项目团队从800多公里外的日喀则运回上千立方米的土，从河里淘出泥沙，搅拌上当地的羊粪，初步形成适合植被的土壤环境。改则的年平均气温为-0.2℃，第一批搭建的9个蔬菜大棚，用了两层塑料膜后还得加盖棉被。
7个月后，第一批蔬菜出棚，“不可能”成为了可能！2018年冬天，白菜、香菜、菠菜等棚产蔬菜陆续端上改则百姓的餐桌。“县里的平均菜价下降了20%，改则老百姓吃上了青菜！这是一件大事。”改则县干部曹枝清说。
让段玉平最牵挂的是，今年还要盖37个蔬菜大棚，“改则‘一天有四季’，如果不精心管理的话，种植效果就会打折扣，需要尽快培育懂得科学管理的技术人员。”
“给藏区群众、给改则百姓做些实事、小事，让他们感受到党的温暖”，这正是段玉平的初心所在。
高原风情讲述品牌故事
“手工作坊变得正规了，收入比以前多了，我能靠这门手艺养家糊口了。”牧民嘎玛是改则旅游发展的直接受益者，看到自己亲手制作的藏香被打上商标，放在商店里售卖，他心里美滋滋的。
“以前手工作坊的产品，没包装没品牌也没有销售渠道。”改则县旅发委副主任普珍说，“段县长来了后手把手教我们管理企业、注册品牌和开发旅游产品，县里旅游产业这几年发展很快”。
来到改则后，段玉平每天都在琢磨，改则的经济发展出路在哪里？让一个纯牧业县富起来能拓展哪些渠道？经过调研，他要让稀缺的高原风情注入市场经济的气息。
段玉平帮助该县成立了改则县旅游开发公司，尝试对县里的旅游资源、产品进行市场化开发，同时打造文化品牌，拓宽销售渠道。
2016年底休假期间，段玉平没闲着，他联系连云港市慈善总会，带头捐款并推动成立了“连云港市慈善总会中国移动援藏基金”，推动改则经济发展。
2018年，游客们可以在改则的“特色产品商店”里，买到当地羊毛加工制成的羊毛衫、围巾以及藏香等土特产品。段玉平还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建设改则县“先遣连革命纪念馆”。截至2018年底，改则旅游产业盈利达100多万元，当地百姓有了文化品牌意识和销售渠道。
旅游业的发展直接带动当地牧民就业，在一系列帮扶之下，改则百姓开始走上致富路。
三年改则行 一生援藏情
高高壮壮的段玉平，是个“眼窝浅”的汉子，说起女儿，他的眼圈又红了。
段玉平离开家时，女儿段一诺才上小学一年级。进藏第二年，女儿画了张全家福，画上写着：我爱一家人。段玉平看了一阵心酸。在藏区，每年女儿生日时，他都会给女儿写一封信，回去时一起交给她。
其实，让段玉平“放不下”的，还有改则的另一个“女儿”其美卓玛。
2017年6月，段玉平在街上见到一个独自捡拾纸箱的女孩，他上前询问：“捡纸箱子干啥用？”女孩怯怯地说：“拿回家烧火做饭。”
段玉平心想：“一般人家烧火用牛羊粪，难道她家连这些都没有？”第二天段玉平买了大米、羽绒服、书包找到女孩家，原来她叫其美卓玛，一家四口挤在冰冷破旧的小出租屋里，父亲离家出走，母亲身体残疾，还有一个妹妹是智障儿童。
看到门板上写着几行汉字“妈妈我爱你”“爸爸快回家”，段玉平的心揪了起来，当即决定以“帮扶父亲”的身份帮助这个女孩。
两年多过去，其美卓玛从一个自卑、沉默寡言的小女孩长成为一名开朗的姑娘。今年6月，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拉萨阿里中学。段玉平像个细心的爸爸，给她准备了整整一行李箱的生活用品。
在改则，还有更多的孩子让段玉平“舍不得”。段玉平发现，当时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萌生了退学念头，他自己是一名湖南澧县的农家子弟，一路求学打拼，深信“读书能改变命运”。
他给当地的孩子发新华字典，给老师买保温杯，募款购买柴油发电机，让学校闲置的消毒柜运转起来。“只要他来到学校，下课的时候孩子们会围上来，拉着他的衣服，喊他‘段叔叔’。” 改则县一完小校长次仁卓嘎书说。
段玉平的朋友圈是个爱心汇聚圈，他联系了10个省份的157名爱心人士、20多家爱心企业，结对帮扶贫困生397人，捐赠资金48万多元，捐赠电脑、学习用品等物资79.6万多元。
3年援藏，他改变了改则，改则也改变了他。
段玉平在日记中写道：“改则是我艰苦奋斗的生产队，修身养性的培训班，增长才干的加油站。这片纯净的土地，善良的人民，给了我今后人生道路上无穷的精神力量。”
尽管段玉平回来了，但中国移动的其他援藏干部又前往改则县。段玉平深知，只要援藏干部持续接力，西藏的面貌年年会有改变。
首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昨晚播出，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是经中央批准、我国播音主持领域首次设立的政府奖，属于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该奖项两年评选一届，奖项设广播播音员主持人10名、电视播音员主持人10名。
首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颁奖典礼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任鲁豫搭档北京广播电视台聂一菁主持。
本次选出的20位获奖主持人具有广泛代表性，他们所在地域分布广泛，新疆和西藏的播音员主持人均有入选。其中，佟鑫、孙聪、普珍三名同志来自地市级播出机构，这是对基层播音员主持人的极大鼓励。从年龄层次看，他们覆盖老中青三代，既有深耕主播台30余年的资深播音员李桂琴、印海蓉，又有鲁健、庞晓戈这样的中坚力量，也有赵梦娇、李杰和海米提·买买提这样85后青年骨干。播音员主持人的风格也十分多样，涉及新闻、文艺等多种节目类型。
首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获奖者代表
中播君为大家整理了颁奖典礼的五大看点，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大看点：20位获奖者颁奖词汇总
鲁健
颁奖词：对话影响力人物，他用深度访谈叩问国际风云；剖析全媒体热点，他用理性声音解读中国舆论场，让世界听见中国说。恭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荣获首届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
赵梦娇
颁奖词：她是资深的新闻主播，传播着年轻的“中国之声”，在重大历史时刻的新闻现场，她的声音为亿万听众描绘着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李桂琴
颁奖词：36年主播生涯初心不改，理想滚烫，走太行，上吕梁，过汾水，渡桑干，她走遍三晋大地，深情讲诉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动人故事。
柳芳
颁奖词：三千多个清晨，她的声音与长江的汽笛声一同唤醒湖北人的一天，应急直播她临危不乱，对话长江她豪情满怀。
普珍
颁奖词：璞玉天成，琢磨成珍，喜马拉雅的风和雅鲁藏布的水磨砺着她的新闻品格，深入村寨，她讲述着雪域高原的脱贫故事，用温情的镜头照见民族团结，石榴花开。
孟非
颁奖词：从民生新闻主播到综艺节目主持人，始终与百姓“零距离”，用生动点评和温柔诉说，展现青年一代的幸福观。
方琼
颁奖词：她是亲切幽默的“家政好帮手”，也是大方知性的“家风召集人”，从燕赵大地走向万家荧屏，“上的殿堂 下得厨房”，无论舞台大小，都要把幸福中国的故事讲给你听。
武彦
颁奖词：从早高峰到晚高峰，她的声音是滚滚车流中最温暖的护航。直抵新闻现场，用声音挖掘事件真相，拥抱传统文化，用声音浸润时代心灵。她用声音的陪伴，为听众写下最长情的告白。
孙爽
颁奖词：风趣如她，用幽默的语言拨开山城江边的浓浓雾色；火爆如她，用辛辣的评说点燃火锅江湖的滚滚红尘。她值守在播音间陪伴着江城父老的日与夜，点亮着重庆的烟火人间。
王冠
颁奖词：他是跨界广播和电视的双料主播，恰如他把幽默和理性的风格融于一身。评论财经，他用独到视角拨云见日，播报新闻，他用理性声音对话民生。让知识的力量直抵人心。
撒贝宁
颁奖词：手持话筒，他总在讲述着中国的故事，致敬经典，他带我们走进典籍里的中国。致敬平凡，他带我们认识“出彩中国人”。
庞晓戈
颁奖词：梨园春色，百花齐放，28年她演绎舞台上的生旦净末，品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无论戏里戏外，真情故事总在上演。
谢珺
颁奖词：她在黄河岸边，打捞着历史文化的吉光片羽，从黄河文化到丝路文明，她行走在声音与文化交织的灿烂星河。
刘卓
颁奖词：从《欢乐正前方》到《打开文化之门》，她用穿越古今的讲述，解开千年古都的密码，她用声音带我们认识不一样的北京。
佟鑫
颁奖词：他是耳朵里的演员，声音中的魔术师，用广播剧传播着红色经典故事。他用声音演绎传奇，用初心致敬英雄。
海米提
颁奖词：他是观众熟悉的“记者小海”，也是新疆人眼中的“儿子娃娃”，他不停讲述着这片土地的故事，用真实的镜头告诉世界，“看，这就是中国新疆”！
印海蓉
颁奖词：她的声音描绘着上海发展的日新月异，她的身影伴随着浦东开发的沧海桑田。风从东方来，她以迎风而立的姿态，报道时代的变迁，耕耘声音的田野。
董国生
颁奖词：他以声音为舟，在故事的河流上穿梭摆渡。他动情开讲，用深度理性的观点、新颖风趣的话语，把国事家事天下事细说端详。
孙聪
颁奖词：她用声音架起人与人之间的桥梁，让真情跨越天涯海角的距离，对话高端。深入基层，她在采访报道中讲述着活力中国的故事。
李杰
颁奖词：从财经记者到新闻主播，她奔跑在新闻一线，报道着首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从《书画里的中国》到《博物馆之城》，她传播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第二大看点：20位获奖者饱含深情的演讲
颁奖典礼以“时代因你而动听”为主题。晚会以歌舞《金声·热爱》开篇，共分《那些令人难忘的时刻》《那些让人温暖的笑脸》《那些多彩的文化》《那些前行的动力》四个篇章。在四个篇章中，20位的获奖者通过饱含深情的演讲，分享了自己所经历过的新闻故事、成长感悟。
第三大看点：中国播音员主持人对“何以中国”的回答
何以中国，因为一百年峥嵘岁月，初心不改，历久弥坚；
何以中国，因为五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何以中国，因为一代代革命先烈，挥洒热血，开天辟地；
何以中国，因为一代代热血青年，强国有我，接续奋斗；
何以中国，因为十四亿中华儿女，埋头苦干，勇毅前行；
何以中国，因为江山壮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何以中国，因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血脉相连；
何以中国，因为祖国辽阔，家园寸土，誓死守护；
何以中国，因为心怀民族复兴梦想，我们前程远大，大有作为。
第四大看点：致敬环节
颁奖典礼设置了“致敬环节”，通过重温影像记忆的方式向老一辈播音员主持人表达了深情敬意。
回首过往，无数播音员主持人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广播电视事业，斯人远去，声音长存，他们的作品和名字，将永远被铭记在中国广播电视的历史长河中，如漫天星斗，点亮苍穹。
第五大看点：宣读《播音主持行业喜迎二十大倡议书》
在颁奖典礼的最后，由雅坤、海霞领读，播音员主持人代表庄严宣读了《播音主持行业喜迎二十大倡议书》。
《播音主持行业喜迎二十大倡议书》
与时代同行，为人民发声！播音主持行业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重要力量，承担着引导舆论方向，传播先进文化，倡领文明风尚的重要使命。在此，我们向全行业发出倡议：
站稳政治立场，传播党的声音。心怀国之大者，牢牢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审美趣向，热忱讴歌新时代、新征程的万千气象。
恪守人民至上，反映人民心声。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生动讲述人民群众的奋斗梦想。
增强文化自信，立足国际视野，不断守正创新，主动适应媒体融合的发展大势，把中国故事讲得越来越精彩，让中国声音越来越洪亮。
坚持德艺双馨，塑造良好形象，弘扬职业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淡泊名利，严守底线，为风清气正的行业发展传递榜样力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打造精品上展现新作为，昂扬唱响主旋律，同心共筑中国梦！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让党和人民的声音传遍千家万户，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作为播音员主持人，
我们何其有幸，
可以用声音作为工具，
记录新时代里奋斗者的身影。
作为播音员主持人，
我们何其敬畏，
把声音作为使命，
去展现新征程上赶路人的风采。
说说对于播音员主持人这份职业的感想
原标题：在感动中不断前行
盛夏时节，雪域高原上的“云间哨所”普珍拉热闹非凡。
今年暑假，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边防行”战地磨炼分队分赴西藏日喀则、山南边防一线进行慰问演出，首站在这里落脚。
站立在哨位上，瞭望界碑，声乐专业的研究生学员张皓茹内心升腾起无限敬意。这是属于她的“诗和远方”。去年，她曾爬过600多级阶梯走上西藏墨脱的“天梯哨所”。不到4平方米的哨位上，她的歌声让两位哨兵如沐春风。
第二次“走边防”，张皓茹更加踊跃。她想念那些哨兵澄澈的目光，想念那些质朴而明媚的笑脸。“越是艰苦的地方，越需要精神的力量。我们能做的，就是真情歌唱。”怀着这样的信念，张皓茹和战友们争着去最艰苦的点位。
路途漫漫，舞蹈编导专业的研究生学员松贺日，终于站上了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的“舞台”。
入学前，松贺日曾在空军某部警卫勤务连工作。连队哨兵对抗寂寞、默默坚守的背影深深刻入了他的脑海。这次“边防行”，他精心准备了一个反映新时代官兵精神面貌的舞蹈《新军靴》，希望为哨所的官兵们带去欢乐与力量。
在海拔4700米的索朴边防连，松贺日差点遭遇“演出事故”。
气温低、空气稀薄，加之连日长途跋涉导致腰伤复发，舞台上的松贺日疼痛难忍、呼吸困难。但他看到台下的战友们舞动着涨红的双手，紫黑的嘴唇微张，目光里满含期待。那一瞬间，巨大的感动从他的内心涌起。
“缺氧，不缺精神。”松贺日坚持高标准完成了演出任务。舞蹈无言，刚毅奔放的肢体动作传递出惊人的力量，引发如雷掌声。
建军节这天，军事文艺创演系副教授刘春美是和“家人”一起度过的。
围着熊熊篝火，刘春美与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的战友们手牵着手、欢快地跳起了舞。火光把这些年轻军人的脸庞照得红扑扑的，温暖的氛围让刘春美感觉“回到了家”。
这样的场景，刘春美曾想象过无数次。但她知道，欢聚终有一别。
“能为战友们留下点什么？”从北京出发前，望着自己最珍贵的一面专辑墙，刘春美有了主意。
腾出一整个行李箱，她为战友带去70张个人专辑。其中的作品，承载着她30年从军生涯对部队和官兵沉甸甸的真情。
“这条小路走了一回又一回，多情的小草告诉我军人很神威……”在被誉为“雪山孤岛”的詹娘舍哨所，虽然有高原反应，刘春美仍决定临时更换曲目，用一曲高亢雄浑的《天边的哨兵》向戍边官兵致敬。
歌声嘹亮，激荡着官兵心中的信仰。“在她的歌声中，我们听到了自己的故事。”哨长常科激动地说。
离别时刻，军队文化工作专业研究生学员邵珠彧泪眼婆娑。连队指导员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两次问道：“你们明年还来吗？”“如果有时间，你们还能不能再演一场？”
浓浓的情感和沉甸甸的责任让邵珠彧脱口而出：“我们走向边防哨所的脚步永不会停歇！”
承诺，刻在前行的足迹中——从东北边疆到西南边陲，“边防行”活动已连续开展9年多，行程超过2万公里。
“我们将继续为战而歌，向战而行，走出新时代军事文化的‘长征路’。”带着感动和不舍，队员们整理行装，向下一个哨所出发。（■林梓栋 郭淑军）
（解放军报）
概述
阆中在远古时就生活着一群人。这就是巴人。
在阆中的历史中，巴人的历史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历程。自远古巴人沿嘉陵江南迁来到阆中后，阆中便成了巴人良好的生存栖息地。他们在阆中创造了辉煌的巴文化。巴子国曾以阆中为别都，体现了阆中不仅在地域上，还是在巴人历史上都有着的重要地位。助武王伐纣、助汉王定三秦，《巴渝舞》威武雄壮的乐曲在历史的天空回响。今天，当我们在研究阆中历史时，必然要研究巴人的历史。同样，研究巴人历史也必然要研究阆中。阆中历史久远，虽然关于巴人的地面和地下文物十分稀少。但是历代史志典籍均有很多记载。我们还可以从大量的民间传说中去分析推测，寻找巴人历史的根。
巴人的历史一直有很多说法。因此很多时候，由于对历史典籍记载理解的偏差，会使所得到的结论也存在偏差。但这也是正常的。因为毕竟是在探究。但我们心须要敢于正视历史事实，不能因为某种原因而强词夺理，违背历史事实。虽说是探究，但也应做到推测合理，推测的事实有可能存在，而不能凭空臆想，或为了自圆其说，说不走时就牵强附会的胡乱编造事实。在使用历代史志文献时，不能各取所需，更不能掐头去尾，进行文字焊接。对我有利的就取用，对我所表述的论点有防害的就舍弃甚至骟割。这都不是一种正确的研究历史的表现。对历史的研究更不能存在领导意志。研究历史靠的是证据而不是领导说了算。否则，会使历史研究走上邪路。对一些长期从事某一项专门研究的老专家的结论要尊重，但不能迷信。有很多时候，因时间的进程，新的证据出现，随时都会改变某些历史“定论”或权威人士的结论。
本文系本人用了很长时间阅读史志，查阅资料，并参考了一些学者教授的研究论文后所编写。其内容上与某些学者专家看法上有所差异。因此，有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愉快或反感。特在此至歉。
人的起源论
在讨论巴人源流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个问题，人是从哪儿来的？西方的《圣经》中有上帝造人的的故事。在中国同样有。“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絙于泥中，举以为人”（《风俗通》）。
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东方和西方不仅都有上帝造人的故事，而且故事的情节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西方人说是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亚当和夏娃是兄妹。他们偷尝禁果。他们造人，造世间万物。他们遇到天下洪水，他们造了诺亚方舟，逃离了灾难。而在东方的中国，却有个华胥（不是上帝），生下了伏羲和女娲兄妹。他们也遇到了天下洪水，他们借葫芦才得以逃生。他们兄妹也结了婚。他们也造人。“剧务，力不暇给，引绳为人”。 东方的伏羲后代有不断迁徒的历史。而西方的《圣经》中也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埃及蒙神垂怜，指引他们脱离苦海，用了整整一个世代的光阴千里迁移的故事。
我们如果把西方和东方在关于人的起源上的故事对照起来看，首先我们想到的应该是这两个故事的情节是多么的一致！这其中是不是有可能东方、西方说的都是一回事呢？东方和西方在远古人类社会发展中居然有这么多完全相似的事发生，这绝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其中有一方肯定是假的。
关于上帝造人。一个人，四肢头脑以及身体的每一部位，每一个器官，全部都能适应地球这个生存环境，既没有多长任何一砣闲肉，也没有说应该有的器官而没有长。这样完整美妙的一个躯体，你不得不相信是上帝造出来的。除了上帝以外，还有谁能造得出来呢？上帝不仅造出了人，而且还为人的生存预备了无污染的大气（氧气）及适宜的温度、地面的流水、用以食用及自我生长的动植物、可以利用的地下矿物等等，他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理想的环境。你看，这一切的一切，是多么的完美。
如果说劳动创造人。那么一开始，人还未进行劳动时，或劳动时间并不长的时候，人体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劳动使手脚有了明显分工。那么在没有分工前，手脚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是脚和手一样还手和脚一样？从现存的类人猿来看，古猿应是脚和手一样。这是因为古猿在攀爬时，后肢要用来抓紧树枝等。如果劳动让手脚分工，那么只能是脚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就假如劳动创造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就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人类为了要适应地球的生存环境，是后来通过劳动而达到了目的。而不是人体本身器官与生俱来的就能适应生存环境。劳动使人体的某些器官发生改变，仅仅存在于脚手吗？其他器官有改变没有呢？如鼻子。类人猿的鼻子是塌着的，而人类的鼻子是隆起的。那么鼻子是否是因为要呼吸而变隆起的呢？难道不隆起就没法呼吸吗？这怎么解释呢？如果确实人体的生理器官是通过劳动或某种其他活动而使原有器官发生改变，以达到适应地球的生存环境。这个过程可能不是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百万年可以达到的啊！东方和西方的人都说上帝造人是按照自已的样子造的。那说明上帝本身就有一个完美的躯体。而且这个躯体能够完全适应地球上的生存环境。不需要经过所谓劳动或其他方式来改变。
《圣经》中讲上帝照着他自已的样子造人。东方的女娲当然也只能照自已的样子造人。因为她当时是不可能找到另一个美妙人体作样本的。如果是这样，女娲是人首蛇身，那她造出来的人也应该是人首蛇身的呀！在西方，亚当和夏娃是个什么样子呢？一开始就那么完美吗？说上帝造人，谁造的上帝？世界上人都没有，怎么会有个上帝呢？这个上帝又是谁的上帝呢？这岂不笑人？《圣经》中的耶和华是谁？西方人到现在也可能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
从遣传角度来讲，上帝照自已的样子造人。应该指的是人类的一代一代的繁育。在古时，人类处于乱交之中，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如中国有很多传说。什么“履大人迹”怀孕，“吞玄鸟卵”怀孕。在找不到父亲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这种异外怀孕之说，就认为是上帝造了人。“照自已的样子造人”是指人类在形体上的遗传。即“龙生龙，凤生凤”。或俗言“牛下牛，猪下猪”。之所以有那些传说，是因为人们那时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女人会怀孕，找不到原因之所在时，就想象可能是某种神奇的原因造成的。毕竟那是处于蛮荒时代。
关于人类的起源，有很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终生致力于此。但要解开人类起源这个问题，还是很不容易的。关于人类的起源，除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外，目前世界上的人类学家们还提出了很多种假说。
最典型的就是“神力论”。“神力论”说是神掌握了精神意志。神利用地球上丰富的物质条件创造了人的躯体，然后将精神意志附于这个躯体。所以佛教里面把人的身体叫臭皮囊。人就是精神意志和物质体的结合体。所以人死了后，精神意志（魂魄）离开，留下了臭皮囊。据科学家分析，构成人的身体主要成分是水、钙、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那么，现在给你一桶水，一些钙，一些蛋白质，一些碳水化合物，你能造出一个人出来吗？看来，随便要将水、钙、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变成一个具有生命的有机体是不可能的。那么上帝又是怎样将水、钙、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变成人的呢？真的是神创造了人？那这个精神意志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就是人们说的三魂七魄呢？上帝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呢？
还有些善于想象的科学家们在找不到人类起源的依据时，在近世纪又找到了外星人的头上。但是外星人存不存在现在谁也说不清。
从地球上生物繁殖的方式来看，一种是无性繁殖。另一种是有性繁殖。人类和动物类，以及有花类植物，都是通过雌雄交配，花粉传播(有的植物也可以通过纤插来繁育，即无性繁殖)来繁育出后代。中国古代有一本《淮南子》的书，在其中一篇名叫《精神篇》的载有：“有二神（阴、阳二神）混生，经天营地……类气为虫（混浊的气体变成虫鱼鸟兽），精气为人（清纯的气体变成人）”。如果从中国古老的阴阳学说来理解，天地万物有阴就有阳。有了阴阳才有了世界，才有了宇宙。于是阴、阳相结合便生育了万物，男、女结合便有了人类。这个阴、阳一开始是如何形成的。最初的“猴子”为一个动物种群。他们的繁衍肯定也是通过雌、雄交配才孕育出后代的。《圣经》中讲道：全人类都是源于神所造的唯一的一对夫妇。“夏娃……是众生之母”。那么最初这对夫妇的个体是如何形成的？真的是神造出来的？这对夫妇必须同时，年龄相差不能太大（或者双方都应该至少处于具有生育繁殖能力时期）才行。
真正从唯物主义角度来探讨人类起源的是达尔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说人是“猴子”变来的。直到现在达尔文的理论都是科学的。尽管有些人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挑战，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新的理论证明达尔文的理论是错误的。
我不敢质疑达尔文的理论，但也有些问题弄不明白。
首先是关于人类进化一说，其内涵还是说人最初就不是这样的，是随时间的进程进化过来的。那么那些器官属于进化而来的呢？是不是就是前边说到的脚和手呢？还有其他器官吗？
关于人是“猴子”变来的。现在世界上众多的种族：苏美尔人、闪米特人、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汉族人… …，他们是同一个种群的“猴子”变来的还是由不同种群猴子变来的呢？有人说是同一个种群的“猴子”变来的。这个观点就是人类同祖，即《圣经》所言：全人类都是由一对夫妇发展下来的。即天下所有人都只有一个祖先。有人说是不同种群的“猴子”变来的。而且说世界上的人种分了几个什么种属，是不同祖的人类种群。这种观点是人类数祖。即不同民族各有不同的祖先。如果这样说，是不是在同一个时期，非洲有一群猴子变成了人。亚洲也有一群“猴子”在变成人呢？或许那里有一群“猴子”先变成了人，另一群猴子后来才变成人。就按此说，这两群“猴子”又是不是同一个祖先呢？人类数祖似乎是有一点说不通啊！
中国最早的人类是云南元谋人和陕西蓝田人，后来又有了一个巫山人。根据人类学家考查，元谋人和蓝田人都是什么原始人中的亚洲人种。既有亚洲人种，那就还有非洲人种，欧洲人种了。亚洲人种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种有什么不同吗？我不相信非洲或欧洲、亚洲的“猴子”同时都变成了人。而且是各变各的。假如有先后，变人的“猴子”也应该是同一个祖先才对。
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只是一个祖先。《圣经》中讲道：全人类都是源于神所造的唯一的一对夫妇。“夏娃……是众生之母”。而中国人说，人类的祖先是女娲。“开天辟地，未有人民”，是女娲与伏羲兄妹结为夫妇才繁育了天下所有的人。夏娃论也好，女娲论也好，还是说明人类只有一个祖先。由此说来，亚洲人种也好，欧洲人种也好，总之他们都只能是同一个祖先繁衍下来的。就连我们的人类学家，虽然关于上帝造人的事，在他们眼里觉得是十分荒诞的，他们对这些传说嗤之以鼻。但他们还是承认所有的人类都是出于最初的一对夫妇的。之所以会形成全世界众多的种族，这首先应是人类迁徙的结果。通过迁徙散居在各大洲、有亲缘关系的一对对夫妻发展而来的。
人类在世界上的分布是迁移的结果。之所以会形成不同种族或语言、生活习俗，完全是与地域、生存环境相关联的，是后天形成的。这与人的起源是没有关系的。而迁移的原因，也是多样的。如受自然灾然影响，生存地不能居住下去。或者是人口大量的增加，原居住地已不能找到满足原有人群生存的生活资料。或者是因部落集团内部矛盾造成分裂。或者是因为战争中失败或为了躲避战争。也有的是因为躲避瘟疫。而迁徙的方式，应是由最初的发源地向四面八方迁徙。迁徙的组织形式，应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迁徙。迁徙的过程应是迁徙中有定居，定居中又会出现迁徙。在迁徒中，他们总是会选择那些具有良好生存环境的地方，作为他们的栖息地。在繁衍发展中，他们中的一部分分裂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往往耗时漫长，有的甚至达数百年、数千年，才能定居下来。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导，人们一直认为美洲是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发现的。但有科学家认为，根据美国各地岩石上出现的类似中文的象形文字，很可能是中国人首先发现了“新大陆”。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退休的化学家和碑文研究爱好者罗斯坎普，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发现了类似古老中国文字的象形符号。这些文字表明古代亚洲人在公元前1300年就来到了美洲，比哥伦布早了2800年。他说：“这些在北美的中国古代字迹不可能是假的，因为这些印记很陈旧，字体很古老。”
他们目前在新墨西哥、加州、奥克拉荷马州、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等地，已经共发现了84处中国古代象形文字遗址。
最早提出中国人东渡美洲的是19世纪英国翻译家梅德赫斯特，他在翻译中国古典文献《尚书》时，认为周武王在讨伐纣王的时候，可能有商朝人渡海逃亡，最终流落美洲的说法。罗斯坎普声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都发现了中国象形文字。有人认为最早到达美洲的是公元前589年摩门教先知利希。公元前580多年巴比伦人占领了耶路撒冷，利希带着他的信徒逃到阿拉伯半岛。然后他们造了一艘船希望穿越大海到达“另一个世界”。于是经过漫长的漂流他们到达了美洲（线路是从太平洋还是大西洋呢？）这个故事记录在《摩门经》中，很多历史学家对此不屑一顾，认为那根本不是真实的史料。
这些资料中所提到的一些推测在目前虽还没有重要的证据来佐证。这里不去研究中国人是不是西迁欧、美各地，而是我们从中看到了重要的一点：世界上的人口一直是在不停地迁徒着的。而下面的事实却是真正地，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占里村位于群山之中，被称为“中国人口文化第一村”。这群人是在700年前从江苏迁到这里的。寨里98%的家庭都是一儿一女。当地人说是因为一种名为换花草的草药。建寨700多年来，代代流传下来的寨规森严地写着：不许外娶、不许外嫁，以保守换花草的秘密。
中国历史上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的雅尔地区的土尔扈特部族﹐在17世纪30年代时﹐其部落首领和鄂尔勒克因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之间发生矛盾﹐遂率其所部及部分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牧民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曾遣使向清朝政府进表上贡。
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派出图理琛使团﹐途经西伯利亚﹐两年后至伏尔加河下游﹐访察土尔扈特部。乾隆二十一年(1756)﹐土尔扈特汗敦罗布喇什遣使吹扎布﹐假道俄罗斯﹐历时三载﹐到达北京。
乾隆三十六年(1771)，因不堪沙俄的野蛮统治，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领17万族人东归，最后约4万3千人成功到达中国。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想：中国有很多信仰基督教的信徒，特别是西北之地的人。而中亚，西亚、中东，乃至欧洲等地同样有很多人信仰基督教。中亚。西亚、中东、乃至欧洲的那些信仰基督教派的人完全有可能是从中国迁徒到那里去的？英国的《每日邮报》的报道不正是对这种说法的一种最好说明吗？而且应该说，如果欧、美、非的人群都是从中国迁过去的话，那也不可能是近代或近远代的一两千年内的事，而是应该更早。至少几百万年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不说世界上其他地方，就说中国。目前在中国境内发现了几乎遍布各地的几十万前的古人类遗址，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正是这种不断地迁徙，使人类逐渐分布到了天下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遗址不少。20世纪初发现的有“北京人”、“山顶洞人”。北京人距今有70万年，山顶洞人也有3万年之久。“山顶洞人”据说已经是“智人”了。更早的当然就是云南元谋人了。从这些古人类遗址的分布来看，可以说至少在200万年前，中国大地上就分布有很多人群。
1964年发现的陕西“蓝田人”也是中国较早的的直立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也属于早期直立人，学名为“直立人蓝田亚种”（即亚洲人种），距今已有50－60万年。1965年发现的云南元谋人，学名元谋直立人，或称元谋猿人。元谋人距今年代为170万年左右，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也属直立人种中的一个新亚种——直立人元谋新亚种。目前所认定的我国最早的元谋人化石，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其距今只有60万年！如果是这样，那么陕西蓝田人生存年代就和元谋人差不多是一个时期了。这两个最早的中国古人类群落，都同属于早期人类中的直立人，也同时被定名为“直立人亚种”。
鉴于此，就出现了陕西蓝田和云南元谋都在互相争谁更早。而这里的争论还未有眉目，又出来了一个“唐家坝遗址与重庆巫山庙宇镇龙骨坡古人类遗址… …。生活在唐家坝的古人类与巫山人一样，也是早于元谋人的远古人类”的说法。这些说法把人们弄得头昏脑胀。更使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蓝田人中的“公主岭人”和“陈家窝人”两地相距不远，而他们之间生存的年代差距竟是二十多万年（据科学家断代：一是距今约100万年，一是距今约80万至75万年），而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而他们的生存年代相距却是60多万年。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应该是由同一群人发展而来吧。那么从70万年前的北京人发展到3万年前的山顶洞 人，竟用了60多万年。可见人类进化进程是多么艰难缓慢啊！而且60多万年来，他们的繁衍速度竟是如此之慢。60多万年应该有大批的后代分布于世啊！
目前关于人类起源的最新的研究也仅停留在争论阶段。很多科学家都在尽力查找人类的起源的新证据。有的为了找到自已所在的那个地方是人类的起源地，“科学家”们绞尽脑汁。努力寻找证据。最早发现的古猿化石出土于欧洲。辟尔当人被有些学者看作是最早的人，甚至称他为“曙人”。最后被揭露，所谓“曙人”，原来是来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头骨和一个现代猿类的下颌骨凑合起来的假品。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西猿时，认为元谋人已能制作石器，故将之订名为“东方人”，并将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万年前（中国历史教材讲的为170万年）。而在同一地区的蝴蝶梁子发现的幼年头骨，鉴定为拉玛猿型，被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并也找到了“石器”，将之更名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为距今400多万年前。因此就构筑了“开远拉玛猿”——“禄丰拉玛猿”——“蝴蝶拉玛猿”（或“蝴蝶人”）——“东方人”——元谋猿人——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西畴人、丽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等相当完整中国古人类发展的系列。从而把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令人遗憾的是，后来这一观点遭到了否决。而且所谓“蝴蝶人”的“石器”原来是天然石块；而“东方人”的石器，是从地表上拣来的。而且就按前边的说法成立，那么，谁是“蝴蝶人”的后裔呢？果如前边所说，绝迹了吗？
1997年，中国启动了寻找200万年和更早时期人类的“攀登项目”。1999年中国对外宣布找到了距今200—240万年的石制品和骨器。但那个所谓石制品和骨器到底是不是人工制品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至今未有定论。为什么没有定论？而且也没有见到中国对此的新说法，难道真的是造假么？
对于人类的起源地是不能通过争取来得到的。而且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惜通过大量造假来制造“证据”。如果那样，我们探求人类的起源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不能为了某种目的，将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搞成了地域之争。从科学研究角度来看，这是极荒唐而又可笑的。
人类最后完全脱离动物界而成为真正的人。这一过程是十分的漫长的。就按劳动创造人的观点，脚手不分到脚是脚 ，手是手，让人体的器官和原来发生根本改变，通过劳动来完成这个过程，不可能是几千年或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就可能完成的。从旧石器时代转变到新石器时代，这不可能是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
我们再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中国境内远古人类遗址罗列一下：
巫山人古人类遣址：能人巫山亚种，200多万年前；
云南元谋人古人类遣址：直立人元谋亚种距今170万年；
陕西蓝田人古人类遣址：直立人蓝田亚种，距今100万－65万年；
北京人古人类遣址：中国猿人北京种，距今70万年前 ；
山顶洞人古人类遣址：晚期智人，距今约3万年；
河姆渡人古人类遣址：真正的人类，距今7000多年；
半坡氏人古人类遣址：真正的人类，距今5000－6000年；
上面，按照当今已发现且宣布的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遗址中所确定的古人类所在年代的迟早，从远到近排列起来。我们能从中找到这些古人类遣址所生存的古人类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我们有法把他们所在的位置，按照他们生存的年代先后，在地图上用一条线连起来，从而说明他们最早在哪里生存，然后又经过迁徙到达某处，然后又迁徙，再到某处，从而形成了这么多的古人类遗址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只能说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人种和人群。那他们的共同祖先又是谁呢？在远古时，人类的迁移是十分困难的。再加上迁移时并不是天天都在走路。而是到了一个具有生存条件的地方，就会定居下来，经过若干年的繁衍发展，才可能又分裂外迁。因此往往一个迁移过程都要持续若干年。但不管怎么说，上面所说的迁移路线都是不大可能存在的。现在只有找到这些人群中的古人类的后代到哪儿去了，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而这基本上是很困难的。
虽然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说得清，但有一点必然是存在的：在中国境内，古人类的起源一定是由最初的某个地方的“古猿”进化而来的。绝不能存在多个祖先并存的现象。这么多的古人类遗址上曾经生存过的中国古人类，他们之间肯定有必然的关系。只是我们今天如何来通过研究，发现这种关系，找到他们之间具有联系的证据。
伏羲论
华夏民族中有许多开天辟地和人类起缘的传说。盘古开天地更是妇孺皆知。
最早记录盘古开天地的传说是三国时吴国的徐整所著的《三五历纪》：“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
盘古虽然打开了天地，但接着又出现了“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其后，有关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开始见于各种书籍。
明董斯张《广博物志》中云：“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
《述异记卷上》记载：“今南海有盘古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氏之魂也。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居然还有人考证盘古墓位于广西来宾市。
盘古开天地后，虽然他的身体分别化为了森林、河流、高山等，但却没有人民。于是，就有了伏羲兄妹结婚，抟土造人的故事。《太平御览》引《风俗通》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拌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泥人也。” 伏羲兄妹造人后，从此天下有了人民。伏羲也就成了人类的始祖，成了华夏民族最早的三个首领中最早的一个，即三皇之首。
关于伏羲的名号，古籍中有许多写法，除“伏羲”（《庄子·人间世》）之外，还有“伏戏”（《庄子·大宗师》）、“伏牺”（《法言·问题》）、“包牺”（《易·系辞下》）、“宓犠”（《汉书·古今人表》）、“炮牺”（《汉书·律历志下》）“庖牺”（《水经注·渭水》）、“虑羲”（《管子·封禅》）等。伏羲氏在古代典籍中晚出。战国中期以前的典籍中，《论语》、《墨子》、《左传》、《国语》、《孟子》等对伏羲没有任何记载或只言片语。记载神话人物、古帝王最多的《山海经》中，也没有有关伏羲的记载。最早记载伏羲的是出于战国中晚期的《庄子》。但是庄子所言伏羲，未有明确的载记。而且在《庄子·人间世》：“是万物所化也，禹、舜应物之所纽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 这段话中，他还把伏羲列在了禹、舜之后。而并未有伏羲为人祖的记载。
《庄子·胠箧》：“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犠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这里，伏羲在轩辕黄帝之后，神农之前。《庄子·缮性》：“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庄子·田子方》：“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窃，伏戏、黄帝不得友。”纵观庄子的话，不仅庄子对伏羲的位置又摆的和前面所说的不同，而且将伏羲称为“伏戏”就音同字不同，那么还说“伏戏、黄帝不得友”，是何意义？
记载最详尽的应是《系辞下》，记载伏羲功业最著：“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这些话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完整的伏羲。
至此的后世史志，便有了很多关于伏羲的记载。
《史记》虽不为伏羲作传，但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封禅书》中借管仲言：“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司马迁认为关于伏羲的传说有点妄诞不实，所以除借此提及以外，再无只言片语。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在司马迁的时代，前人就有关于伏羲的传说存在。司马迁口中的“先人”也可能是几百年、几千年前，甚至更古老的人。
东汉班固《汉书》从黄帝推至伏羲。使伏羲成为了人文始祖。《汉书·古今人表》中引《世经》言：“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帝为太昊。”以伏羲为历史源头，说伏羲氏“继天而王”，因而他是百王之先，而炎、黄诸帝继伏羲而王。《白虎通义》言：“三皇者何谓也，伏羲、女娲、神农是也。”
晋代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三皇首列伏羲，言伏羲功业：“继天而王”、“作八卦”、“造书契”、“作瑟三十六弦”、“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供庖厨”等。皇甫谧说：“女娲氏……承庖牺制度。……及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混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庖牺之号。”
从此后的历代典籍志书无不以此为蓝本，将伏羲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然而据南宋罗泌《路史·卷十·后紀一·禪通紀·太昊紀上》载：“太昊伏羲氏，方牙，一曰蒼牙，風姓，是為春皇，包羲，亦號天皇、人帝、皇雄氏，蒼精之君也所载”。且在伏羲之前尚有若干纪。其中并未有关于天下洪水，伏羲兄妹借葫芒逃生和抟土造人一事。所谓“开天辟地，未有人民“的事并不存在。罗泌《路史·卷一·前纪一·初三皇纪 》又载：“天地之初，有浑敦氏者出为之治，继之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这就是说在伏羲之前早就有个浑敦氏为天下首领，再后来就是天皇氏、地皇氏。过后才有伏羲人皇氏。这和前边“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拌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显然是相矛盾的。而我们现在在讨论有关伏羲的问题时，恰好就抛弃了《三五历记》中的这个说法。
然而关于伏羲兄妹葫芦逃生，兄妹成婚，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确是华夏民族妇孺皆知的传说。《淮南子》中还有“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监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 狡虫死，颛民生”的记载，也是华夏民族中许多关于伏羲女娲传说中重要的内容。
而从目前所发现的远古社会遗址来看，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着不少与伏羲有关的古地名、古遗址、古建筑等。什么太昊陵、女娲坟、画卦台、炼石补天的地点也有所指认。后世很多人对伏羲和伏羲文化的研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见解。
首先是关于伏羲的出生地，就有多种说法：淮阳说（河南淮阳县）、太湖说（江苏吴县以西的太湖）、菏泽说（山东菏泽县）、成纪说（甘肃泰安），四川阆中说（四川阆中市）。
淮阳说（河南淮阳县）：
雷泽在河南省的淮阳县。《水经注·瓠子河注》曰：“瓠河又右迳雷泽北，其泽蔽在大城阳县故城北、十余里，昔华胥履大迹处也，其陂东西二十里，南北一十里，即舜所渔也。”其实据《山海经》，雷泽在吴西，即河南淮阳，今有遗迹。
成纪说（甘肃泰安）：
伏羲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史志有载伏羲“生于仇夷，长于成纪”。据已故考古家王献唐先生考证，他出生在甘肃省的天水陇南一带。
菏泽说（山东菏泽县）：
《一统志·一八一卷》记载：“曹州府下言雷泽即雷夏，在今山东菏泽东北。”
太湖说（江苏吴县以西的太湖）：
伏羲生于太湖，本太湖雷神。《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湖则雷，在吴西”。
四川阆中说（四川阆中市）：
据宋代罗泌的《路史》记载：“太昊”伏羲氏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尚暨叔姬翔于渚之汾。巨迹出焉，华胥决履以辁之，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孕十有二岁。生于仇夷，长于起城”。意思是说，伏羲的母亲华胥，生活在华胥水边，因为踩了雷神的足迹而怀上伏羲。伏羲生于仇夷，长在成纪。《路史》注释说：“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阆中渝水地也。”《周地图》解释说：“阆中水为渝水。”
从以各地有关伏羲出生地的说法，各有各的理由。有的不仅有典籍史志有记载，而且还有众多地面文物、地下文物的佐证。但现在为什么还是没有定论呢？这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范三畏先生对以上说法的进行了驳正和定夺，认为“伏羲氏发祥于渭水中游的天水市及其邻县一带是没有问题的。” 学术界大都主张伏羲故里在成纪，对此史料亦多有记述。 司马贞的《史记•补三皇本纪》：“太皞庖羲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出雷泽而生庖羲于成纪。” “成纪”位于今甘肃秦安，位于渭河 支流葫芦河。《遁甲开山图》云:“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仇夷山即今甘肃天水市南的西和县仇池山。所以，伏羲的出生地为甘肃天水、秦安附近应无疑，而近年考古发现距今7800年前的秦安县五营乡大地湾史前文化遗址又是一例证。
对于伏羲出生于甘肃天水的观点，多数史志记载都比较明确。我比较赞同的是“长于成起”这个说法的。对伏羲“生于天水”这一点，本人略有不同。首先是史志中所说的“仇夷”是不是就是天水呢？其次，如果仇夷就是天水，那么伏羲兄妹长于成起显然不能成立。因为伏羲兄妹遇到天下洪水，借葫芦逃生还会在成起吗？一场能灭绝天下所有人的洪水，才使伏羲兄妹漂流那么短的一段距离，是不可能的。伏羲兄妹一定是先出生在一个地方，遇洪水借葫芦逃生才到了成起。这个地方可能性最大的应该是四川阆中。也就是说，伏羲是生于阆中“渝水”，而“长于成起”的。因这里离成起虽说不远，但也有相当的距离。如果发洪水，加之南来之风力，葫芦向西北漂流，就到了成起。这是可能存在的。
上面所说的一切，在人类学家的眼里，从来均是虚妄的，也从不会谈论这些的。但在很多研究人类起源的史学家眼中，却往往是津津乐道的依据。很多地方都在引用“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这些故事里的情节。而且今天，当中华民族把伏羲当作全民族的人文始祖时，并从来没有人（包括人类学专家学者）出来反对过或否认此事。反而大家还在争吵着争夺伏羲的出生地。祭奠伏羲、黄帝的仪式一年比一年隆重，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层次还要高。
伏羲部落的迁徒
伏羲部落居住地因偏西北，这里并不是理想的生存地。但尽管如此，很多年以后，伏羲部落人口还是得到了不断增加。成纪已不能满足于他们的众多人口的生存了。再加之部落内部的种种矛盾。于是他们开始外迁，寻找新的生存地。
中国史学家把中国内人口的分布，归纳为四大版块：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无论是东还是西，南或者北，也不管是什么夷。戎、蛮、狄，他们都应该是伏羲的后代，都是伏羲部落迁徒的结果。
伏羲部落的迁移，并不是同时的大规模的。而是逐渐地进行着的。在他们部落内部人口增加后，伏羲下一代中的一些以血缘家庭为单位的部落民就有了向外迁移的情况。但这种外迁一般不会离部落中心太远。而且是呈波浪状向四周扩展迁移。因为他们还心须依靠整体部落。这些外迁血缘家庭后来也有所发展。他们的后代也会依照同一原理向外迁移。其中最早外迁的应是巴地的部族。其次是羌地的部族，而伏羲部落的主体部落是随伏羲东迁至河南淮阳的部分。按照中国境内人类分布情况。我们可以大致分析出伏羲部落在分裂外迁中的几条线路。1在离成纪不远的今汉中平原及巴山一带的巴人应是最早分裂迁移出来的一支。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沿汉水流域迁移到了湖北清江流域，形成了廪君部落，继续南迁中形了了中国东南部众多少数民族；沿嘉陵江南迁的巴人部落形成了以阆中、宕渠、巴州、江州到长江三峡一带的巴人。这部分巴人是后来巴子国的主体。巴人中的一部分西迁形成了蜀山氏，，蜀山氏在南迁中形成了彝族及南中地的众多少数民族。在继续南迁中形成了滇、黔等地的众多少数民族。还有部分人继续迁移，最终分布到了南中国及整个东南亚一带，形成众多的少数民族；2几乎与巴人同时外迁的是成起西边的氐人。这部分人在开初外迁时也和巴人一样，离开原伏羲部落中心地并不远。他们形成了后来的羌氐民族。3伏羲部落的主体部分东迁是在氐人和巴人外迁若干年后的事。他们的迁移后发展成了包括东夷人和朝鲜半岛在内的所有的黄河以北的众多民族。这一部分人最后分布到了北中国所有的地方；一部分沿淮河流域迁徙形成了今苏、皖。浙等地的众多部落人群。以上几个大的迁移群体后来共同形成了中国东南及沿海的百越部落民族。
在外迁中，伏羲部落的核心部落随伏羲东迁。他们沿着渭河平原和黄河岸边向东迁移。他们在那里先后创造了灿烂的蓝田文化。1963年开始发现的陕西蓝田古人类遗址，揭开了伏羲部落东迁第一站的真面目。蓝田人的年份较北京人早数十万年。因此他们在体质形态上有不少差别。例如蓝田人的容貌更似猿猴，智力和四肢也比不上北京人发达。考古学家因而把蓝田人分类为“早期直立人”，把北京人分类为“晚期直立人”。他们住在更新世中期、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蓝田人为西安最早的居民。后来，他们走过渭河平原，沿着黄河流域继续向东迁移。在黄河岸边，留下来的伏羲部落人创造建立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至今影响巨大的“仰韶文化”（半坡氏文化）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伏羲部落最后迁徒到了山东。在山东，伏羲看到了泰山的壮丽雄伟。伏羲在泰山还举行了祭拜天地的仪式。他们留在山东的部族创造了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北上后又形成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继续东迁的伏羲部落人群，形成了今天包括朝鲜、韩国人在内的东方人。留在山东一带的伏羲部落人群就是后来史学家所称的东夷人了。有人提出了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为东来文化，即东夷文化。其实这是颠倒在说。出现这种说法的原因，就是因为伏羲文化在伏羲部落东迁中的传播，使得巴蜀文化与东夷文化处于一种完全同源的状态。
伏羲部落最后定居于河南淮阳，并在那里建起了国家。伏羲在那里根据“河出图，洛出书”画出了神秘莫测的八卦。伏羲死后就葬于淮阳。太昊陵，全称淮阳太昊伏羲陵，又名伏羲陵，俗称人祖坟，即伏羲的陵庙，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在从成起东迁的过程中，伏羲部落创造了留给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蓝田”文化、“半坡氏”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半坡、蓝田、仰韶的伏羲后裔部分北迁又形成了北方的少数民族——北狄。当年拓拔氏建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就声称自已是伏羲的后裔，入主中原，是正统的中原主人。
伏羲部落在河南及中原一带，经过长期的繁衍，一部分继续沿着淮河流域向江南迁徒。南迁的伏羲后裔在南方创造了“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在江南开辟了广大的农业耕作区。使人类社会从单一的狩猎活动完全发展到了农耕时代，特别是通过粮食种植来获取生活资料，从而使社会跨入了高级进程之中。据考查，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很可能就是古越族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稻谷、稻草和稻壳的堆积，是当时世界发现最早的稻作文化，后来在黄河流域的裴李岗遗址、贾湖遗址和长江中游流域的彭头山遗址等地发现了早期的稻作文化。此外，现在的考古学家也普遍认为，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各地的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可能也是由古越族所创造出来的。最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这种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在时间上从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汉时期，在空间上则遍布于中国东南地区及岭南一带。
有资料显示，南方众多的百越人在炎黄时应是炎帝部落所分化出来的。《路史·蚩尤传》载：“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南方炎帝和黄帝本是兄弟俩，都是伏羲的后裔。百越人在中国史学界中一直是好象不归于东西南北四大类人群中，而是被看作是巴、濮不同类的一群人。而很多史学家一致认为百越族人是夏禹的后代。实际也就是伏羲部落后裔。百越人的分支很多。罗泌的《路史》中说的：“越裳、雒越，瓯越、瓯皑，且瓯、西瓯，供人，目深、摧夫、禽人、苍梧、越区、桂国、损子、产里、海癸、九菌、稽余、北带、仆句、区吴(句吴)，是谓百越。”。而不能说百越纯粹是哪一个部落人群迁移的结果。他们应该是几个大的迁徒部落在发展迁移中互相穿插，相互交融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实际应该是由随淮河流域迁徙的伏羲部落和随汉水流域迁徒的廪君巴人部落，随嘉陵江南迁的巴人在外迁中形成一个混合型族群。是由几部分人迁徒共同形成的。
最早和巴人几乎同时外迁到西边的羌、氐人后来形成了西边众多少数民族。也就是所说的西戎等少数民族了。而且今天的甘肃、新疆及西亚甚至更远的民族都应是他们迁移所形成的。至于有的说到大禹出生于羌族。这也是有因的。大禹不仅仅是因治水有功而当上了部落首领。大禹本身姓姒，名文命，字（高）密。史称大禹、帝禹，为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其父名鲧，被帝尧封于崇，为伯爵，世称“崇伯鲧”或“崇伯”，其母为有莘氏之女脩己。这样显赫的家族，既是前黄帝、尧帝的孙子，又加之治水有功，成为后世帝王是必然的。大禹的母亲有辛氏的所在地即为羌戎之地。根据伏羲部落子女由母系部落抚养习俗，有可能大禹出于羌的原国是因其母有辛氏原为羌戎之女，后大禹降处于羌地，在羌地长大。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禹原出于羌的原因吧！。
另一部分当然就是巴人了。巴人为伏羲四世孙顾相的后代。巴人的足迹遍布南中国大地。汉水流域到三峡长江以南，再到蜀山僰道，滇黔东南亚，都是巴人的故乡。
巴人论
顾相始为巴人
关于巴人的源流，专家学者都十分感兴趣，甚至有的终身不渝地研究巴人。有很多人对此都著书立说，提出对巴人源流、巴文化的见解。到现在为止，存在着多种说法。
但首先应肯定的是，巴人是伏羲的支系。《华阳国志》说：“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故于《春秋》班侔秦、楚，示甸卫也”。南宋罗泌《路史》虽有人说“路史路史，乃路边之史”。但在很多时候，《路史》所记载的史实都被研究史学的专家学者所引用。其使用效率超过了某些正史。关于巴人的来历，《路史》中也说：“伏羲生咸鳥。咸鳥生乘釐，是司水土，生后炤。后炤生顧相，夅處於巴，是生巴人。” “后炤生顧相，夅處於巴，是生巴人”。这句话中的含义应该是伏羲的后代中有一个叫后昭的人，这个人有个儿子名叫顾相。这个顾相从小就离开父母，在巴这个地方生活。顾相后来娶妻生子，他的后代就是后来的巴人。什么叫“降处”？ “降”即出生。“处”就是离开父母到另一个地方去生活。意思就是一出生就离开父母到了另一个地方（外婆家）。这在远古的伏羲部落中可能是很多的。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母系氏族社会所遣留下来的一种习俗。而且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了黄帝，甚至夏朝时期。黄帝时期，黄帝的长子玄嚣降居江水，次子昌意降居若水，亦皆同此。
这种习俗沿袭下来，就有了后昭把自已的儿子顾相“降处于巴”这件事了。而“降处于巴”，说明远在顾相降处于巴之前，这里就已经有一个叫“巴”的地方了。这也说明后昭的妻子就是“巴”这个地方的人。“巴”这个地方是后昭妻子的娘家，所以他才能把顾相“降处”于“巴”这个地方。就如同“昌意降居若水”一般。那么这个早就存在的“巴”这个地方在哪儿呢？
巴地
历史上有关“巴”的解释和关于“巴地”的位置多有专家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史志典籍中也有不少记载。
最早记载是出现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巴方”、“巴甸”之名 。而且不少人还画出了“巴方”、“巴国”的大臻范围是在北起汉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东至宜昌、西达川东的地区。这一地区实际就在大巴山区。其他有关巴的记载还很多：
《玉篇 • 巴部》：巴，国名。
《山海经 • 海内经》：西南有巴国。
《山海经·海内南经》说：“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
《山海经 • 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
《今本竹书纪年》：“（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讼”。
《荀子 • 彊国》：秦西有巴戎。
《墨子 • 兼爱下》：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越、齐、荆。
《左传 • 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
《左传 • 昭公十三年》：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
《华阳国志 • 汉中志》：晋寿县，本葭萌城，刘氏更曰晋寿。水通于巴。
《华阳国志 • 巴志》：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又：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再：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国、蜀国之师，著乎《尚书》。
《后汉书 • 巴郡南郡蛮传》：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子生于赤穴。
唐 • 李山甫《春日商山道中作》： 一径春光里，扬鞭入翠微。风来花落帽，云过雨沾衣。谷鸟衔枝去，巴人负笈归。
——这些记载只说明了有“巴”的存在，而并未说明“巴”在哪里。为什么叫巴。
我们从甲骨文中的“巴”（ ）字来看：甲骨文中的“巴”字（ ）是一个人的形象。这个人（ ）长着又大又长的手（ ）。在远古时，这个“巴”字（ ）字就是根据他们的形象造出来的。造字本义应该是，远古时代生活在高山丛林地区，手大手长、善于攀爬的人。后来，在使用过程中得到了逐步的演化。有的甲骨文的（ ）将“人”（ ）和“爪”（ ）混合连写（ ），以致“人”、“爪”不辨。有的甲骨文的“巴”( )字还是一个孕妇的形象，表示长着大手掌的这一群人的后代子孙也是具有这一遗传特征的。当代考古
发现，在陕西南部仍生活着长臂山民，其手臂伸开远远超过身高。也许他们就是那时的长着大手掌的长臂人的后代。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巴”字，字形与甲骨文相比，已面目全非。“巴”字已从整个人形只剩下那一只大手了。那只大手的形状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巴”字的形象。再后来，人们又加入了“巴”即蛇的意义。而“巴”之所以与蛇有了关系，是因为有人推测，“巴”字就是人们根据蛇行屈曲之状或抬头远视的样子造出来的。因此人们把蛇叫做“巴“。加之《山海经》记载，这里还出现过巨蛇吞象的事。两者比较一下，可以看出，甲骨文的“巴”字更象是一只脚长手长的“猴子”（类人猿）走路的姿态是比较形象准确的。说“巴“字是根据蛇行之状所造，那是离开了字的本源，有引伸之义了。
那时，人们就把长着又长又大的手掌的这群人居住的地方叫做“巴”。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汉水和嘉陵江的发源地——汉中平原一带。《山海经 • 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山海经》中的西南就是指的这一带地方。
远古时，伏羲后代中的一支很早就来到了这里。这就是以后昭为部落首领的部族。这里除了森林茂密的高山以外，还里有广阔的汉中平原。这里非常适合人类的居住。他们来到这里，在这里生存繁衍。
从史志记载中，最早记载巴人的应是《山海经》。而记载比较明确的还是《路史》：“伏羲生咸鳥。咸鳥生乘釐，是司水土，生后炤。后炤生顧相，夅處於巴，是生巴人。”这里说明了在后昭时，这个地方已经就叫巴了。而住在那里的人叫巴人则是在顾相降处于巴这个地方以后的事了。“是生巴人”，这里的生并不只是生育的意思，更有开始的意思。就是说从顾相开始，这里的人才叫巴人。这里的巴人部落就是人们后来说的最早的巴国。
巴人图腾
远古民族都有自已的图腾。巴人同样也有自已的图腾。巴人的图腾是什么呢？从古以来就有几种说法：崇蛇、崇虎、崇狗。
一个民族把某个人、动物或植物，作为崇拜的对象。这是有原因的。至于说这个人或这种动物、植物就是这个民族的祖先，这是说不通的。过去中国读书人都要供孔老夫子。是不是他们就是孔老夫子的后代呢？袍哥人家要供关老爷，是不是袍哥人家就是关老爷的后代呢？一个民族崇拜虎，也可能是他们认为虎十分威猛，不可战胜而敬之。如果供奉动物是把他当成祖先。哪供奉植物呢？难道也是把它当作祖先不成？这肯定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巴人的图腾究竟是什么？有的说是蛇，有的说是虎。还有人经过研究说是狗。有的人说巴字象蛇，就说巴人在崇拜蛇。巴人是蛇巴。有的说巴人以人祠虎，就又说是虎。巴人又成了虎巴。究竟是蛇巴还是虎巴？如果说是蛇，是因为伏羲兄妹是巴人的祖先。伏羲兄妹本身就是人首蛇身。后来有了龙这个概念后，我们才说成是龙的化身。也才把华夏民族说成是龙的传人。而巴人以蛇为图腾也不是因为巴蛇吞象一事。《山海经》中讲的巴蛇吞象那件事，是指一条大蛇吞了象后，三年才消化完毕。没有消化了的骨头才屙出来。屙出来的这种蛇未消化了的骨头是一种非常好的药物，君子吃了就不会得肠胃疾病。这个故事里也并没有其他特殊意义。当然也可能是这条蛇太厉害了，居然把大象都吞下去了。因而对其崇拜，进而将蛇作为图腾，这也许有一点道理。
而很多人凭一句“廩君死，魂魄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故以人祠焉”就说巴人崇拜虎，巴人的图腾就是虎。廪君化虎吃人，只能说明廪君是一个“生不吃人死吃人”的首领，死后不放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这就不是个好首领。廪君要吃人，谁不害怕？巴人祠之是因为怕被它吃掉而不得不给其上供，并不是对其崇拜。一个民族如果把要吃自己的人或兽当作图腾来崇拜，那我至少认为这个民族的精神是不正常的。更不说《西游记》中通天河鲤鱼要吃人，陈家庄的人只好每年以童男童女上供这回事。陈家庄的人不是对鱼精的崇拜，而是惧怕和无可奈何。而且“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汉王要巴人以射虎为专业工作。巴人如果认为自己是虎的后代，以虎为图腾，而又专门以杀虎为业，那真是怪事了。巴人居然成了不要祖宗，而且还要杀害祖宗的人，可能吗？可见巴人以虎为图腾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以虎为图腾也只能是廪君五族的人，而不是所有的巴人。而这时的廪君巴人与阆中巴人（也就是沿嘉陵江迁徒的巴人）也只可以说是在远古属于后昭、顾相的后代，到这时已是各不相亲的了。
廪君巴人
在巴人部落分裂外迁中，沿汉水流域迁徙的巴人部落在在不断的外迁中，有一部分落来到了清江武落钟离山一带。这里虽然山高林密，与世隔绝，但自然环境十分优美。特别是清江水清彻见底，鱼虾、小石头粒粒可数。加之有一些平洋之地可供粗放的农耕。这里与世无争。这与他们在原部落里因矛盾而发生纠纷显得格外平静祥和。于是他们在这里安了家。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他们内部也发生了分裂。这就是我们说的五族了。史载红穴黑穴之说，我认为实际是指洞穴的位置。红穴在向阳一面山坡。黑穴则在背阳地方（当然也有可能是构成岩石的成分不同而出现洞的颜色不同）。他们虽同出一源，有兄弟之谊，但小部落之间难免不发生一些纠纷，如争地盘之类的事。由于无人为君长，所以很难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需要选出一位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来主持公道。这就有了他们最后以比试的方法选出红穴的务相为首领这件事。务相当然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廪君。廪君最后统领了五族，形成一个较强盛的部落。
今天的壮族、土家族人、百越乃至越南及南亚人都应是廪君部落人迁徒的结果。越南大修孔庙，并因此发生了和韩国之间的争吵，以及土家族人对伏羲和巴文化的认同，就是有力的证明。虽然历史上《风俗通》记载，周成王封颛顼帝高阳氏之裔鬻熊之曾孙熊绎于丹阳，国号为荆，后迁都于郢城(今湖北江陵旧郢城)，始改国号楚，后世子孙以国名为氏，称楚氏。但封于楚的也仅是周王室的，与巴子国一样的子爵国。这就是楚国。
廪君巴人部落后为楚所灭。其原因应该是在楚被周王室封为子爵国时及以后。廪君巴人以务相为首的巴人早已建立了自已的国家。首先是楚被封为子爵国后，对于处于郢近在咫尺的巴人部落，感到是一个威胁，同时也想征服廪君巴人之领 地据为己有。因此，楚子国和廪君巴人之间进行了很多次的战争。因楚国的强大，廪君巴人受到楚的威胁。也曾经进行过抵抗。开始双方互有胜负。楚国在长阳设置扦关以拒巴人。说明楚国和廪君巴人之间的战争曾经过一定的相持阶段。当然，廪君巴人部落最后还是被楚所灭了。据《湖南通志·清曾国荃等纂· 光绪十一年重修刻本·卷八十一 ·武备志· 苗防一·总纪》载：“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十道志》)。或曰巴子兄弟入为五溪之长。今酉溪在州西，次南武溪、次南沅溪、次南辰溪，次东南熊溪，次东南朗溪”。《南史 • 夷貊传下》：“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谓之五溪蛮。”“其熊、朗二溪与郦道元《水经注》虽不同，推其次第相当，则五溪尽在今辰州界也。(《元和志》) ”。这也就是说，廪君巴人的五姓联盟因楚国而灭，后迁徒到了五溪，五姓兄弟在五溪又各建立了自已的部落，各掌管一个地方为君长。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廪君巴人当时发展和消失的历程。
廪君部落中的一部分分迁于于湘、卾、赣等地形成了后来的土家族、苗族、壮族等。“苗有倮、瑶、僮、仡、佬、伶、僚之分，其处广西边者为僮，处云南边者为倮，处湖广零陵、宝庆边者为瑶；处靖州、天柱等处，与黔接壤及环黔而处者，为仡佬、伶僚，皆苗也”。而土家族人应是廪君巴人土著民的后人。
至此，廪君巴人消失在了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了。
但必须说明一点是，廪君部落是巴人，但不能代表巴人，更不是巴人的祖宗，只能是巴人中的一部分。比如说，板盾蛮、賨人以及《巴渝舞》这些东西与廪君巴人就根本毫无关系。《路史》载“巴灭，巴子五季(第五代)流入黔而君之，生黑穴四姓，赤狄(氏)巴氏服四姓为察君，有巴氏务相氏”。这既说明了廪君部落原为顾相巴人部落的人，而且直接指明其流入了黔中。巴人因战争的原因才开始外迁。廪君这一群巴人才逐步迁移到了清江流域的。他怎么会是巴人的祖先呢？持这种观点的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在当时交通极不便的情况下，只能是沿河流迁徒。后来廪君的后代所建立的国家被楚所灭，廪君巴人部落为了躲避战争，再次迁徒，形成了前边所说的“五溪蛮”。廪君巴人一说也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阆中巴人
《保宁府志》转录《范史》记载：“巴族之起，盖自巴江嘉陵沿岸（经四川绥定、保宁两府间），其后寝沿大江而下”。根据近代考古发现，从广元中子铺到阆中兰家坝，再到彭城坝、南部、南充、重庆及三峡地区的一些古人类遗址，都和北方及中原文化遗址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从陕西龙山文化到广元中子铺文化遗址再到长江三峡的一些文化遗址在文化层次上同样存在着和沿渭河流域东迁的伏羲部落相关连，同样存在着递进发展的关系，说明了这些地方的文化都是同源文化。尤其是合川唐家坝古人类遗址、重庆巫山庙宇镇龙骨坡古人类遗址的发现，更证明了巴人南迁的事实。可以推测：云南元谋人、重庆龙骨坡人、陕西蓝田人在人类生存年代在各个节点上应该是具有同处同时的特征，是具有同一祖先的。后来因迁徒才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古人类部落。
这一部分巴人为了继续寻找理想的生存之地。他们继续沿着嘉陵江南迁。在若干年后，他们来到了阆中。在迁徒过程中，他们要克服没有道无路可寻，野兽的侵袭等困难。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的迁移路线也只能是河道。远古巴人之所以选择阆中一地，是因为阆中有山有水。阆水在今阆中城西北到东南形成了一段水势平缓的河道，这对于原始时期的巴人所依赖的渔猎是最好的场所。更兼阆中有广阔的河谷平坝为巴人提供了农业发展的条件。阆中南部又盛产食盐。这也是巴人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
阆中是巴人南迁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
阆中巴人的历史是很悠久的。远古时代，没有文字，人类处于“浑敦氏”时期，有很多事情只有存在，没有记载。只能说是十分久远的。但最据说服力的是：黄帝娶嫘祖为妻。也就是说当黄帝结婚时，嫘祖所在的阆中巴人就已经存在数万年了。在后世的发展中，正如常璩《华阳国志》所载：阆中巴人“自先汉以来，傀伟俶傥，冠冕三巴。及郡分后，叔布、荣始、周群父子、程公弘等，或学兼三才，或精秀奇逸；其次马盛衡、承伯才藻清妙，龚德绪兄弟英气晔然，黄公衡应权通变，马德信、王子均、勾孝兴、张伯岐建功立事，刘二主之世，称美荆楚。乃先汉以来，冯车骑、范镇南皆植斯乡，故曰“巴有将，蜀有相”也。及晋，谯侯修文于前，陈靖衫炳于后，并迁双固，倬群颖世，甄在传记，缙绅之徒不胜次载焉”。
这中间的历史时期是很长的。从中国现在传说的从伏羲到三皇五帝，他们每人不说活几百岁，就算他们都活一万岁，也才几万年或十几万年。这是不可能。在三皇五帝前，历史就经过了无数的岁月。几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啊！
在漫长的生息繁衍过程中，阆中巴人部落由于生存技能的成熟，生活环境的改变，所得到的生活资料的充足，人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仍然摆脱不了人类发展中由于人口的增加，血缘关系复杂起来，难免就会出现分裂的历史规律。特别是在生活资料的分配方面的矛盾，促使了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如同后来的子女多的家庭分家各户一样。即所谓的儿大分家。分裂外迁时，他们按照以血缘家庭为单位外迁。由于各个部落这样不断地继续分裂外迁。按照古礼法，六代以后只有同姓的关系。何况千百万年。这就形成了后来巴人部落众多而姓氏也不同的现象。这也就是有的专家讲的巴人所建立的国家是数以百计。其实这些所谓国家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小的氏族部落而已。更是何止以百计。如果考察天下，今天能看到的那些州、县、乡等人口集中地，虽然有的是因为交通的发展而建立的场镇，但每一地在古来都应是一个个血缘家庭所组成的“国家”的活动中心。今天，在中国的地名录上：李家嘴、曹家湾儿、黄家坝、郑家山、史家沟等，无不带有古代血缘家庭部落的影子。我们今天常 说“氏族”二字。实际上氏族氏族，就是以氏为族。在同一个姓（如巴）中，为了区别不同的分支，均各以氏相称，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有“金天氏”、“神农氏”、“燧人氏”… …等不同的氏族的主要原因。而且当时多以所居住的地点或出生地来取名。如黄帝居轩辕，称轩辕氏。这也就是后来日本人沿用的名字加地名的取名方法。而这种方法最早也是中国人发明的
沿嘉陵江流域迁徙的巴人也只能是巴人的一部分。沿嘉陵江至长江流域到长江三峡一带，不仅在这里活动的是巴人的主体部分，又因先于大禹时就“州巴、蜀”，后又在周时被封为巴子国，秦时又建了巴郡。因此，这些地方的巴人虽说也是巴人的一部分，却完全可以代表巴人。
阆中巴人可以说是沿嘉陵江南迁巴人的主体。他们最早在今天的阆中彭城坝建立了巴人的国家“彭国”。武王伐纣时，阆中巴人和其他巴人部落组织成了英勇的“虎贲军”，“歌舞以凌殷人”，并因使用木板作盾牌，而获得了“板盾蛮”的雅号。《华阳国志》：“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战国时期，巴子国在阆中今古城东北20里处的白沙坝建立了巴子国别都。巴子国以阆中为别都，也是因为有阆中巴人为基础的。
在阆中巴人的分裂外迁中，沿渠江上溯迁移的一部分巴人在宕渠建立了又一个巴人中心。
宕渠，在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司马错和张仪灭巴、蜀后，在设置阆中县时，同时设置了宕渠县，隶属巴郡。东汉明帝永平八年至十一年（公元65年——68年）时，人口上万户，为上县。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年——105年），析宕渠之东、北置宣汉县（治今达州市通川区）、汉昌县（治今巴中市巴州镇）。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刘备以所属巴西郡东面置宕渠郡，领宕渠、宣汉、汉昌三县。东晋安帝时（公元397年——418年）地属安汉郡。成汉至东晋末（公元420年）毁于战乱，为僚人所居，不设县治。南北朝刘宋（公元420年——479年）与萧齐（公元479年——502年）时，仍属安汉郡，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于郡里置渠州。北周武成元年（公元559年）改宕渠郡为流江郡。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渠州为宕渠郡，到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宕渠郡为渠州，宕渠作为县郡行政区划名称，继承了932年。
其实来到宕渠的巴人历史也是很悠久的。据推测，他们迁徒到宕渠的时间虽晚于嫘祖部落巴人西迁的时间，但比至长江流域的巴人要早得多。至今宕渠仍留有“賨城”遗址。
宕渠巴人部落的发展，促进了他们需要向外迁徒，去寻找更好的生存之地。于是他们沿着渠江迁移。迁移到巴州的巴人部落，在巴州形成了另一个重要的巴人活动中心。巴州之地历来未有州县设置。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划宕渠之北，包括今巴州区、通江、南江、平昌及万源等县的巴河流域地区，置汉昌县（即巴州）。南北朝时的梁天监四年、魏正始二年(505年)，梁、魏互相争夺汉昌县，互相竞争设置州、郡、县等地方政权。北魏延昌三年(514年)始置巴州。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八·四裔考五》 有载“後魏宣武帝正始初，将夏侯道迁举汉中附魏，宣武帝遣尚书邢峦为梁、益二州刺史以镇之。其後以梁、益二州控摄远，乃立巴州（在今清化郡），以统诸獠。後以巴酋帅严始欣为刺史”。从这里可以看出，后魏为加强对僚人的控制才“立巴州以控诸僚”。而后在南梁与后魏争夺巴州中，巴州曾侨置于苍溪青山观多年。在僚人未入
蜀之前，巴州一地的巴人勤劳勇敢，在巴州创造了辉煌的巴文化。
沿着嘉陵江继续南迁的巴人到了垫江、江州、朐忍。南迁巴人经过发展，又继续分裂外迁。有一些部落进入了深山之中。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步形成了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习性。这部分人分布在荆湘、黔涪、越隽僰道等非常广大的地区，而且还延续到了岭南之地。形成了后来的僚人和濮人。这也是历代统治者都把他们归于蛮人一类。但真的说，濮人其成分较杂。所以称为百濮。既有廪君部落中外迁的一部分，也有沿嘉陵江迁徙的巴人继续南迁的部分。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说：“(楚武王)于是始开濮地面有之”。 “建宁郡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 春秋战国时的濮人，主要居住于楚国西南部，即现在的云南、贵州，四川至江汉流域以西一带"，古代元江称为濮水，就是因为濮人居于水域而得名。而见诸《后汉书》所言，传说其祖先为盘狐的而被称之为獦獠。这也是后来成汉年间入蜀僚人的主体。
蜀山氏源流
据载：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玄嚣、昌意为黄帝和和嫘祖所生。玄嚣之子蟜极，蟜极之子就是后来的帝喾；昌意娶蜀山氏女为妻，生韩流。韩流之子高阳，继承天下，这就是 “颛顼帝”。为什么黄帝的两个儿子玄嚣和昌意都降居在江水、若水？这中间就要追述黄帝和嫘祖的关系。嫘祖为“西陵之女”，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盐亭县人。四川盐亭在巴人时代为今阆中巴人部落的一部分。嫘祖部族从四川盐亭西迁到了蜀山一带定居，形成了后来的蜀山氏。他们把养蚕织丝的技术带到了蜀山。黄帝时期，黄帝部落早期的政治中心在甘肃天水一带。这里距蜀山氏所居之地并不遥远。两个部落之间经常是有来往的。后来，黄帝娶了嫘祖为妻。他们共同生有两个儿子——昌意和玄嚣。昌意和玄嚣降居江水和若水，实际就是被放在外婆家，由外婆家来抚养。这也是远古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遗留下来的一种习俗。伏羲只有母亲华胥，没有父亲，伏羲兄妹也是由母亲所在的族人共同养大的。昌意和玄嚣后来都娶了蜀山氏之女为妻，而且终老于蜀山若水、江水。玄嚣和昌意的孙子都成了五帝之一。
阆中巴人部落在后来的发展中，以嫘祖为代表的巴人部落西迁到了今四川西部，形成了后来的蜀山氏的部落。
蜀山氏人，从阆中巴人部落西迁到蜀山后，因他们善于养蚕织锦。所以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被人们叫做蜀。
缧祖又是四川盐亭的人。这是史学家认定了的。今天的盐亭离阆中只有不到100公里。由此，可以推断在远古巴人部落未分裂时，缧祖所在的部落民就应该是四川阆中巴人部落的一部分。缧祖所在的阆中巴人部落很早就会养蚕织丝。《嫘祖圣地》碑文中：“（嫘祖）生前，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缧祖原来所在的那个部落就西迁到了蜀山一带。因她们善于养蚕。后来人们就把那个地方叫蜀山。黄帝和炎帝都是伏羲的后代少典的儿子。他们从小一个被降居于姬水，一个被降居于姜水。黄帝部落就是伏羲部落的原土著民。伏羲东迁后，少典在成起一带建立了有熊国。黄帝长大后，继承了少典所建立的国家。蜀山氏人距离黄帝部落并不远。两个部落之间肯定有来往。缧祖后来成了黄帝的妻子。《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器，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氏女曰昌仆，生高阳。……”《路史》及其他史志均载：“昔黃帝為其子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乾荒亦取蜀山氏繼其後葉。及高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繼之者也。秦惠文王元年，蜀人來朝；八年，伐滅之，始降侯云”。《路史》再云：“帝顓頊，高陽氏，姬姓，名顓頊，黃帝氏之曾孫，祖曰昌意，黃帝之震適也。行劣不似，遜於若水。取蜀山氏，曰景 。生帝乾荒，擢首而謹耳，豭喙而渠股。是襲若水，取蜀山氏曰樞，是為河女，所謂淖子也。感瑤光於幽防，而生顓頊，併幹、通眉、帶午，淵而有謀，疎以知遠，年十五而佐小昊。封於高陽”。《山海经·海内经》亦载：“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伏羲女娲在河南陈国去世，受遗命所嘱，黄帝带着嫘祖。迁到陈为伏羲女娲守祀，并在河南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步统一了各部落。黄帝也成了中华民族的始祖。
史籍所载，黄帝一家祖孙三代的媳妇都是蜀山氏人。他为什么远天远地的找一个蜀山氏人当媳妇。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就因为蜀山氏的人是缧祖部落的后裔，也就是黄帝的外戚。就因为黄帝及后裔和蜀山氏之间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周初分封天下，为什么西南巴地都分封了一个子爵，而蜀地未予分封呢？这恰恰是很多研究巴人、蜀人的很多人根本未注意的事。《华阳国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到了黄帝时，儿子而昌意顽劣，“逐于若水”而生颛顼。黄帝把自己的儿子昌意“降于若水”。再后来又把曾孙分封到了蜀山。据记载，颛顼所生的六个儿子：鲧曾、古蜀王、称、魍魉、穷蝉、梼杌。其中老二就是古蜀国的蜀王。也就是说蜀这个地方在大禹“州巴、蜀”时，就已经是黄帝的儿子、孙子乃至重孙在管理了。大禹“命州巴、蜀”的依据也是由此。“武王伐纣，蜀与焉”。蜀作为姬姓同宗外戚，当然要参加的。而武王建立周王朝后，大搞分封诸侯。他在分封时，对这个关系是很清楚的。周王朝姬姓，本黄帝后裔：华胥氏—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姬轩辕)—少昊(又名玄嚣，本名姬己挚，黄帝长子)—蟜极—帝喾(姬夋，又名姬夒)—弃(后稷，姬弃)—不窋(kū)—鞠—公刘(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姬隃)—公非(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姬类)—古公亶父(姬亶)—季历(姬历)—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朝开国君主)。周武王是黄帝的子孙。他怎能又分封一个人去将原同宗后裔的天下夺走呢？周王朝是最讲宗法礼制的。因此，周王室才未对蜀搞什么分封。
至于说到蜀人的源流，有的说是蚕丛后代，有的说是杜宇后代。还有的说是昌意后代。究竟是谁的后代？《路史卷四》载：“自生民以来，君君世绍蜀，不知有中国；而中国亦莫知有蜀。五帝以来，羁縻服外，蜀固然不为中国少，而中国亦不为蜀之不足也。”《华阳国志》说“其君上世未闻”，而知道的君王也只能是从蚕丛开始。前边的君王因无记载，除已知的颛顼的六个儿子中的老二就是古蜀王外，其他的没有人知道的。蚕丛时，蜀人就已经存在上千年甚至几千年万年了。蚕丛并不是蜀人的最早祖先。昌意降于若水也只是管理这个地方。昌意娶蜀山氏之女为妻，又被派到那里那么多年，是一定会留有姬姓后代。昌意的后代后来可能与当地其他的人群融合了。因为五服后是可以通婚的，这个蚕丛也有可能是有记载以来的昌意的后代子孙。《华阳国志》关于颛顼“封其支属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的记载已说得十分明白了。至于说到杜宇，已经是时隔数千年以后的事了。从史志典籍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颛顼“封其支属于蜀”后，蜀地一直是较平静的，也就是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之事。就连大禹州巴蜀时，蜀都是黄帝的子孙在那里当管理者。所以极有可能，杜宇也是颛顼“封其支属于蜀”那个“支属”的后代。
从以上分析我们还可以想到一个问题。有人在研究四川的彭县、彭州时，提出了与阆中彭国的关系。进而联想到了四川三星堆文化的问题。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的人物形象为什么是那样？《华阳国志》讲蚕丛纵目。这个纵目并不说两只眼睛就直端端地长在头上。而是比起普通人的眼睛斜向上的角度要大一些，眼球突一些。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的纵目人形象，不正是古蜀国的纵目人吗？不就是蚕丛吗？而这形象的形成，是一种突眼症也叫单纯性甲状腺肿大，我十多岁时就得过这个病。蚕丛本身就纵目，再加之也有可能就得了这个病，就成了纵目人。因此，三星堆文化应该是与蚕丛有关联的。三星堆就是祭祀蚕丛等蜀人先王先祖的灵寝殿堂。这些建筑在后来的战争中被毁。又据有关资料，自公元296年始，秦、雍两州的大批流民蜂拥入蜀，占山为王，残杀蜀人，成汉政权建立后，对蜀人的屠杀逐渐演变为一种国家行为；蜀人仓皇出逃，大多沿水路南入宁州、交趾，东下荆州、湘州，然而，这里却并非蜀人的天堂，南下的蜀人难以适应当地炎热的气候，东下的一支遭遇兵难，数万蜀人客死他乡；蜀人向外迁徙，蜀地荒芜，大量僚人入蜀，蜀地遂成为了僚人乐园。如此一来，一是因年代久远。二者了解这个灵寝殿堂的原蜀人早已不存在了。因此这个遗址才可能一直不被后人所知晓。三星堆遗址发现后，有很多研究者发现三星堆文化与巴文化同出一源，就是因为蜀山氏及后来的蜀人本身就是巴人的一部分的重要原因。
早期蜀山氏人不断繁衍，后来继续分裂外迁，便形成了西南边的少数民族，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应该是今天的彝族。
有人提出了巴文化是彝文化，是由彝人传来的。这是因为巴人的文化和彝族文化有太多相似之处。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想到，彝文化是由蜀山氏传播过去的呢？蜀山氏的南迁，不仅形成了彝族，而且这个部落的外迁还形成了南中地众多的少数民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彝族人普珍，长期从事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考证，证明彝人和楚人源出远古颛顼高阳。这就更加说明了彝文化和楚文化同出于蜀文化，更进一步也就是巴文化的事实。
继续外迁的蜀山氏人，继而形成了滇南的少数民族。外迁的蜀山氏人在中国南中一带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古人类遗址。
巴子国
巴人在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迁移后，分布到了沿嘉陵江流域和长江三峡广大地区。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发动了伐纣的战争。沿嘉陵江、长江流域的迁徒的巴人和原汉水流域的土著巴人（这部分虽是巴人汉水一支的后代，但因已远隔数年，分别各自建有了自已的国家）、蜀山氏人一起参加了这场战争。在伐纣的战争中，巴人使用木牌作盾牌。临阵前歌后舞，使纣王的军队瞬间土崩瓦解。周武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最为文明的时代——周朝。巴人部落在伐纣的战争中立了大功。周王朝为了奖赏巴人的战功，免除了巴人的赋税徭役。这场战争以后，巴人因上战场使用板盾从此被称为“板盾蛮”。同时，周王朝将王室宗姬分封于巴地作王。这就是《华阳国志》所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芰，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支、灵寿。其名山有涂籍、灵台，石书刊山”。这些记载，很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巴子国的源起和地域、人口、物产和尚武的一些历史事实。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巴子国领土范围之大，境内物产之丰富。
巴子国最初建国的国都在何处，历来争论也比较多。但根据《华阳国志》“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其畜牧在沮，今东突峡下畜沮是也。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其郡东枳有明月峡、广德峡，故巴亦有裙瓤。巴、楚使揉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巴子国最初的国都应该在“枳”。如在其他地方，先王陵墓为什么会在“枳”？同时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巴子国是把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重心放在今长江三峡一带。其原因也可能是这里靠近都城“枳”。三峡一带距楚子国很近。楚国在灭掉廪君巴人部落后，继续向西扩展，威胁到了巴子国的安全。楚子国因受水道三峡。陆路巫山的阻挡，想一下消灭占领巴子国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两国之间互有攻伐。巴子国天然的地理条件是巴子赖以抵抗楚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华阳国志》在说这段话前，先说了：“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接着说“其先王陵墓多在枳”。这两句话中间应是一个转折关系：虽然巴子国把江州作为自已的都城。……但是因其最先都城在枳，所以祖先的陵墓大多在枳这个地方。常璩在这里是强调说明了巴子国最初的国都在“枳”这样一个事实。
巴人最后的结局
巴子国的复灭
公元前316年，秦张仪和司马错错伐蜀灭掉了苴、蜀两国后，又顺手牵羊灭了巴子国。而事件的起因，首先应是巴与蜀世仇未解的结果。据《华阳国志》载：“周显王时，楚国衰弱，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蜀王弟苴侯私亲于巴。巴、蜀世战争。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至于其中巴蜀之间是什么原因形成“世仇”，而且数千年不解。以至于“蜀王弟苴侯私亲于巴”就惹得蜀王怒而讨伐。到现在从未听到任何人对此作出过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见解。这还有待考证。
不过这里还涉及到关于巴蜀的关系。
巴蜀在历史上的关系，据《常志》所载“巴蜀世仇”。而且这种世仇一直延续到了公元前316年巴蜀为秦所灭之时。是什么仇恨能延续数百年？没有人说得清楚。也没有任何记载。而且更没有关于巴蜀因世仇，两者之间发生大的战争的记载。有人拿历史上记载的“蜀伐楚，取兹方”来说，因蜀伐楚必须越过巴子国。于是有人说巴蜀联合伐楚。巴蜀的仇恨到战国末都是那样深沉，怎么会联合起来呢？怎么能联合得起来呢？
对于“蜀伐楚，取兹方”的记载，还有的解释是史书记错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四川社会科学院蒙家原在他的《“蜀伐楚取兹方”考辨》一文中所述观点是十分有道理的。他经过考辩讲道：“房陵距离汉水路程很短，顺汉水而下攻打楚国非常便利，《史记·苏秦列传》就说：“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蜀国若要伐楚，在当时的情况下，从汉水南下是一条较为便利的交通路线。历史上，汉水流域从汉中到湖北房陵为秦、蜀、楚长期争夺的地方。其所有权先后为蜀国、秦国、楚国所有。更多的时候是三者之间经常发生战事的地方。“综合种种情况，我们认为，把兹方确定在房陵下的方城，是比较合理的。”他讲的合理之处在于：在先秦时，蜀国拥有汉中之地，势力达到了今房陵地区。而蜀伐楚，顺汉水而下攻打楚国非常便利。因此兹方应该在房陵下的方城，是比较合理的。而且早先时，任乃强先生在注解《华阳国志》中“扞关”时讲道：“蜀不能越巴境伐楚。当从汉中、上庸一路（在秦楚巴分庸地并蜀夺秦汉中后）。则楚所作之扞关，在汉水流域。”这与蒙家原所说都是一致的。
关于张仪“执王而归”一事。有的人说是张仪带兵攻打巴子国才抓住了巴王。其实应该看到，“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张仪也不可能去攻打巴子国。巴子国国王也认为秦国与自已关系很好，张仪不会来攻打他的。因此，张仪完全是利用了巴子国国王的这种毫无警惕性的心理，突然袭击而“执王以归”。巴子国国王完全是引狼入室。关于张仪“执王而归”的地点，比较确定的说应该是阆中白沙坝巴子国别都。为什么会在阆中白沙坝巴子国别都？有人说当时巴子国被楚国所逼，已迁都阆中。但这种说法还需要证据。
巴子国和东边的吴楚，当时都是被周王室分封为子爵的分封国。巴子国是分封于周初。而楚国是分于周成王时，是比较靠后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周王室的衰落，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城掠地，吞并弱小诸侯国。楚国在当时因擅其地利，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虽说分封于后，但很快国家就比较强盛起来。而且他自称自已属于蛮夷（应该是在廪君以前，清江流域的巴人部落分裂出去，经过发展而形成了后来楚国的国民）之列，可以不遵王化。它要攻打谁，周王室也管不了。因此，它经常发动侵略别的国家的战争。楚国首先灭亡了廪君巴人所建立的氏族国家，迫使廪君部落的消失。有一则故事讲了，在楚国都城郢的一次群众唱歌活动中，唱“阳春白雪”的没有几人，而唱“下里巴人”的则有数千人。这说明当时的廪君巴人已被楚国所灭，大量的廪君巴人和楚地人相互融合在一起了。在与巴子国相处中，巴、楚之间的关系是有好有歹，好起来要嫁儿嫁女，不好起来也曾以武力相向。“巴、楚使揉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在历史上，当楚国强大时，确实对巴子国有一定的侵略并占了巴子国的一些地方。而《华阳国志》载：“周显王时，楚国衰弱，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周显王在位是公元前369年——321年。在这段时间里，楚国先是威王在世，国力强盛。但在公元前340年公元——前329年，威王死，怀王继位。楚怀王在位时利令智昏，任用佞臣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宠爱南后郑袖，排斥左徒大夫屈原，致使国事日非。更兼“朝秦暮楚”，几次上张仪的当，被弄得内外交困。致使其国力处于低下的状态。所以常璩说“楚国衰弱”。另一方面，楚国即使国力强大，楚国在今长江三峡以下，陆路要翻越巫山和雪峰山，道路崎岖难行。走水路，汉水流域多为秦或蜀所有，而三峡河道狭窄，水流湍急，礁石迭迭，通过也是不容易的。因此，楚国要想很轻易就把巴子国怎么样也是不可能的。何况巴子国从战国初期就一直称王。
据《湖南通志·清曾国荃等纂· 光绪十一年重修刻本·卷八十一 ·武备志· 苗防一·总纪》载：“楚子灭巴（廪君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十道志》)。或曰巴子兄弟入为五溪之长。今酉溪在州西，次南武溪、次南沅溪、次南辰溪，次东南熊溪，次东南朗溪。其熊、朗二溪与郦道元《水经注》虽不同，推其次第相当，则五溪尽在今辰州界也。(《元和志。》) ”。这里对这件事说得十分明白。虽然《华阳国志》所说：“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巴子国有4个都城。这是什么原因？有学者或专家说，这是因为巴子国被楚国赶得到处跑，只好将都城一会儿设在垫江，一会儿设在平都，最后没有地方跑，就来到了阆中。从这段话的字面来看，这样讲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仔细一想，也有不合理在地方。如果因楚国侵略，巴子国国王被逼得把都城到处搬。那么他本然都城在江州，而且江州那个地方不错啊！为什么要搬到平都去呢？平都离楚国不是更近吗？垫江距江州那么近，把都城从江州迁到垫江有何意义？那么巴子国为什么一会儿都城在这里，一会儿都城在那里。这还要更多证据来说明。我想，当时再简单，要随意将都城搬来搬去，恐怕也不是一件小事吧？根据《中国先秦史论坛》
历史上楚国和巴人之间的战争，多数应该是指和廪君巴人之间的战争。“巴、楚使揉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中间并未讲究竟是楚国还是巴子国设置扦关。扦关究竟设于何地，也未有下文。
据有关专家考证，扦关在离楚都郢不远的长阳或松滋。巴子国与楚相攻伐，居然打到了楚国的都城附近去了，可能吗？巴子国要越过长江三峡去攻打楚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且还要打到楚国都城郢不远的地方。这是不可思议的。巴子国不可能将扦关设到楚国的都城附近去。如果是楚国自已设的，那么长阳的扦关离巴子国还有“十万八千里”，有何意义？有人考证说巴子国在渔复设扦关。渔复有长江三峡天险，是天然的屏障，楚国能轻易打过来？他们中间难道还有一个军事缓冲区不成？很多人始终把廪君巴人说成是所有巴人的祖先。在研究巴人时，完全忘记了阆中人巴人后裔范目助汉高祖一事。甚至传承几千年的《巴渝舞》都放置一边。由于他们把楚国和廪君巴人之间的很多事都记在了巴子国的头上。所以就发生错位了。很显然的是，楚国在长阳所设扦关完全是为了抵御和防备廪君巴人入侵的。至于在鱼复设扦关，那应是在楚国灭掉廪君巴人后向西发展，进而侵犯巴子国的时候的事吧！
在研究巴子国时，为什么《华阳国志》要那样说，各有看法。除了《华阳国志》中的这条记载外，其他地下文物找不到。所以有如此争论，皆缘于此。再加之在廪君巴人和巴子国问题上的混淆，有很多人尽管化了无数的精力，但所说的也仅是一种可能或不可能存在的“事实”，而不是确定的历史事实。
秦灭巴以后，为了加强对巴地的统治，在“阆中”设置了巴郡，治地即今白沙坝。同时，秦划蜀地为31县，设置了阆中县。公元前314年，张仪“城江州”，将原巴子国国都城江州进一步拓修，然后将巴郡治所从白沙坝迁至江州。至此，近千年的巴子国灭亡了。
在研究阆中历史时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初秦设阆中县的地点。众多资料记载是在白沙坝巴子国别都。而且，秦灭巴是公元前了公元前316年，而阆中建县是在公元前 314年。而且真正具有城市意义的阆中古城的形成应该是在东汉刘璋筑土城开始。今天的阆中古城的形成应该是在两晋南北朝到唐初期间。也就是说，阆中古城的历史实际只有1800年到2000年。当初秦灭巴时，根本不存在什么阆中城的说法。我们只可以说阆中设置县的历史有2300年，而阆中古城的历史并不是2300年。我们在研究阆中历史时，应该敢于正视巴子国别都在白沙坝的历史事实。而阆中本土有不少研究阆中历史的人，为了尽可能的把阆中古城的历史说得久远，就千方百计否认这一事实。阆中古城在历史上确实有过重要的经济和军事作用。不仅清时四川省会曾置（实际属于侨置）于此，在南梁时，从公元509年至553年，阆中一直为南梁北巴州治所。那时的阆中就曾为（相当于今天的）省会城市达44年之久。这一段历史是阆中最辉煌的时期。但阆中最早的古城确是东汉末年刘璋所筑，这却是历史事实。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秦昭襄王时（公元前306年——前251年）， 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於是夷朐忍（《后汉书》为“阆中夷”——编者）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於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煞群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约，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煞人雇死，倓钱盟曰：「秦犯夷，输黄珑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汉兴，亦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头虎子者也”。这件事发生在秦灭巴以后多年的事。也正由于此，巴人又被称为“白虎复夷”。意思是因射白虎而恢复了周时对巴人的优待政策。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巴人在历史上有很多名字。
巴人中的八个部落助武王伐纣，因使用板楯而得到“板楯蛮”的雅号。
巴人又称为莫徭。《隋书·地理志》记：“长沙郡又杂有夷蜑，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据《太平广记》文《阆中莫徭》可知，阆中巴人当时也称莫徭，并非只长沙夷蜒。
阆中巴人因射虎有功，秦王恢复了周时对巴人的优待政策，免去徭役，而又叫“白虎复夷”。
阆中巴人首领范目助汉王“还定三秦”而以交賨布代徭役而叫賨人。范目在历史上也被称为“賨侯”。
在张仪灭巴建县后，又有人称为“阆中蛮”。
巴人、板楯蛮、賨人、复夷、阆中蛮，尽管叫法不同，却完全是同一回事，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对巴人的称呼而已。有的人在研究巴人时，将巴人这些在不同时期的名字割裂开来，没有找到他们中间的一脉相承的关系，这往往造成对巴人研究的一种误解。
关于巴人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呼，还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我看到了有的学者在研究巴人历史时，提到助武王伐纣没有巴人参加。因为八姓中没有巴字。从而进一步否认巴人参加武王伐纣的事实的存在。这纯粹是不尊重历史的说法。要知道助武王伐纣的八姓中除了羌以外，其他的都是巴人部落里不同的部族，他们是巴人部落分裂外迁后形成的以血缘家庭为核心的部落（小国家）。他们本然就是巴人或巴人后裔。怎么会说没有巴人参加呢？
巴人入汉中
巫文化的发展，为后来的道教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华阳国志·汉中志》载：张鲁“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刘焉”，又“以鬼道教主义舍”。《晋书·李特传》：汉末，张鲁“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张鲁乃东汉末年割据汉中一带的军阀，据传是西汉留侯张良的十世孙、天师道（五斗米道）教祖张陵之孙。张鲁为五斗米道的第三代天师（称系师），在杀张修后继续在汉中一带传播五斗米道，并自称“师君”。雄据汉中近三十年，后投降曹操，官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万户。张鲁去世后谥号为“原”，葬于邺城东。”
张鲁在逃亡巴中时。刘备接受黄权的意见，以黄权为护军率部准备迎接，而阎圃劝张鲁北降曹操：“协助以成大事，应该附讬曹操；如果不这样，就西结刘备来归附。”张鲁愤怒的说道：“我宁愿为曹公的附属，也不为刘备的座上客！”于是投降曹操。据史料记载，张鲁在汉中，沿袭和继续了张修教法，对其内容多有增加和粉饰。而且他自称“师君”。来学道者，初称“鬼卒”，受本道已信，则号称“祭酒”，各领部众；领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不置长吏，以祭酒管理地方政务。继承其祖的教法，教民诚信不欺诈，令病人自首其过；对犯法者宽宥三次，如果再犯，然后才加惩处；若为小过，则当修道路百步以赎罪。又依照《月令》，春夏两季万物生长之时禁止屠杀，又禁酗酒。他还创立义舍，置义米肉于内，免费供行路人量腹取食。这也就是毛泽东曾讲过的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时代。张鲁并宣称，取得过多，将得罪鬼神而患病。因此人们只能根据自身情况，吃多少，取多少。当时张鲁所据汉中，因曹魏迁民入长安，人口稀少。他为了招徕四方民众，以“鬼道”教民，不少人都信其说，纷纷移入汉中一带。迁移最多的是居住在巴西郡、宕渠郡、巴州三地的賨人。《华阳国志》载：“李特字玄休，略阳临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魏武定汉中，祖父虎与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人”。后世史籍载随李特祖父迁移到汉中的賨民达数万人。多年后，巴人与当地土著民氐人相融合。至李特时， 于公元302年,天水等六郡(今甘肃东部)汉、氐各民族农民十余万人流亡入蜀，散处各地佣工。西晋政府强令他们还乡，并掠夺其财物。流民奋起反抗，推巴氐族李特为首领，301年在四川绵竹起义，占广汉，围成都，屡败晋军。303年晋军乘机偷袭，李特败死。其子李雄率领流民继续战斗。后攻入成都，占领益州全境，建立“成”国。
巴西郡侨置
说到李氏成汉政权，这中间就有一个关于巴西郡侨置的问题。因为这也与巴人的结局有很大关系。
南宋郭允蹈《蜀鉴·卷五》载:“永和三年(公元347年——编者查)梓潼郡侨置巴西，治今绵州”。据维基百科：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编者查）析广汉郡置，治所在梓潼县（今属四川省绵阳市）。西晋永嘉（公元307——313年编者查）年后与巴西郡同城而治，治所在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东），合称巴西、梓潼二郡。隋朝开皇初年废”。
这里，后者的说法否定了前者的说法。据考察，后者的说法还更接近于实际。为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据《晋书·列传第二十八·周处》载：“永和初，桓温征蜀，进抚（周访子——编者）督梁州之汉中巴西梓潼阴平四郡军事，镇彭模。抚击破蜀余寇隗文、邓定等，斩伪尚书仆射王誓、平南将军王润，以功迁平西将军。隗文、邓定等复反，立范贤子贲为帝。初，贤为李雄国师，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贲遂有众一万。抚与龙骧将军硃焘击破斩之，以功进爵建城县公。征西督护萧敬文作乱，杀征虏将军杨谨，据涪城，自号益州牧。恆温使督护邓遐助抚讨之，不能拔，引退。温又令梁州刺史司马勋等会抚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抚斩之，传首京师”。从这一段话所述史料，我们可以知道：
1、桓温征蜀的 “永和初”，据考是东晋永和二年(公元346年)。十一月,荆州刺史谯郡龙亢(今安徽怀远)人桓温兴兵伐成汉,次年三月平定益州。永和四年（公元348年）,周抚（周访子）因平蜀功“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
2、桓温平蜀刚结束，蜀地并没有因桓温消灭了李氏成汉政权而社会安定。接着马上出现了“隗文、邓定等复反，立范贤子贲为帝”事件；据载：“桓温为安西将军永和二年伐蜀蜀李势众大溃温乘胜直进焚其小城势遂夜遁九十里至晋寿葭萌城其将邓嵩昝坚劝势降乃面缚舆榇请命温解缚焚榇送于京师温停蜀三旬举贤旌善伪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瑜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并以为参军百姓咸悦军未旋而王誓邓定隗文等反温复讨平之振旅还江陵”。
3、“抚击破蜀余寇隗文、邓定等，斩伪尚书仆射王誓、平南将军王润，以功迁平西将军”。桓温平定成汉后仅“三旬”，又出现了“隗文、邓定等复反”。后来周抚平定了隗文、邓定的叛乱而被加官进爵。但这也是要耗费时日的；
4、萧敬文仿隗文、邓定，“杀征虏将军杨谨”据涪城；发生了平萧的战争。“桓温使督护邓遐助抚讨之，不能拔，引退。温又令梁州刺史司马勋等会抚伐之。敬文固守，自永和七年（公元351年——编者查）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抚斩之，传首京师”。《资治通鉴第099卷晋纪二十一》：“孝宗穆皇帝中之上永和七年（辛亥，公元三五一年）桓温使司马勋助周抚讨萧敬文于涪城，斩之”。这场战争因萧敬文的固守，一直延续到了公元351年才结束。
再归纳一下可以得到：在公元306年底开始到公元347年之间之段时间里，巴蜀之地一直是处于混乱的战争状态之中。特别是当初已侨置巴西郡于涪城的那几个地方，简直就是全盘乱局的中心地带。晋桓温要讨伐李氏成汉政权，刚结束又碰到隗文、邓定复反。隗文、邓定之乱刚平定，又发生萧敬文之乱。在这种局面下，东晋政府，桓温是不可能有心思考虑在涪城侨置巴西郡的。而公元347年的成汉政权，面临桓温强大兵力的征讨，兵临城下，它更不可能有精力去考虑在涪城侨置一个巴西郡。更不说桓温灭成汉以后，蜀地和巴西、宕渠均为东晋所有，他为什么还要把巴西郡侨置到涪城呢？
如果这两种可能都不存在，那我们只能认为：巴西郡侨置梓潼郡时间不是在公元347年。
从公元306年到公元347年这段时间里，东晋王朝本身，完全是处于多事之秋，甚至又加入了一个前秦，不是外部有战争，就是内部为争夺皇权而发生内乱。而且事情发生的时间间隔一般在两年内。也就是说前一件事情还未完全平息，还没有完全喘过气来，马上又出事了。
在东晋“八王之乱”后不久又出现晋惠帝“永嘉之乱”后，大量的北人南迁。东晋朝廷的主要政策是一方面安抚南迁的北人，大量侨置 州、郡、县。另一方面又想收复北方的失地，而几次北伐都失败了。因此，从东晋王朝内部来看，这时也不可能在桓温刚消灭成汉政权，局势还未稳定就马上来考虑远在西隅去侨置巴西郡的事。而且涪城是控制在成汉政权手中。他怎么会去侨置一个郡县呢？
据《华阳国志》载：“巴西宕渠賨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魏武定汉中，祖父虎与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人”。巴西、宕渠的賨人北迁到汉中、天水一带的人口达到十多万。因而造成巴、宕之地人口大量减少，呈现一派荒凉。这些“巴人”后又因饥荒而流入蜀地就食。蜀地官员曾于涪城、梓潼一带划出一定的区域安置流民。大批的巴、宕民众聚集于涪城一带。
后来蜀地官员不管流民死活，强行要求流民回到汉中一带去。因此。流民与官府产生了巨大的矛盾而暴发民流民暴乱。入蜀就食流民的暴乱造就了前后时间达40多年的成汉政权。成汉政权因流民称帝。因賨人成业。先因随李氏北迁后又入蜀，巴、宕二郡民众流失严重。成汉政权不得不接受过去的教训，不得不照顾那些随李氏入蜀的流民和望族。在流民中的谯姓人氏族本巴西望族。谯周早年在西蜀为官，连陈寿。罗宪都是他的学生。为了稳定这些巴西、宕渠、巴州北迁的后又入蜀的巴人流民，照顾世族大家的利益，侨置巴西郡就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侨置巴西郡于涪城，这也就成了自然的事了。而且谯登可能还是侨置巴西郡后的第一任郡守。
更有史称：李雄在建立成汉政权后，在境内广设郡县，为政宽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经济有所发展，百姓富实，西蜀出现当时南、北方不曾有的太平局面。唐·房玄龄《晋书·卷一百二十一·载记第二十一》中也载有：“雄性宽厚，简刑约法，甚有名称。氐苻成、隗文既降复叛，手伤雄母，及其来也，咸释其罪，厚加待纳。由是夷夏安之，威震四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雄乃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其赋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百姓富贵，闾门不闭，无相侵盗”。这时的成汉政权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一派盛世景象。
以上这几种情况，都完全符合侨置的条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侨置巴西郡的必要。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侨置巴西郡于涪城的可能。但具体是李雄在位中的哪一年，还需考证。但时间不应该超过公元312年。
另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载：“明年［东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编者查］，文硕杀李国。巴西、梓潼为晋”。《华阳国志大同志》载：“（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天水文石杀雄太宰李国，以巴西降尚，梓潼、巴西还属”。又载“（东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编者查）春正月，李骧破涪城，获登。巴西、梓潼复为雄有”。因谯登与李雄作对，又占据涪城。李氏派李骧进攻谯登并破涪城。文中“巴西、梓潼复为雄有”，以及前文“巴西 梓潼归晋”，就已十分明白地说明，当时巴西郡已侨置于涪城了。不然，为何破一城而得二郡？显然为一城了。这里的“四年”、“五年”即是“永嘉”四年、五年，为公元310、311年。时巴西、梓潼已同治一城了。
至于公元347年，因桓温征蜀灭成汉后，巴西、宕渠等地回归东晋。在多年不设政权的原巴西郡还置，而原侨置于涪城的巴西郡并未省并。所以在原巴西郡设北巴西郡以示区别。在这一点上，《阆中县志·第四节·隶属》（1993年版 ）载：“成汉永和三年（按：东晋末）——元熙二年347年——520年属梁州北巴西郡”的表述是正确的。完全说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不是在涪城侨置巴西郡，而是在桓温灭蜀汉后，在阆中恢复了巴西郡，只不过将名称改为北巴西郡罢了。
从李特入蜀到公元347年桓温灭成汉止，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在涪城的巴人早已和那里的土著民（羌、氐、蜀）完全融合了。这也是今天绵阳地区也流传有《巴渝舞》的原因。
巴人和僚人的融合
蜀中由于连年战争，人口大量减少。不少地方人口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就是成都，也几乎城邑空虚。有了人，经济才会发展，统治者才能得到从人民手中夺取的财富和粮食。同时，战争兵员的增加也全靠从民众中征集。从公元310年左右起，李特就开始将南中人口迁入蜀中。从此开始了僚人入蜀的序幕。对于登上皇帝宝座的成汉政权的李寿来说，深知粮草不足、人口锐减、兵源缺乏，对巩固其政权，抵御强大的西晋统治者的威胁，将会是一个什么后果。
同时，自汉末以来，四川地区兵祸连绵。境内居民大量死亡和流失。蜀汉亡国后，司马氏为了防止蜀人反叛，不仅把蜀汉的皇室、王公贵族、文武官员迁出，甚至还把一些豪强地主、普通百姓也强行迁往异地。据统计，共计有三万余家，约十五万人左右。公元四世纪初，关中流民入蜀。随着流民政权的建立，数十万蜀人纷纷逃往他乡，造成了这一地区“夜无烟火”、“城邑皆空”的荒凉景象。由于人口大量减少和流失，造成了土地荒芜，粮食不足和经济萧条，蜀地的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有记载称“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直至成汉建国三十年以后，仍然是“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丝毫未见改变。这就是当时出现僚人入蜀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从李雄时期，就开始有僚人进入巴蜀地区。后到了李寿时期，李寿允许大量僚人迁入蜀中。这就是历史上李寿纵僚入蜀。
关于僚人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边防三·南蛮上》中有详细说明：“僚盖蛮之别种，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间，自汉中达於邛、笮，川谷之间，所在皆有。俗不辨姓氏，又无名字，所生男女，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暮、阿改。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其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之口数。往往推一酋帅为主，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党族也。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杀害，多仇怨，不敢远行。性同禽兽，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於外，求得一狗，以谢其母，然后敢归，母得狗谢，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递相劫掠，不避亲戚，卖如猪狗而已。亡失儿女，一哭便止。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更称良矣。惟执楯持矛，不识弓矢。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为细布，色至鲜净。大狗一头，买一生口。性尤畏鬼，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於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俗尚淫祀。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於熟食。蜀本无僚，晋李势时，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橦（今蜀川之内），布在山谷，十馀万落，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与人参居，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乃为匪人。至梁武帝，梁、益二州（今汉川、蜀川郡县地），岁岁伐僚，以自脾润，公私颇藉为利。后魏宣武帝正始初，将夏侯道迁举汉中附魏，宣武帝遣尚书邢峦为梁、益二州刺史以镇之。其后以梁、益二州控摄嶮远，乃立巴州（在今清化郡），以统诸僚。后以巴酋帅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今仪陇县观音镇），隆城镇所绾僚二十万户，所谓北僚也，岁输租布。魏明帝孝昌初，据城叛，入梁、益，二州并遣将讨之，攻陷巴州，执始欣斩之。后梁州为梁氏所陷（今汉中郡），自此又属梁矣。后周武帝平梁（达奚武平之）益（尉迟迥平之），令所在抚慰，其与华人杂居者，亦颇从赋役。然天性暴乱，旋致扰动。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生口，以充贱隶，谓之压僚焉。复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卿逮於人庶之家，有僚口者多矣。其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走险，若履平地。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最难以道义招怀也。剑南诸僚，唐武德、贞观间数寇州县者不一。巴州山僚王为馨叛，梁州都督庞玉枭其首。又破馀党符阳、白石二县僚。其后眉州僚反，益州行台郭行方大破之。未几，又破洪、雅二州僚，俘男女五千口。是岁，益州僚亦反，都督窦轨请击之。太宗报曰："僚依山险，当拊以恩信，胁人以兵威，岂为人父母意邪。"贞观七年，东、西玉洞僚反，以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讨平之。十二年，巫州僚叛，夔州都督齐善行击破之，俘男女三千馀口。钧州僚叛，桂州都督张宝德讨平之。明州山僚又叛，交州都督李道彦击走之。是岁，巴、洋、集、壁四州山僚叛，攻巴州，遣右武候将军上官怀仁破之於壁州，虏男女万馀。十四年，罗、窦诸僚叛，以广州都督党仁弘为窦州道行军总管击之，虏男女七千馀人。太宗再伐高丽，为船剑南，诸僚皆半役。雅、邛、眉三州僚不堪其扰，相率叛。诏发陇右、峡兵二万，以茂州都督张士贵为雅州道行军总管，与右卫将军梁建方平之。高宗初，琰州僚叛，梓州都督谢万岁、兖州刺史谢法兴、黔州都督李孟尝讨之。万岁、法兴入洞招慰遇害。显庆二年，罗、窦生僚酋领多胡桑率众内附。上元末，纳州僚叛，寇故茂、都掌二县，杀吏民，焚廨舍。诏黔州都督发兵击之。大历二年，桂州山僚叛，陷州，刺史李良遁去。贞元中，加州绥山县婆笼川生僚首领甫织兄弟诱生蛮为乱，剽居人。西川节度使韦皋斩僚，招其首领勇于等出降。或请增栅东陵界以守，军不从，曰："无戎而城，害所生也。"僚亦自是不扰境。戎、泸间有葛僚，居依山谷林箐，逾数百里，俗喜叛，州县抚视不至，必合党数千人，持排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大中末，昌、泸二州刺史贡踏，以弱缯及羊疆僚市米麦，一斛得直不及半。群僚诉曰："当为贼取死耳。刺史召二吏，榜之曰："皆尔属为之，非吾过。"僚相视大笑，遂叛。立酋长始艾为王，逾梓橦，所过焚剽，刺史刘成师诱降其党，斩首领七十馀人，馀众遁至东川，节度使柳仲郢谕降之。始艾稽首谢罪，仲郢贳遣之”。
究竟有多少僚人来到四川?大多数史料记载均称有十余万“家”或“落”，“落”是指部落、村落，有时又有家和户的含义，据多数学者认同的意见，这里的落即是家和户，那么以一家五口计算，入蜀的僚人至少不低于五十万人。当时整个巴蜀地区汉人的总人口尚不足五十万，也就是说，入蜀的僚人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当地的汉人。据《北史·獠传》“立隆城镇（今仪陇县观音镇），所绾獠二十万户，彼谓北獠，岁输粗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也就是说，仅阆中、巴中、仪陇几地就有獠二十万户。
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刘琳先生认为，一次迁徙达到这样的规模，这在中国民族迁徙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九·巴州》记载:“巴州清化郡……李特孙寿时有群獠十余万从南越入蜀汉间，散居山谷，因流布在此地，后遂为獠所据，历代羁縻，不置郡县”。
在曹魏政权时期，因巴西、宕渠、巴州等大批的土著巴人随李特祖李虎入汉中、略阳，至使这三州地面上人烟稀少，几乎“十室九空”。这些土著巴人随李虎迁到汉中、略阳后，经过50年时间，北迁巴人除了一部分随李特入蜀外，其余的与那里的氐、羌人完全融合。到这时，随李虎入汉中、略阳的原巴西、宕渠、巴州三地的土著巴人亦不复存在了。他们被后世史学家称为巴氐人。而唯 一还存在的就是随李特入蜀而聚集在涪城的巴人。这也是后来在公元四世纪初在涪城侨置巴西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公元338年(东晋咸康年间)开始, 居住在贵州牂牁的几十万僚人开始北上入蜀。东晋与成汉双方争夺的目标不仅是土地，还有劳动力，因此，成汉政权在李寿时从南中、牂牁等地又掠夺了大批僚人入蜀，以充实因战争而荒芜的城镇，还迁徙了三千多户来充实成都。据统计成汉时入蜀的僚人就有约十余万户，五十八万多人。西晋时所设置的15郡，即蜀、犍为、汶山、汉嘉、江阳、朱提、越雟、梓潼、广汉、新都、涪陵、巴郡、巴西、巴东、建平。除新都一郡外，其余14郡有僚人，李寿纵僚入蜀后，原在巴西、宕渠、巴州的土著巴人再次逃离。这些地方的土著巴人除了与僚人众多习俗不相容外，僚人在政治上，人格上多受歧视。僚人稍有风吹草动，便为朝廷所不容。几次僚人反叛，朝廷征剿，杀僚人无数，而僚人动辄杀人越货，危害巴人。巴人不堪其扰。巴人更惧怕的是僚人的食人俗和人祭之类骇人听闻的风俗。据《南州异物志》载：“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二州行旅，有单回辈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贪其财货也......出得人归家，合聚乡里，悬死人中当，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至于人祭，据记载称，獠人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习俗，即猎取人头以祭祀神灵。大量文献资料都证明獠人长期存在猎头风俗。它既
原来居住在周初所封巴子国境内的土著巴人，在历史的大动荡中，很多人遭到了战争的屠杀。还有的只得逃离家园，避走深山。在僚人入蜀后，巴人家园为僚人所侵占。除极少数的巴人还留在原地外，大部分都逃离了家园。留在家乡的极少数土著巴人。就是当时的巴人重地阆中也因僚人的入蜀而民荒政荒很多年。直到北魏时，朝廷才设置州县，“以统诸僚”，从而加强了入蜀僚人的管理，并从思想上，风俗上去教育感化僚人。在长期和僚人的杂处之中，巴人僚人慢慢地也融合在了一起。巴人先进的农耕技术为僚人所接受。“后周武帝平梁（达奚武平之）益（尉迟迥平之），令所在抚慰，其与华人杂居者，亦颇从赋役”。而且僚人与当地土著巴人、蜀人也多有通婚。后虽有反复，但最终巴人的文化和僚人的文化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融合。巴人的巫文化和僚人的祭祀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后来的汉族祭祀文化。僚人和巴人之间婚姻的出现，打破了两个完全不同族群之间的界线。从血缘上达到了僚人与巴人的完全融合。
楚灭廪君巴人后形成了五溪蛮，西边的巴子国被秦灭后，又遇北迁南下，再遭僚人的侵害，将巴人赶出家园，再有涪城巴人与蜀人等的融合，使巴人逐步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从此后，除了史志典籍之中有关巴人的记载外，那就是给我们留下的很多解不开的谜团。
巴人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巴渝舞与巴巫文化
《巴渝舞》是阆中巴人留给世界最雄伟壮丽的史诗和文化瑰宝。
阆中巴人一直享有崇高的威望。范目能够一呼百应，组织起一支庞大的巴人队伍助汉王还定三秦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巴人不但勇锐，而且“兼长干戈弓矢”等各种武器，打起仗来又歌又舞，被敌人视为“神兵”。巴人这种尚武精神一直保持到汉晋，东汉用之破羌人，蜀汉诸葛亮用之为连弩士。刘邦不但喜欢这支军队，对他们特有的又歌又舞的战斗方式也十分喜爱。《华阳国志·巴志》说：“阆中有渝水， 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锐气喜舞。（汉高）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晋书·乐志》也说：“高祖乐其（指巴人）猛锐，数观其舞，使乐人习之。”曹操令王粲改创其辞，名曰昭舞，晋、宋又改为文舞、武舞。据杜佑说，巴人从周以来的武舞，即干戚舞、巴渝舞、牟弩舞，以后演变成文、武舞。
古老的《巴渝舞》应是阆中巴人独创的。而有很多人在谈到《巴渝舞》时，有意回避范目率巴人助汉王还定三秦一事。
胡宏基先生《解读巴渝舞》认定“阆中市保宁镇为巴渝舞之乡。”晋人郭朴注释“巴渝”一辞说：“巴西阆中有渝水，獠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祖之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也。”其中虽将賨人说成獠人。但中心意思完全是正确的。
对于《巴渝舞》，历史上众多典籍均有记载。最早记载《巴渝舞》的应该是《尚书》。其中载：“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武王伐纣，阆中巴人带领巴人中的八姓部落同赴战场，一起宣誓。而且巴人英勇善战。如《华阳国志》所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巴人的这种前歌后舞，就是阆中巴人的传至至今的《巴渝舞》。阆中人范目带领巴人部落助汉王还定三秦。这次战争中，汉王亲自看到了巴人这种前歌后舞的战斗场面。汉王赞道：“此乃武王伐纣之歌也”。“此乃”为何意？就是汉王的这一句话，极其深刻地说明了，助汉王还定三秦的巴人就是当年助武王伐纣的巴人。汉王既为天子，肯定知道巴人助武王伐纣前歌后舞这一回事。而现在他又亲临战场看到了这真真切切的实实在在的一幕。汉王的赞叹是由衷的。最可贵的是它历史地证明了巴渝舞是阆中巴人的。阆中巴人的巴渝舞后来不仅被汉王收入宫廷，作为了《武舞》。而且还传诸于后世。可以说，阆中巴人是宫廷《武舞》的创造者。对于这一事实，在北宋史学家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志六•乐志上•象功舞》中作了详尽的描述：“武舞郎六十四人，分为八佾。左手执干。干，楯也，今之旁牌，所以翳身也，其色赤，中画兽形，故谓之硃干。《周礼》所谓兵舞，取其武象，用楯六十有四。右手执戚。戚，斧也，上饰以玉，故谓之玉戚。二人执旌前引，旌似旗而小，绛色，画升龙。二人执鼗鼓，二人执铎。《周礼》有四金之奏，其三曰金铎，以通鼓，形如大铃，仰而振之。金錞二，每錞二人举之，一人奏之。《周礼》四金之奏，一曰金錞，以和鼓，铜铸为之，其色黑，其形圆，若椎，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有六分，围二尺四寸，上有伏虎之状，旁有耳，兽形衔镮。二人执铙以次之。《周礼》四金之奏，二曰金铙，以止鼓，如铃无舌，摇柄以鸣之。二人掌相在左，《礼》云：「治乱以相。」制如小鼓，用皮为表，实之以糠，抚之以节乐。二人掌雅在右，《礼》云：「讯疾以雅。」以木为之，状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尺围，长五尺六寸，以羖皮鞔之，旁有二纽，髹画，宾醉而出，以器筑地，明行不失节。武舞人服弁，平巾帻，金支绯丝大袖，绯丝布裲裆，甲金饰，白练盖裆，锦腾蛇起梁带，豹文大口布袴，鸟皮靴。工人二十，数于舞人之外。武弁硃翙，革带，鸟皮履，白练礻盖裆，白布袜。殿庭仍加鼓吹十二案。”这段记载详细地叙述了《宫廷巴渝舞》的规模型制和表演方式。首先应注意的是，《巴渝舞》进入宫廷这样高雅的地方，肯定是要经过一定的编排，对其乐曲进行重新制作。《宫廷巴渝舞》不可能是将战场上的原封不动地搬到宫廷中去。不管巴渝舞进行宫廷后得到怎样的改变，但它却始终是基于阆中巴人的《巴渝舞》。这段记载还真切地证实了《巴渝舞》进入宫廷的事实。进入宫廷的《巴渝舞》演变成了后来宫中的“武舞”。这种《武舞》最基本的就是源于《巴渝舞》。而把《巴渝舞》直接列入《宫廷武舞》名录的是唐朝。据《新唐书志第十一·礼乐十一》载：“高祖即位，仍隋制设九部乐：《燕乐伎》，乐工舞人无变者。《清商伎》者，隋清乐也。有编钟，编磬、独弦琴，击琴、瑟、奏琵琶、卧箜篌、筑、筝、节鼓皆一；笙、笛、箫、篪、方响、跋膝皆二。歌二人，吹叶一人，舞者四人，并习《巴渝舞》。”从这里可以看出唐时，《巴渝舞》是被正而八经地列入了宫廷音乐之一的。
后在“永徽二年十一月，高宗亲祀南郊，黄门侍郎宇文节奏言：‘依仪，明日朝群臣，除乐悬，请奏《九部乐》。’上因曰：‘《破阵乐舞》者，情不忍观，所司更不宜设。’言毕，惨怆久之。显庆元年正月，改《破阵乐舞》为《神功破阵乐》”。“《大濩》、《大武》，古武舞也。为国家者，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舞；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由《巴渝舞》改编而来的《武舞》《破阵乐舞》因 “高宗即位，不忍观之，乃不设。”才被改为《神功破阵乐》。“后幸九成宫，置酒，韦万石曰：‘《破阵乐舞》，所以宣扬祖宗盛烈，以示后世，自陛下即位，寝而不
我们再看宋时的宫廷《武舞》。据《宋史志第八十·乐二》载：“武舞服平巾帻，左执干，右执戈。二工执旌居前；执□、执铎各二工；金錞二，四工举；二工执镯、执铙；执相在左，执雅在右，亦各二工；夹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于南表前，先振铎以通鼓，乃击鼓以警戒，舞工闻鼓声，则各依酇缀总干正立定位，堂上长歌以咏叹之。于是播□以导舞，舞者进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见舞渐。然后左右夹振铎，次击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镯节之，以相而辅乐，以雅而陔步。舞者发扬蹈厉，为猛贲趫速之状。每步一进，则两两以戈盾相向，一击一刺为一伐，四伐为一成，成谓之变。至第二表为一变；至第三表为二变；至北第一表为三变；舞者覆身向堂，却行而南，至第三表为四变；乃击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舂、雅节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像以文止武为五变；舞蹈而进，为兵还振旅之状，振铎、摇□、击鼓，和以金錞，废镯鸣铙，复至南第一表为六变而舞毕。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执干戚。若用八佾而为击刺之容，则舞者执干戈。说者谓武舞战象乐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击刺。戈则击兵，矛则刺兵，玉戚非可施于击刺，今舞执干戚，盖沿袭之误。请左执干，右执戈”。
这是最详尽记叙宫廷《武舞》的形制和表演形式的一段话。这种宫廷《武舞》的表演形式和内容，是活脱脱的战场《巴渝舞》的化身。
而据房玄龄《晋书·第十二·乐上》载：“及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目率賨人以从帝，为前锋。及定秦中，封因为阆中侯，复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粲问巴渝帅李管、种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行辞》以述魏德。黄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尚书奏，考览三代礼乐遗曲，据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执羽龠。及晋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龠舞》曰《宣文舞》。咸宁元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勖所使郭夏、宋识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从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巴渝舞》进入宫廷后的演变情况。名称虽不同，但其内容却始终如一。尽管有的人说从什么什么时候起，《巴渝舞》消失了。这不是消失了，而只是名称变了。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进入宫廷的《巴渝舞》与战场上的巴渝舞肯定是有区别的。作为宫廷《武乐》，是要经过提炼，经过配乐，舞台台步动作的编排的，要能适合宫廷表演，这样，《巴渝舞》就从战场上的粗犷威猛就走向了宫廷艺术。宫廷《巴渝舞》就是通过这种艺术表演来体现战场上士兵作战的英勇。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阆中巴人所创造的《巴渝舞》影响之深远和长久。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从汉以后的各朝代宫廷《武舞》名称有所不同。但都是由最初汉高祖将《巴渝舞》引入宫廷后演变而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有人对以上论述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现在假定前边的论点论据都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可以排除阆中巴人助武王伐纣一事。但永远也不可能否定阆中人范目助汉王“还定三秦”这一历史事实。范目助汉王“还定三秦”，又一次的前歌后舞。这次的前歌后舞引起了汉王的深深感慨。最后汉王才把这种前歌后舞引入宫廷。也就是说，汉王引入宫廷的也应该是以阆中人范目上阵对敌的“前歌后舞”为原型的宫廷 《武舞》 ——《巴渝舞》。也就是说，在汉时进入宫廷的《巴渝舞》是完全按照范目所带的阆中和其他巴人部落上阵时前歌后舞的情形为基本原型，通过加工编排出来的。汉王不可能还去找离当时已近1000年的时候，武王伐纣时是怎样前歌后舞的，然后才来编排“巴渝舞”吧？这个说法总应该是成立的。难道这也有什么问题吗？
在关于<巴渝舞>源流的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出《巴渝舞》的演变：巴人助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周时进入宫廷为《兵舞》——阆中人范目助汉王还定三秦再次前歌后舞。汉王将阆中人范目所带领的板盾蛮的前歌后舞引入宫廷，作为宫廷《武舞》，命名为《巴渝舞》，先后改名《昭武舞》、《宣武舞》——唐时《巴渝舞》直接列入《宫廷武舞》名录。《巴渝舞》后改名为《破阵乐舞》，再改为《神功破阵乐》——五代时为《象功舞》——宋元仍为宫廷武舞。
关于《巴渝舞》的源流，应该追溯到远古巴人时代。由于恶劣的生存条件，远古巴人只能靠简单的渔猎获取生活
汉高祖一方面借助手下的良谋勇将，另一方面借助阆中人范目所建立起来的巴人队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最终重新夺回了三秦之地，在汉中称帝，完面了八百年汉家天下的建立。
阆中人范目因助汉王有功，汉高祖三封范目为侯。而范目根据大多数相随的巴人意愿，最后选择了回到阆中慈凫乡。这可能也就是阆中民间几千年的俗语所说“阆中有个回水沱”的原故吧！。在汉代，阆中巴人这时因汉汉高祖对巴人的相助，给予了极高的回报。汉高祖允许巴人以交賨布代赋。“賨，南蛮赋也。”巴人由“白虎复夷”转而被称为“賨人”。在有汉时代，阆中“賨人”不仅继续创造着巴人辉煌的文化，而且还因为他们的英勇善战而继续为朝廷出战。据《华阳国志》载：“板楯七姓以射白虎为业，立功先汉，本为义民，复除徭役，但出賨钱口岁四十。其人勇敢能战。昔羌数入汉中，郡县破坏，不绝若线。后得板楯，来虏殄尽，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后建和二年，羌复入汉，牧守遑遑，复赖板楯破之。若微板楯，则蜀汉之民为左衽矣。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虽授丹阳精兵，亦倚板楯。近益州之乱，朱龟以并、凉劲卒讨之，无功，太守李颙以板楯平之”。
而板盾蛮也是一个不甘受压迫和屈辱的民族。具的强烈的正义感。对统治者的不合理统治和压迫敢于反抗。据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九·边防五·板楯蛮》中载：“灵帝光和二年，巴郡板楯蛮叛，(今通川、潾山、南平、涪陵、南川、清化、云安、始宁、巴川、南宾、南浦、阆中、南充、安岳、盛山等郡地，则巴川之地是也。)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即汉川诸郡，今汉中、安康、洋川、房陵郡地是也。)灵帝乃问益州计吏方略。汉中计吏程苞对曰："板楯七姓以射杀白虎立功，先代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战。昔安帝永初中，羌入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至桓帝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绲，古本反。)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县乱，(今汉川、蜀川郡县地。)太守李颙亦以板楯讨而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但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於奴虏，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谋主僣号，以图不轨。今但遣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帝从其言，遣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皆降服”。
随着社会的进步，阆中巴人创造了更加丰富的巴人文化。
巴人有着良好的传统文化。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
巴人喜歌舞。古乐道之诗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夕；谁能长生，不朽难获。”又曰：“惟德实宝，富贵何常。我思古人，令问令望。”尤其传之后世，对人们的精神有着重大影响的巫文化。
祭祀文化：他们出自于对天、地、鬼、神的畏忌而进行一种表示恭敬崇拜的活动。也有出自于一种感恩的心理而进行的一种祭奠。如对父、母，表示感谢养 育之恩。其祭祀之诗曰：“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对天、地的祭祀，天给了我们阳光雨露，地给们出生万物，使我们能很好地生活。还有祭风祭雨等。这些活动形式多样。主要的应该有跳神、傩戏。傩戏，也叫端公戏，是巴人部落最早的祭祀仪式。巴人中的巫诞，几乎是专职从事巫师活动的一个部落。但在巴人中，不仅仅是巫诞才有巫文化。而巴人普遍的都是信奉巫文化的。我们不说张陵在巴人地区创立道教，信者甚众。而这些信众都是巴人。我们又从成汉李特之祖父王北迁，数万人相从。他们都完全是因为信奉“鬼道 ”而北迁的。以致于巴人地区十室九空。流传至今的傩戏是巴人历史、民俗、民间宗教和原始戏剧的综合体。它是在原始的祭祀仪式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充实、扩展和完善，形成了以傩仪、傩戏、傩舞、傩技为主要形式的傩文化。它融合了巫术、原始宗教和戏剧为一体，成为一种佩戴面具演出的宗教祭祀戏剧，其源流就是巴人“俱事鬼神”和巴巫文化的结合。而流传至今的这种祭祀文化还夹杂了成汉时期僚人入蜀后的一种文化的融合。从而使这两种文化通过交融而形成了一种更完整的巫文化。
不过，还要再次指出的是，巴人文化源于伏羲文化。有的专家学者提出巴文化来自于东夷文化。持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巴文化与东夷文化具有很多相似相近之处。而这种相似相近的文化，正好证明了东夷文化，巴人文化同出于伏羲文化的重要观点是正确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传承关系。
“往事越千年”。何况不止千年。今天的阆中已不是历史上的阆中了。今天的阆中人也不是历史上的巴人了。当我们回过头来，纵观阆中历史，我们会感到无比的骄傲。而且今天有很多人在关心阆中，这也是使人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抬头远望，我们会看到阆中的明天更加美好。
概述
阆中在远古时就生活着一群人。这就是巴人。
在阆中的历史中，巴人的历史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历程。自远古巴人沿嘉陵江南迁来到阆中后，阆中便成了巴人良好的生存栖息地。他们在阆中创造了辉煌的巴文化。巴子国曾以阆中为别都，体现了阆中不仅在地域上，还是在巴人历史上都有着的重要地位。助武王伐纣、助汉王定三秦，《巴渝舞》威武雄壮的乐曲在历史的天空回响。今天，当我们在研究阆中历史时，必然要研究巴人的历史。同样，研究巴人历史也必然要研究阆中。阆中历史久远，虽然关于巴人的地面和地下文物十分稀少。但是历代史志典籍均有很多记载。我们还可以从大量的民间传说中去分析推测，寻找巴人历史的根。
巴人的历史一直有很多说法。因此很多时候，由于对历史典籍记载理解的偏差，会使所得到的结论也存在偏差。但这也是正常的。因为毕竟是在探究。但我们心须要敢于正视历史事实，不能因为某种原因而强词夺理，违背历史事实。虽说是探究，但也应做到推测合理，推测的事实有可能存在，而不能凭空臆想，或为了自圆其说，说不走时就牵强附会的胡乱编造事实。在使用历代史志文献时，不能各取所需，更不能掐头去尾，进行文字焊接。对我有利的就取用，对我所表述的论点有防害的就舍弃甚至骟割。这都不是一种正确的研究历史的表现。对历史的研究更不能存在领导意志。研究历史靠的是证据而不是领导说了算。否则，会使历史研究走上邪路。对一些长期从事某一项专门研究的老专家的结论要尊重，但不能迷信。有很多时候，因时间的进程，新的证据出现，随时都会改变某些历史“定论”或权威人士的结论。
本文系本人用了很长时间阅读史志，查阅资料，并参考了一些学者教授的研究论文后所编写。其内容上与某些学者专家看法上有所差异。因此，有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愉快或反感。特在此至歉。
人的起源论
在讨论巴人源流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个问题，人是从哪儿来的？西方的《圣经》中有上帝造人的的故事。在中国同样有。“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絙于泥中，举以为人”（《风俗通》）。
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东方和西方不仅都有上帝造人的故事，而且故事的情节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西方人说是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亚当和夏娃是兄妹。他们偷尝禁果。他们造人，造世间万物。他们遇到天下洪水，他们造了诺亚方舟，逃离了灾难。而在东方的中国，却有个华胥（不是上帝），生下了伏羲和女娲兄妹。他们也遇到了天下洪水，他们借葫芦才得以逃生。他们兄妹也结了婚。他们也造人。“剧务，力不暇给，引绳为人”。 东方的伏羲后代有不断迁徒的历史。而西方的《圣经》中也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埃及蒙神垂怜，指引他们脱离苦海，用了整整一个世代的光阴千里迁移的故事。
我们如果把西方和东方在关于人的起源上的故事对照起来看，首先我们想到的应该是这两个故事的情节是多么的一致！这其中是不是有可能东方、西方说的都是一回事呢？东方和西方在远古人类社会发展中居然有这么多完全相似的事发生，这绝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其中有一方肯定是假的。
关于上帝造人。一个人，四肢头脑以及身体的每一部位，每一个器官，全部都能适应地球这个生存环境，既没有多长任何一砣闲肉，也没有说应该有的器官而没有长。这样完整美妙的一个躯体，你不得不相信是上帝造出来的。除了上帝以外，还有谁能造得出来呢？上帝不仅造出了人，而且还为人的生存预备了无污染的大气（氧气）及适宜的温度、地面的流水、用以食用及自我生长的动植物、可以利用的地下矿物等等，他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理想的环境。你看，这一切的一切，是多么的完美。
如果说劳动创造人。那么一开始，人还未进行劳动时，或劳动时间并不长的时候，人体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劳动使手脚有了明显分工。那么在没有分工前，手脚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是脚和手一样还手和脚一样？从现存的类人猿来看，古猿应是脚和手一样。这是因为古猿在攀爬时，后肢要用来抓紧树枝等。如果劳动让手脚分工，那么只能是脚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就假如劳动创造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就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人类为了要适应地球的生存环境，是后来通过劳动而达到了目的。而不是人体本身器官与生俱来的就能适应生存环境。劳动使人体的某些器官发生改变，仅仅存在于脚手吗？其他器官有改变没有呢？如鼻子。类人猿的鼻子是塌着的，而人类的鼻子是隆起的。那么鼻子是否是因为要呼吸而变隆起的呢？难道不隆起就没法呼吸吗？这怎么解释呢？如果确实人体的生理器官是通过劳动或某种其他活动而使原有器官发生改变，以达到适应地球的生存环境。这个过程可能不是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百万年可以达到的啊！东方和西方的人都说上帝造人是按照自已的样子造的。那说明上帝本身就有一个完美的躯体。而且这个躯体能够完全适应地球上的生存环境。不需要经过所谓劳动或其他方式来改变。
《圣经》中讲上帝照着他自已的样子造人。东方的女娲当然也只能照自已的样子造人。因为她当时是不可能找到另一个美妙人体作样本的。如果是这样，女娲是人首蛇身，那她造出来的人也应该是人首蛇身的呀！在西方，亚当和夏娃是个什么样子呢？一开始就那么完美吗？说上帝造人，谁造的上帝？世界上人都没有，怎么会有个上帝呢？这个上帝又是谁的上帝呢？这岂不笑人？《圣经》中的耶和华是谁？西方人到现在也可能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
从遣传角度来讲，上帝照自已的样子造人。应该指的是人类的一代一代的繁育。在古时，人类处于乱交之中，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如中国有很多传说。什么“履大人迹”怀孕，“吞玄鸟卵”怀孕。在找不到父亲的情况下，就出现了这种异外怀孕之说，就认为是上帝造了人。“照自已的样子造人”是指人类在形体上的遗传。即“龙生龙，凤生凤”。或俗言“牛下牛，猪下猪”。之所以有那些传说，是因为人们那时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女人会怀孕，找不到原因之所在时，就想象可能是某种神奇的原因造成的。毕竟那是处于蛮荒时代。
关于人类的起源，有很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终生致力于此。但要解开人类起源这个问题，还是很不容易的。关于人类的起源，除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外，目前世界上的人类学家们还提出了很多种假说。
最典型的就是“神力论”。“神力论”说是神掌握了精神意志。神利用地球上丰富的物质条件创造了人的躯体，然后将精神意志附于这个躯体。所以佛教里面把人的身体叫臭皮囊。人就是精神意志和物质体的结合体。所以人死了后，精神意志（魂魄）离开，留下了臭皮囊。据科学家分析，构成人的身体主要成分是水、钙、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那么，现在给你一桶水，一些钙，一些蛋白质，一些碳水化合物，你能造出一个人出来吗？看来，随便要将水、钙、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变成一个具有生命的有机体是不可能的。那么上帝又是怎样将水、钙、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变成人的呢？真的是神创造了人？那这个精神意志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就是人们说的三魂七魄呢？上帝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呢？
还有些善于想象的科学家们在找不到人类起源的依据时，在近世纪又找到了外星人的头上。但是外星人存不存在现在谁也说不清。
从地球上生物繁殖的方式来看，一种是无性繁殖。另一种是有性繁殖。人类和动物类，以及有花类植物，都是通过雌雄交配，花粉传播(有的植物也可以通过纤插来繁育，即无性繁殖)来繁育出后代。中国古代有一本《淮南子》的书，在其中一篇名叫《精神篇》的载有：“有二神（阴、阳二神）混生，经天营地……类气为虫（混浊的气体变成虫鱼鸟兽），精气为人（清纯的气体变成人）”。如果从中国古老的阴阳学说来理解，天地万物有阴就有阳。有了阴阳才有了世界，才有了宇宙。于是阴、阳相结合便生育了万物，男、女结合便有了人类。这个阴、阳一开始是如何形成的。最初的“猴子”为一个动物种群。他们的繁衍肯定也是通过雌、雄交配才孕育出后代的。《圣经》中讲道：全人类都是源于神所造的唯一的一对夫妇。“夏娃……是众生之母”。那么最初这对夫妇的个体是如何形成的？真的是神造出来的？这对夫妇必须同时，年龄相差不能太大（或者双方都应该至少处于具有生育繁殖能力时期）才行。
真正从唯物主义角度来探讨人类起源的是达尔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说人是“猴子”变来的。直到现在达尔文的理论都是科学的。尽管有些人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挑战，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新的理论证明达尔文的理论是错误的。
我不敢质疑达尔文的理论，但也有些问题弄不明白。
首先是关于人类进化一说，其内涵还是说人最初就不是这样的，是随时间的进程进化过来的。那么那些器官属于进化而来的呢？是不是就是前边说到的脚和手呢？还有其他器官吗？
关于人是“猴子”变来的。现在世界上众多的种族：苏美尔人、闪米特人、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汉族人… …，他们是同一个种群的“猴子”变来的还是由不同种群猴子变来的呢？有人说是同一个种群的“猴子”变来的。这个观点就是人类同祖，即《圣经》所言：全人类都是由一对夫妇发展下来的。即天下所有人都只有一个祖先。有人说是不同种群的“猴子”变来的。而且说世界上的人种分了几个什么种属，是不同祖的人类种群。这种观点是人类数祖。即不同民族各有不同的祖先。如果这样说，是不是在同一个时期，非洲有一群猴子变成了人。亚洲也有一群“猴子”在变成人呢？或许那里有一群“猴子”先变成了人，另一群猴子后来才变成人。就按此说，这两群“猴子”又是不是同一个祖先呢？人类数祖似乎是有一点说不通啊！
中国最早的人类是云南元谋人和陕西蓝田人，后来又有了一个巫山人。根据人类学家考查，元谋人和蓝田人都是什么原始人中的亚洲人种。既有亚洲人种，那就还有非洲人种，欧洲人种了。亚洲人种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种有什么不同吗？我不相信非洲或欧洲、亚洲的“猴子”同时都变成了人。而且是各变各的。假如有先后，变人的“猴子”也应该是同一个祖先才对。
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只是一个祖先。《圣经》中讲道：全人类都是源于神所造的唯一的一对夫妇。“夏娃……是众生之母”。而中国人说，人类的祖先是女娲。“开天辟地，未有人民”，是女娲与伏羲兄妹结为夫妇才繁育了天下所有的人。夏娃论也好，女娲论也好，还是说明人类只有一个祖先。由此说来，亚洲人种也好，欧洲人种也好，总之他们都只能是同一个祖先繁衍下来的。就连我们的人类学家，虽然关于上帝造人的事，在他们眼里觉得是十分荒诞的，他们对这些传说嗤之以鼻。但他们还是承认所有的人类都是出于最初的一对夫妇的。之所以会形成全世界众多的种族，这首先应是人类迁徙的结果。通过迁徙散居在各大洲、有亲缘关系的一对对夫妻发展而来的。
人类在世界上的分布是迁移的结果。之所以会形成不同种族或语言、生活习俗，完全是与地域、生存环境相关联的，是后天形成的。这与人的起源是没有关系的。而迁移的原因，也是多样的。如受自然灾然影响，生存地不能居住下去。或者是人口大量的增加，原居住地已不能找到满足原有人群生存的生活资料。或者是因部落集团内部矛盾造成分裂。或者是因为战争中失败或为了躲避战争。也有的是因为躲避瘟疫。而迁徙的方式，应是由最初的发源地向四面八方迁徙。迁徙的组织形式，应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迁徙。迁徙的过程应是迁徙中有定居，定居中又会出现迁徙。在迁徒中，他们总是会选择那些具有良好生存环境的地方，作为他们的栖息地。在繁衍发展中，他们中的一部分分裂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往往耗时漫长，有的甚至达数百年、数千年，才能定居下来。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导，人们一直认为美洲是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发现的。但有科学家认为，根据美国各地岩石上出现的类似中文的象形文字，很可能是中国人首先发现了“新大陆”。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退休的化学家和碑文研究爱好者罗斯坎普，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发现了类似古老中国文字的象形符号。这些文字表明古代亚洲人在公元前1300年就来到了美洲，比哥伦布早了2800年。他说：“这些在北美的中国古代字迹不可能是假的，因为这些印记很陈旧，字体很古老。”
他们目前在新墨西哥、加州、奥克拉荷马州、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等地，已经共发现了84处中国古代象形文字遗址。
最早提出中国人东渡美洲的是19世纪英国翻译家梅德赫斯特，他在翻译中国古典文献《尚书》时，认为周武王在讨伐纣王的时候，可能有商朝人渡海逃亡，最终流落美洲的说法。罗斯坎普声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都发现了中国象形文字。有人认为最早到达美洲的是公元前589年摩门教先知利希。公元前580多年巴比伦人占领了耶路撒冷，利希带着他的信徒逃到阿拉伯半岛。然后他们造了一艘船希望穿越大海到达“另一个世界”。于是经过漫长的漂流他们到达了美洲（线路是从太平洋还是大西洋呢？）这个故事记录在《摩门经》中，很多历史学家对此不屑一顾，认为那根本不是真实的史料。
这些资料中所提到的一些推测在目前虽还没有重要的证据来佐证。这里不去研究中国人是不是西迁欧、美各地，而是我们从中看到了重要的一点：世界上的人口一直是在不停地迁徒着的。而下面的事实却是真正地，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占里村位于群山之中，被称为“中国人口文化第一村”。这群人是在700年前从江苏迁到这里的。寨里98%的家庭都是一儿一女。当地人说是因为一种名为换花草的草药。建寨700多年来，代代流传下来的寨规森严地写着：不许外娶、不许外嫁，以保守换花草的秘密。
中国历史上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的雅尔地区的土尔扈特部族﹐在17世纪30年代时﹐其部落首领和鄂尔勒克因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之间发生矛盾﹐遂率其所部及部分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牧民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曾遣使向清朝政府进表上贡。
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派出图理琛使团﹐途经西伯利亚﹐两年后至伏尔加河下游﹐访察土尔扈特部。乾隆二十一年(1756)﹐土尔扈特汗敦罗布喇什遣使吹扎布﹐假道俄罗斯﹐历时三载﹐到达北京。
乾隆三十六年(1771)，因不堪沙俄的野蛮统治，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领17万族人东归，最后约4万3千人成功到达中国。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想：中国有很多信仰基督教的信徒，特别是西北之地的人。而中亚，西亚、中东，乃至欧洲等地同样有很多人信仰基督教。中亚。西亚、中东、乃至欧洲的那些信仰基督教派的人完全有可能是从中国迁徒到那里去的？英国的《每日邮报》的报道不正是对这种说法的一种最好说明吗？而且应该说，如果欧、美、非的人群都是从中国迁过去的话，那也不可能是近代或近远代的一两千年内的事，而是应该更早。至少几百万年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不说世界上其他地方，就说中国。目前在中国境内发现了几乎遍布各地的几十万前的古人类遗址，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正是这种不断地迁徙，使人类逐渐分布到了天下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遗址不少。20世纪初发现的有“北京人”、“山顶洞人”。北京人距今有70万年，山顶洞人也有3万年之久。“山顶洞人”据说已经是“智人”了。更早的当然就是云南元谋人了。从这些古人类遗址的分布来看，可以说至少在200万年前，中国大地上就分布有很多人群。
1964年发现的陕西“蓝田人”也是中国较早的的直立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也属于早期直立人，学名为“直立人蓝田亚种”（即亚洲人种），距今已有50－60万年。1965年发现的云南元谋人，学名元谋直立人，或称元谋猿人。元谋人距今年代为170万年左右，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也属直立人种中的一个新亚种——直立人元谋新亚种。目前所认定的我国最早的元谋人化石，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其距今只有60万年！如果是这样，那么陕西蓝田人生存年代就和元谋人差不多是一个时期了。这两个最早的中国古人类群落，都同属于早期人类中的直立人，也同时被定名为“直立人亚种”。
鉴于此，就出现了陕西蓝田和云南元谋都在互相争谁更早。而这里的争论还未有眉目，又出来了一个“唐家坝遗址与重庆巫山庙宇镇龙骨坡古人类遗址… …。生活在唐家坝的古人类与巫山人一样，也是早于元谋人的远古人类”的说法。这些说法把人们弄得头昏脑胀。更使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蓝田人中的“公主岭人”和“陈家窝人”两地相距不远，而他们之间生存的年代差距竟是二十多万年（据科学家断代：一是距今约100万年，一是距今约80万至75万年），而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而他们的生存年代相距却是60多万年。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应该是由同一群人发展而来吧。那么从70万年前的北京人发展到3万年前的山顶洞 人，竟用了60多万年。可见人类进化进程是多么艰难缓慢啊！而且60多万年来，他们的繁衍速度竟是如此之慢。60多万年应该有大批的后代分布于世啊！
目前关于人类起源的最新的研究也仅停留在争论阶段。很多科学家都在尽力查找人类的起源的新证据。有的为了找到自已所在的那个地方是人类的起源地，“科学家”们绞尽脑汁。努力寻找证据。最早发现的古猿化石出土于欧洲。辟尔当人被有些学者看作是最早的人，甚至称他为“曙人”。最后被揭露，所谓“曙人”，原来是来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头骨和一个现代猿类的下颌骨凑合起来的假品。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西猿时，认为元谋人已能制作石器，故将之订名为“东方人”，并将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万年前（中国历史教材讲的为170万年）。而在同一地区的蝴蝶梁子发现的幼年头骨，鉴定为拉玛猿型，被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并也找到了“石器”，将之更名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为距今400多万年前。因此就构筑了“开远拉玛猿”——“禄丰拉玛猿”——“蝴蝶拉玛猿”（或“蝴蝶人”）——“东方人”——元谋猿人——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西畴人、丽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等相当完整中国古人类发展的系列。从而把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令人遗憾的是，后来这一观点遭到了否决。而且所谓“蝴蝶人”的“石器”原来是天然石块；而“东方人”的石器，是从地表上拣来的。而且就按前边的说法成立，那么，谁是“蝴蝶人”的后裔呢？果如前边所说，绝迹了吗？
1997年，中国启动了寻找200万年和更早时期人类的“攀登项目”。1999年中国对外宣布找到了距今200—240万年的石制品和骨器。但那个所谓石制品和骨器到底是不是人工制品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至今未有定论。为什么没有定论？而且也没有见到中国对此的新说法，难道真的是造假么？
对于人类的起源地是不能通过争取来得到的。而且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惜通过大量造假来制造“证据”。如果那样，我们探求人类的起源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不能为了某种目的，将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搞成了地域之争。从科学研究角度来看，这是极荒唐而又可笑的。
人类最后完全脱离动物界而成为真正的人。这一过程是十分的漫长的。就按劳动创造人的观点，脚手不分到脚是脚 ，手是手，让人体的器官和原来发生根本改变，通过劳动来完成这个过程，不可能是几千年或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就可能完成的。从旧石器时代转变到新石器时代，这不可能是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
我们再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中国境内远古人类遗址罗列一下：
巫山人古人类遣址：能人巫山亚种，200多万年前；
云南元谋人古人类遣址：直立人元谋亚种距今170万年；
陕西蓝田人古人类遣址：直立人蓝田亚种，距今100万－65万年；
北京人古人类遣址：中国猿人北京种，距今70万年前 ；
山顶洞人古人类遣址：晚期智人，距今约3万年；
河姆渡人古人类遣址：真正的人类，距今7000多年；
半坡氏人古人类遣址：真正的人类，距今5000－6000年；
上面，按照当今已发现且宣布的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遗址中所确定的古人类所在年代的迟早，从远到近排列起来。我们能从中找到这些古人类遣址所生存的古人类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我们有法把他们所在的位置，按照他们生存的年代先后，在地图上用一条线连起来，从而说明他们最早在哪里生存，然后又经过迁徙到达某处，然后又迁徙，再到某处，从而形成了这么多的古人类遗址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只能说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人种和人群。那他们的共同祖先又是谁呢？在远古时，人类的迁移是十分困难的。再加上迁移时并不是天天都在走路。而是到了一个具有生存条件的地方，就会定居下来，经过若干年的繁衍发展，才可能又分裂外迁。因此往往一个迁移过程都要持续若干年。但不管怎么说，上面所说的迁移路线都是不大可能存在的。现在只有找到这些人群中的古人类的后代到哪儿去了，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而这基本上是很困难的。
虽然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说得清，但有一点必然是存在的：在中国境内，古人类的起源一定是由最初的某个地方的“古猿”进化而来的。绝不能存在多个祖先并存的现象。这么多的古人类遗址上曾经生存过的中国古人类，他们之间肯定有必然的关系。只是我们今天如何来通过研究，发现这种关系，找到他们之间具有联系的证据。
伏羲论
华夏民族中有许多开天辟地和人类起缘的传说。盘古开天地更是妇孺皆知。
最早记录盘古开天地的传说是三国时吴国的徐整所著的《三五历纪》：“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
盘古虽然打开了天地，但接着又出现了“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其后，有关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开始见于各种书籍。
明董斯张《广博物志》中云：“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
《述异记卷上》记载：“今南海有盘古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氏之魂也。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居然还有人考证盘古墓位于广西来宾市。
盘古开天地后，虽然他的身体分别化为了森林、河流、高山等，但却没有人民。于是，就有了伏羲兄妹结婚，抟土造人的故事。《太平御览》引《风俗通》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拌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泥人也。” 伏羲兄妹造人后，从此天下有了人民。伏羲也就成了人类的始祖，成了华夏民族最早的三个首领中最早的一个，即三皇之首。
关于伏羲的名号，古籍中有许多写法，除“伏羲”（《庄子·人间世》）之外，还有“伏戏”（《庄子·大宗师》）、“伏牺”（《法言·问题》）、“包牺”（《易·系辞下》）、“宓犠”（《汉书·古今人表》）、“炮牺”（《汉书·律历志下》）“庖牺”（《水经注·渭水》）、“虑羲”（《管子·封禅》）等。伏羲氏在古代典籍中晚出。战国中期以前的典籍中，《论语》、《墨子》、《左传》、《国语》、《孟子》等对伏羲没有任何记载或只言片语。记载神话人物、古帝王最多的《山海经》中，也没有有关伏羲的记载。最早记载伏羲的是出于战国中晚期的《庄子》。但是庄子所言伏羲，未有明确的载记。而且在《庄子·人间世》：“是万物所化也，禹、舜应物之所纽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 这段话中，他还把伏羲列在了禹、舜之后。而并未有伏羲为人祖的记载。
《庄子·胠箧》：“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犠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这里，伏羲在轩辕黄帝之后，神农之前。《庄子·缮性》：“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庄子·田子方》：“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窃，伏戏、黄帝不得友。”纵观庄子的话，不仅庄子对伏羲的位置又摆的和前面所说的不同，而且将伏羲称为“伏戏”就音同字不同，那么还说“伏戏、黄帝不得友”，是何意义？
记载最详尽的应是《系辞下》，记载伏羲功业最著：“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这些话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完整的伏羲。
至此的后世史志，便有了很多关于伏羲的记载。
《史记》虽不为伏羲作传，但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封禅书》中借管仲言：“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司马迁认为关于伏羲的传说有点妄诞不实，所以除借此提及以外，再无只言片语。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在司马迁的时代，前人就有关于伏羲的传说存在。司马迁口中的“先人”也可能是几百年、几千年前，甚至更古老的人。
东汉班固《汉书》从黄帝推至伏羲。使伏羲成为了人文始祖。《汉书·古今人表》中引《世经》言：“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帝为太昊。”以伏羲为历史源头，说伏羲氏“继天而王”，因而他是百王之先，而炎、黄诸帝继伏羲而王。《白虎通义》言：“三皇者何谓也，伏羲、女娲、神农是也。”
晋代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三皇首列伏羲，言伏羲功业：“继天而王”、“作八卦”、“造书契”、“作瑟三十六弦”、“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供庖厨”等。皇甫谧说：“女娲氏……承庖牺制度。……及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混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庖牺之号。”
从此后的历代典籍志书无不以此为蓝本，将伏羲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然而据南宋罗泌《路史·卷十·后紀一·禪通紀·太昊紀上》载：“太昊伏羲氏，方牙，一曰蒼牙，風姓，是為春皇，包羲，亦號天皇、人帝、皇雄氏，蒼精之君也所载”。且在伏羲之前尚有若干纪。其中并未有关于天下洪水，伏羲兄妹借葫芒逃生和抟土造人一事。所谓“开天辟地，未有人民“的事并不存在。罗泌《路史·卷一·前纪一·初三皇纪 》又载：“天地之初，有浑敦氏者出为之治，继之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这就是说在伏羲之前早就有个浑敦氏为天下首领，再后来就是天皇氏、地皇氏。过后才有伏羲人皇氏。这和前边“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拌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显然是相矛盾的。而我们现在在讨论有关伏羲的问题时，恰好就抛弃了《三五历记》中的这个说法。
然而关于伏羲兄妹葫芦逃生，兄妹成婚，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确是华夏民族妇孺皆知的传说。《淮南子》中还有“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监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 狡虫死，颛民生”的记载，也是华夏民族中许多关于伏羲女娲传说中重要的内容。
而从目前所发现的远古社会遗址来看，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着不少与伏羲有关的古地名、古遗址、古建筑等。什么太昊陵、女娲坟、画卦台、炼石补天的地点也有所指认。后世很多人对伏羲和伏羲文化的研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见解。
首先是关于伏羲的出生地，就有多种说法：淮阳说（河南淮阳县）、太湖说（江苏吴县以西的太湖）、菏泽说（山东菏泽县）、成纪说（甘肃泰安），四川阆中说（四川阆中市）。
淮阳说（河南淮阳县）：
雷泽在河南省的淮阳县。《水经注·瓠子河注》曰：“瓠河又右迳雷泽北，其泽蔽在大城阳县故城北、十余里，昔华胥履大迹处也，其陂东西二十里，南北一十里，即舜所渔也。”其实据《山海经》，雷泽在吴西，即河南淮阳，今有遗迹。
成纪说（甘肃泰安）：
伏羲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史志有载伏羲“生于仇夷，长于成纪”。据已故考古家王献唐先生考证，他出生在甘肃省的天水陇南一带。
菏泽说（山东菏泽县）：
《一统志·一八一卷》记载：“曹州府下言雷泽即雷夏，在今山东菏泽东北。”
太湖说（江苏吴县以西的太湖）：
伏羲生于太湖，本太湖雷神。《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湖则雷，在吴西”。
四川阆中说（四川阆中市）：
据宋代罗泌的《路史》记载：“太昊”伏羲氏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尚暨叔姬翔于渚之汾。巨迹出焉，华胥决履以辁之，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孕十有二岁。生于仇夷，长于起城”。意思是说，伏羲的母亲华胥，生活在华胥水边，因为踩了雷神的足迹而怀上伏羲。伏羲生于仇夷，长在成纪。《路史》注释说：“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阆中渝水地也。”《周地图》解释说：“阆中水为渝水。”
从以各地有关伏羲出生地的说法，各有各的理由。有的不仅有典籍史志有记载，而且还有众多地面文物、地下文物的佐证。但现在为什么还是没有定论呢？这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范三畏先生对以上说法的进行了驳正和定夺，认为“伏羲氏发祥于渭水中游的天水市及其邻县一带是没有问题的。” 学术界大都主张伏羲故里在成纪，对此史料亦多有记述。 司马贞的《史记•补三皇本纪》：“太皞庖羲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出雷泽而生庖羲于成纪。” “成纪”位于今甘肃秦安，位于渭河 支流葫芦河。《遁甲开山图》云:“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仇夷山即今甘肃天水市南的西和县仇池山。所以，伏羲的出生地为甘肃天水、秦安附近应无疑，而近年考古发现距今7800年前的秦安县五营乡大地湾史前文化遗址又是一例证。
对于伏羲出生于甘肃天水的观点，多数史志记载都比较明确。我比较赞同的是“长于成起”这个说法的。对伏羲“生于天水”这一点，本人略有不同。首先是史志中所说的“仇夷”是不是就是天水呢？其次，如果仇夷就是天水，那么伏羲兄妹长于成起显然不能成立。因为伏羲兄妹遇到天下洪水，借葫芦逃生还会在成起吗？一场能灭绝天下所有人的洪水，才使伏羲兄妹漂流那么短的一段距离，是不可能的。伏羲兄妹一定是先出生在一个地方，遇洪水借葫芦逃生才到了成起。这个地方可能性最大的应该是四川阆中。也就是说，伏羲是生于阆中“渝水”，而“长于成起”的。因这里离成起虽说不远，但也有相当的距离。如果发洪水，加之南来之风力，葫芦向西北漂流，就到了成起。这是可能存在的。
上面所说的一切，在人类学家的眼里，从来均是虚妄的，也从不会谈论这些的。但在很多研究人类起源的史学家眼中，却往往是津津乐道的依据。很多地方都在引用“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这些故事里的情节。而且今天，当中华民族把伏羲当作全民族的人文始祖时，并从来没有人（包括人类学专家学者）出来反对过或否认此事。反而大家还在争吵着争夺伏羲的出生地。祭奠伏羲、黄帝的仪式一年比一年隆重，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层次还要高。
伏羲部落的迁徒
伏羲部落居住地因偏西北，这里并不是理想的生存地。但尽管如此，很多年以后，伏羲部落人口还是得到了不断增加。成纪已不能满足于他们的众多人口的生存了。再加之部落内部的种种矛盾。于是他们开始外迁，寻找新的生存地。
中国史学家把中国内人口的分布，归纳为四大版块：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无论是东还是西，南或者北，也不管是什么夷。戎、蛮、狄，他们都应该是伏羲的后代，都是伏羲部落迁徒的结果。
伏羲部落的迁移，并不是同时的大规模的。而是逐渐地进行着的。在他们部落内部人口增加后，伏羲下一代中的一些以血缘家庭为单位的部落民就有了向外迁移的情况。但这种外迁一般不会离部落中心太远。而且是呈波浪状向四周扩展迁移。因为他们还心须依靠整体部落。这些外迁血缘家庭后来也有所发展。他们的后代也会依照同一原理向外迁移。其中最早外迁的应是巴地的部族。其次是羌地的部族，而伏羲部落的主体部落是随伏羲东迁至河南淮阳的部分。按照中国境内人类分布情况。我们可以大致分析出伏羲部落在分裂外迁中的几条线路。1在离成纪不远的今汉中平原及巴山一带的巴人应是最早分裂迁移出来的一支。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沿汉水流域迁移到了湖北清江流域，形成了廪君部落，继续南迁中形了了中国东南部众多少数民族；沿嘉陵江南迁的巴人部落形成了以阆中、宕渠、巴州、江州到长江三峡一带的巴人。这部分巴人是后来巴子国的主体。巴人中的一部分西迁形成了蜀山氏，，蜀山氏在南迁中形成了彝族及南中地的众多少数民族。在继续南迁中形成了滇、黔等地的众多少数民族。还有部分人继续迁移，最终分布到了南中国及整个东南亚一带，形成众多的少数民族；2几乎与巴人同时外迁的是成起西边的氐人。这部分人在开初外迁时也和巴人一样，离开原伏羲部落中心地并不远。他们形成了后来的羌氐民族。3伏羲部落的主体部分东迁是在氐人和巴人外迁若干年后的事。他们的迁移后发展成了包括东夷人和朝鲜半岛在内的所有的黄河以北的众多民族。这一部分人最后分布到了北中国所有的地方；一部分沿淮河流域迁徙形成了今苏、皖。浙等地的众多部落人群。以上几个大的迁移群体后来共同形成了中国东南及沿海的百越部落民族。
在外迁中，伏羲部落的核心部落随伏羲东迁。他们沿着渭河平原和黄河岸边向东迁移。他们在那里先后创造了灿烂的蓝田文化。1963年开始发现的陕西蓝田古人类遗址，揭开了伏羲部落东迁第一站的真面目。蓝田人的年份较北京人早数十万年。因此他们在体质形态上有不少差别。例如蓝田人的容貌更似猿猴，智力和四肢也比不上北京人发达。考古学家因而把蓝田人分类为“早期直立人”，把北京人分类为“晚期直立人”。他们住在更新世中期、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蓝田人为西安最早的居民。后来，他们走过渭河平原，沿着黄河流域继续向东迁移。在黄河岸边，留下来的伏羲部落人创造建立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至今影响巨大的“仰韶文化”（半坡氏文化）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伏羲部落最后迁徒到了山东。在山东，伏羲看到了泰山的壮丽雄伟。伏羲在泰山还举行了祭拜天地的仪式。他们留在山东的部族创造了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北上后又形成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继续东迁的伏羲部落人群，形成了今天包括朝鲜、韩国人在内的东方人。留在山东一带的伏羲部落人群就是后来史学家所称的东夷人了。有人提出了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为东来文化，即东夷文化。其实这是颠倒在说。出现这种说法的原因，就是因为伏羲文化在伏羲部落东迁中的传播，使得巴蜀文化与东夷文化处于一种完全同源的状态。
伏羲部落最后定居于河南淮阳，并在那里建起了国家。伏羲在那里根据“河出图，洛出书”画出了神秘莫测的八卦。伏羲死后就葬于淮阳。太昊陵，全称淮阳太昊伏羲陵，又名伏羲陵，俗称人祖坟，即伏羲的陵庙，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在从成起东迁的过程中，伏羲部落创造了留给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蓝田”文化、“半坡氏”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半坡、蓝田、仰韶的伏羲后裔部分北迁又形成了北方的少数民族——北狄。当年拓拔氏建立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就声称自已是伏羲的后裔，入主中原，是正统的中原主人。
伏羲部落在河南及中原一带，经过长期的繁衍，一部分继续沿着淮河流域向江南迁徒。南迁的伏羲后裔在南方创造了“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在江南开辟了广大的农业耕作区。使人类社会从单一的狩猎活动完全发展到了农耕时代，特别是通过粮食种植来获取生活资料，从而使社会跨入了高级进程之中。据考查，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很可能就是古越族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稻谷、稻草和稻壳的堆积，是当时世界发现最早的稻作文化，后来在黄河流域的裴李岗遗址、贾湖遗址和长江中游流域的彭头山遗址等地发现了早期的稻作文化。此外，现在的考古学家也普遍认为，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各地的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可能也是由古越族所创造出来的。最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这种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在时间上从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汉时期，在空间上则遍布于中国东南地区及岭南一带。
有资料显示，南方众多的百越人在炎黄时应是炎帝部落所分化出来的。《路史·蚩尤传》载：“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南方炎帝和黄帝本是兄弟俩，都是伏羲的后裔。百越人在中国史学界中一直是好象不归于东西南北四大类人群中，而是被看作是巴、濮不同类的一群人。而很多史学家一致认为百越族人是夏禹的后代。实际也就是伏羲部落后裔。百越人的分支很多。罗泌的《路史》中说的：“越裳、雒越，瓯越、瓯皑，且瓯、西瓯，供人，目深、摧夫、禽人、苍梧、越区、桂国、损子、产里、海癸、九菌、稽余、北带、仆句、区吴(句吴)，是谓百越。”。而不能说百越纯粹是哪一个部落人群迁移的结果。他们应该是几个大的迁徒部落在发展迁移中互相穿插，相互交融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实际应该是由随淮河流域迁徙的伏羲部落和随汉水流域迁徒的廪君巴人部落，随嘉陵江南迁的巴人在外迁中形成一个混合型族群。是由几部分人迁徒共同形成的。
最早和巴人几乎同时外迁到西边的羌、氐人后来形成了西边众多少数民族。也就是所说的西戎等少数民族了。而且今天的甘肃、新疆及西亚甚至更远的民族都应是他们迁移所形成的。至于有的说到大禹出生于羌族。这也是有因的。大禹不仅仅是因治水有功而当上了部落首领。大禹本身姓姒，名文命，字（高）密。史称大禹、帝禹，为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其父名鲧，被帝尧封于崇，为伯爵，世称“崇伯鲧”或“崇伯”，其母为有莘氏之女脩己。这样显赫的家族，既是前黄帝、尧帝的孙子，又加之治水有功，成为后世帝王是必然的。大禹的母亲有辛氏的所在地即为羌戎之地。根据伏羲部落子女由母系部落抚养习俗，有可能大禹出于羌的原国是因其母有辛氏原为羌戎之女，后大禹降处于羌地，在羌地长大。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禹原出于羌的原因吧！。
另一部分当然就是巴人了。巴人为伏羲四世孙顾相的后代。巴人的足迹遍布南中国大地。汉水流域到三峡长江以南，再到蜀山僰道，滇黔东南亚，都是巴人的故乡。
巴人论
顾相始为巴人
关于巴人的源流，专家学者都十分感兴趣，甚至有的终身不渝地研究巴人。有很多人对此都著书立说，提出对巴人源流、巴文化的见解。到现在为止，存在着多种说法。
但首先应肯定的是，巴人是伏羲的支系。《华阳国志》说：“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故于《春秋》班侔秦、楚，示甸卫也”。南宋罗泌《路史》虽有人说“路史路史，乃路边之史”。但在很多时候，《路史》所记载的史实都被研究史学的专家学者所引用。其使用效率超过了某些正史。关于巴人的来历，《路史》中也说：“伏羲生咸鳥。咸鳥生乘釐，是司水土，生后炤。后炤生顧相，夅處於巴，是生巴人。” “后炤生顧相，夅處於巴，是生巴人”。这句话中的含义应该是伏羲的后代中有一个叫后昭的人，这个人有个儿子名叫顾相。这个顾相从小就离开父母，在巴这个地方生活。顾相后来娶妻生子，他的后代就是后来的巴人。什么叫“降处”？ “降”即出生。“处”就是离开父母到另一个地方去生活。意思就是一出生就离开父母到了另一个地方（外婆家）。这在远古的伏羲部落中可能是很多的。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母系氏族社会所遣留下来的一种习俗。而且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了黄帝，甚至夏朝时期。黄帝时期，黄帝的长子玄嚣降居江水，次子昌意降居若水，亦皆同此。
这种习俗沿袭下来，就有了后昭把自已的儿子顾相“降处于巴”这件事了。而“降处于巴”，说明远在顾相降处于巴之前，这里就已经有一个叫“巴”的地方了。这也说明后昭的妻子就是“巴”这个地方的人。“巴”这个地方是后昭妻子的娘家，所以他才能把顾相“降处”于“巴”这个地方。就如同“昌意降居若水”一般。那么这个早就存在的“巴”这个地方在哪儿呢？
巴地
历史上有关“巴”的解释和关于“巴地”的位置多有专家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史志典籍中也有不少记载。
最早记载是出现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巴方”、“巴甸”之名 。而且不少人还画出了“巴方”、“巴国”的大臻范围是在北起汉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东至宜昌、西达川东的地区。这一地区实际就在大巴山区。其他有关巴的记载还很多：
《玉篇 • 巴部》：巴，国名。
《山海经 • 海内经》：西南有巴国。
《山海经·海内南经》说：“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
《山海经 • 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
《今本竹书纪年》：“（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讼”。
《荀子 • 彊国》：秦西有巴戎。
《墨子 • 兼爱下》：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越、齐、荆。
《左传 • 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
《左传 • 昭公十三年》：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
《华阳国志 • 汉中志》：晋寿县，本葭萌城，刘氏更曰晋寿。水通于巴。
《华阳国志 • 巴志》：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又：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再：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国、蜀国之师，著乎《尚书》。
《后汉书 • 巴郡南郡蛮传》：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子生于赤穴。
唐 • 李山甫《春日商山道中作》： 一径春光里，扬鞭入翠微。风来花落帽，云过雨沾衣。谷鸟衔枝去，巴人负笈归。
——这些记载只说明了有“巴”的存在，而并未说明“巴”在哪里。为什么叫巴。
我们从甲骨文中的“巴”（ ）字来看：甲骨文中的“巴”字（ ）是一个人的形象。这个人（ ）长着又大又长的手（ ）。在远古时，这个“巴”字（ ）字就是根据他们的形象造出来的。造字本义应该是，远古时代生活在高山丛林地区，手大手长、善于攀爬的人。后来，在使用过程中得到了逐步的演化。有的甲骨文的（ ）将“人”（ ）和“爪”（ ）混合连写（ ），以致“人”、“爪”不辨。有的甲骨文的“巴”( )字还是一个孕妇的形象，表示长着大手掌的这一群人的后代子孙也是具有这一遗传特征的。当代考古
发现，在陕西南部仍生活着长臂山民，其手臂伸开远远超过身高。也许他们就是那时的长着大手掌的长臂人的后代。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巴”字，字形与甲骨文相比，已面目全非。“巴”字已从整个人形只剩下那一只大手了。那只大手的形状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巴”字的形象。再后来，人们又加入了“巴”即蛇的意义。而“巴”之所以与蛇有了关系，是因为有人推测，“巴”字就是人们根据蛇行屈曲之状或抬头远视的样子造出来的。因此人们把蛇叫做“巴“。加之《山海经》记载，这里还出现过巨蛇吞象的事。两者比较一下，可以看出，甲骨文的“巴”字更象是一只脚长手长的“猴子”（类人猿）走路的姿态是比较形象准确的。说“巴“字是根据蛇行之状所造，那是离开了字的本源，有引伸之义了。
那时，人们就把长着又长又大的手掌的这群人居住的地方叫做“巴”。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汉水和嘉陵江的发源地——汉中平原一带。《山海经 • 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山海经》中的西南就是指的这一带地方。
远古时，伏羲后代中的一支很早就来到了这里。这就是以后昭为部落首领的部族。这里除了森林茂密的高山以外，还里有广阔的汉中平原。这里非常适合人类的居住。他们来到这里，在这里生存繁衍。
从史志记载中，最早记载巴人的应是《山海经》。而记载比较明确的还是《路史》：“伏羲生咸鳥。咸鳥生乘釐，是司水土，生后炤。后炤生顧相，夅處於巴，是生巴人。”这里说明了在后昭时，这个地方已经就叫巴了。而住在那里的人叫巴人则是在顾相降处于巴这个地方以后的事了。“是生巴人”，这里的生并不只是生育的意思，更有开始的意思。就是说从顾相开始，这里的人才叫巴人。这里的巴人部落就是人们后来说的最早的巴国。
巴人图腾
远古民族都有自已的图腾。巴人同样也有自已的图腾。巴人的图腾是什么呢？从古以来就有几种说法：崇蛇、崇虎、崇狗。
一个民族把某个人、动物或植物，作为崇拜的对象。这是有原因的。至于说这个人或这种动物、植物就是这个民族的祖先，这是说不通的。过去中国读书人都要供孔老夫子。是不是他们就是孔老夫子的后代呢？袍哥人家要供关老爷，是不是袍哥人家就是关老爷的后代呢？一个民族崇拜虎，也可能是他们认为虎十分威猛，不可战胜而敬之。如果供奉动物是把他当成祖先。哪供奉植物呢？难道也是把它当作祖先不成？这肯定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巴人的图腾究竟是什么？有的说是蛇，有的说是虎。还有人经过研究说是狗。有的人说巴字象蛇，就说巴人在崇拜蛇。巴人是蛇巴。有的说巴人以人祠虎，就又说是虎。巴人又成了虎巴。究竟是蛇巴还是虎巴？如果说是蛇，是因为伏羲兄妹是巴人的祖先。伏羲兄妹本身就是人首蛇身。后来有了龙这个概念后，我们才说成是龙的化身。也才把华夏民族说成是龙的传人。而巴人以蛇为图腾也不是因为巴蛇吞象一事。《山海经》中讲的巴蛇吞象那件事，是指一条大蛇吞了象后，三年才消化完毕。没有消化了的骨头才屙出来。屙出来的这种蛇未消化了的骨头是一种非常好的药物，君子吃了就不会得肠胃疾病。这个故事里也并没有其他特殊意义。当然也可能是这条蛇太厉害了，居然把大象都吞下去了。因而对其崇拜，进而将蛇作为图腾，这也许有一点道理。
而很多人凭一句“廩君死，魂魄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故以人祠焉”就说巴人崇拜虎，巴人的图腾就是虎。廪君化虎吃人，只能说明廪君是一个“生不吃人死吃人”的首领，死后不放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这就不是个好首领。廪君要吃人，谁不害怕？巴人祠之是因为怕被它吃掉而不得不给其上供，并不是对其崇拜。一个民族如果把要吃自己的人或兽当作图腾来崇拜，那我至少认为这个民族的精神是不正常的。更不说《西游记》中通天河鲤鱼要吃人，陈家庄的人只好每年以童男童女上供这回事。陈家庄的人不是对鱼精的崇拜，而是惧怕和无可奈何。而且“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汉王要巴人以射虎为专业工作。巴人如果认为自己是虎的后代，以虎为图腾，而又专门以杀虎为业，那真是怪事了。巴人居然成了不要祖宗，而且还要杀害祖宗的人，可能吗？可见巴人以虎为图腾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以虎为图腾也只能是廪君五族的人，而不是所有的巴人。而这时的廪君巴人与阆中巴人（也就是沿嘉陵江迁徒的巴人）也只可以说是在远古属于后昭、顾相的后代，到这时已是各不相亲的了。
廪君巴人
在巴人部落分裂外迁中，沿汉水流域迁徙的巴人部落在在不断的外迁中，有一部分落来到了清江武落钟离山一带。这里虽然山高林密，与世隔绝，但自然环境十分优美。特别是清江水清彻见底，鱼虾、小石头粒粒可数。加之有一些平洋之地可供粗放的农耕。这里与世无争。这与他们在原部落里因矛盾而发生纠纷显得格外平静祥和。于是他们在这里安了家。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他们内部也发生了分裂。这就是我们说的五族了。史载红穴黑穴之说，我认为实际是指洞穴的位置。红穴在向阳一面山坡。黑穴则在背阳地方（当然也有可能是构成岩石的成分不同而出现洞的颜色不同）。他们虽同出一源，有兄弟之谊，但小部落之间难免不发生一些纠纷，如争地盘之类的事。由于无人为君长，所以很难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需要选出一位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来主持公道。这就有了他们最后以比试的方法选出红穴的务相为首领这件事。务相当然就是我们常提到的廪君。廪君最后统领了五族，形成一个较强盛的部落。
今天的壮族、土家族人、百越乃至越南及南亚人都应是廪君部落人迁徒的结果。越南大修孔庙，并因此发生了和韩国之间的争吵，以及土家族人对伏羲和巴文化的认同，就是有力的证明。虽然历史上《风俗通》记载，周成王封颛顼帝高阳氏之裔鬻熊之曾孙熊绎于丹阳，国号为荆，后迁都于郢城(今湖北江陵旧郢城)，始改国号楚，后世子孙以国名为氏，称楚氏。但封于楚的也仅是周王室的，与巴子国一样的子爵国。这就是楚国。
廪君巴人部落后为楚所灭。其原因应该是在楚被周王室封为子爵国时及以后。廪君巴人以务相为首的巴人早已建立了自已的国家。首先是楚被封为子爵国后，对于处于郢近在咫尺的巴人部落，感到是一个威胁，同时也想征服廪君巴人之领 地据为己有。因此，楚子国和廪君巴人之间进行了很多次的战争。因楚国的强大，廪君巴人受到楚的威胁。也曾经进行过抵抗。开始双方互有胜负。楚国在长阳设置扦关以拒巴人。说明楚国和廪君巴人之间的战争曾经过一定的相持阶段。当然，廪君巴人部落最后还是被楚所灭了。据《湖南通志·清曾国荃等纂· 光绪十一年重修刻本·卷八十一 ·武备志· 苗防一·总纪》载：“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十道志》)。或曰巴子兄弟入为五溪之长。今酉溪在州西，次南武溪、次南沅溪、次南辰溪，次东南熊溪，次东南朗溪”。《南史 • 夷貊传下》：“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谓之五溪蛮。”“其熊、朗二溪与郦道元《水经注》虽不同，推其次第相当，则五溪尽在今辰州界也。(《元和志》) ”。这也就是说，廪君巴人的五姓联盟因楚国而灭，后迁徒到了五溪，五姓兄弟在五溪又各建立了自已的部落，各掌管一个地方为君长。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廪君巴人当时发展和消失的历程。
廪君部落中的一部分分迁于于湘、卾、赣等地形成了后来的土家族、苗族、壮族等。“苗有倮、瑶、僮、仡、佬、伶、僚之分，其处广西边者为僮，处云南边者为倮，处湖广零陵、宝庆边者为瑶；处靖州、天柱等处，与黔接壤及环黔而处者，为仡佬、伶僚，皆苗也”。而土家族人应是廪君巴人土著民的后人。
至此，廪君巴人消失在了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了。
但必须说明一点是，廪君部落是巴人，但不能代表巴人，更不是巴人的祖宗，只能是巴人中的一部分。比如说，板盾蛮、賨人以及《巴渝舞》这些东西与廪君巴人就根本毫无关系。《路史》载“巴灭，巴子五季(第五代)流入黔而君之，生黑穴四姓，赤狄(氏)巴氏服四姓为察君，有巴氏务相氏”。这既说明了廪君部落原为顾相巴人部落的人，而且直接指明其流入了黔中。巴人因战争的原因才开始外迁。廪君这一群巴人才逐步迁移到了清江流域的。他怎么会是巴人的祖先呢？持这种观点的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在当时交通极不便的情况下，只能是沿河流迁徒。后来廪君的后代所建立的国家被楚所灭，廪君巴人部落为了躲避战争，再次迁徒，形成了前边所说的“五溪蛮”。廪君巴人一说也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阆中巴人
《保宁府志》转录《范史》记载：“巴族之起，盖自巴江嘉陵沿岸（经四川绥定、保宁两府间），其后寝沿大江而下”。根据近代考古发现，从广元中子铺到阆中兰家坝，再到彭城坝、南部、南充、重庆及三峡地区的一些古人类遗址，都和北方及中原文化遗址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从陕西龙山文化到广元中子铺文化遗址再到长江三峡的一些文化遗址在文化层次上同样存在着和沿渭河流域东迁的伏羲部落相关连，同样存在着递进发展的关系，说明了这些地方的文化都是同源文化。尤其是合川唐家坝古人类遗址、重庆巫山庙宇镇龙骨坡古人类遗址的发现，更证明了巴人南迁的事实。可以推测：云南元谋人、重庆龙骨坡人、陕西蓝田人在人类生存年代在各个节点上应该是具有同处同时的特征，是具有同一祖先的。后来因迁徒才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古人类部落。
这一部分巴人为了继续寻找理想的生存之地。他们继续沿着嘉陵江南迁。在若干年后，他们来到了阆中。在迁徒过程中，他们要克服没有道无路可寻，野兽的侵袭等困难。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的迁移路线也只能是河道。远古巴人之所以选择阆中一地，是因为阆中有山有水。阆水在今阆中城西北到东南形成了一段水势平缓的河道，这对于原始时期的巴人所依赖的渔猎是最好的场所。更兼阆中有广阔的河谷平坝为巴人提供了农业发展的条件。阆中南部又盛产食盐。这也是巴人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
阆中是巴人南迁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
阆中巴人的历史是很悠久的。远古时代，没有文字，人类处于“浑敦氏”时期，有很多事情只有存在，没有记载。只能说是十分久远的。但最据说服力的是：黄帝娶嫘祖为妻。也就是说当黄帝结婚时，嫘祖所在的阆中巴人就已经存在数万年了。在后世的发展中，正如常璩《华阳国志》所载：阆中巴人“自先汉以来，傀伟俶傥，冠冕三巴。及郡分后，叔布、荣始、周群父子、程公弘等，或学兼三才，或精秀奇逸；其次马盛衡、承伯才藻清妙，龚德绪兄弟英气晔然，黄公衡应权通变，马德信、王子均、勾孝兴、张伯岐建功立事，刘二主之世，称美荆楚。乃先汉以来，冯车骑、范镇南皆植斯乡，故曰“巴有将，蜀有相”也。及晋，谯侯修文于前，陈靖衫炳于后，并迁双固，倬群颖世，甄在传记，缙绅之徒不胜次载焉”。
这中间的历史时期是很长的。从中国现在传说的从伏羲到三皇五帝，他们每人不说活几百岁，就算他们都活一万岁，也才几万年或十几万年。这是不可能。在三皇五帝前，历史就经过了无数的岁月。几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啊！
在漫长的生息繁衍过程中，阆中巴人部落由于生存技能的成熟，生活环境的改变，所得到的生活资料的充足，人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仍然摆脱不了人类发展中由于人口的增加，血缘关系复杂起来，难免就会出现分裂的历史规律。特别是在生活资料的分配方面的矛盾，促使了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如同后来的子女多的家庭分家各户一样。即所谓的儿大分家。分裂外迁时，他们按照以血缘家庭为单位外迁。由于各个部落这样不断地继续分裂外迁。按照古礼法，六代以后只有同姓的关系。何况千百万年。这就形成了后来巴人部落众多而姓氏也不同的现象。这也就是有的专家讲的巴人所建立的国家是数以百计。其实这些所谓国家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小的氏族部落而已。更是何止以百计。如果考察天下，今天能看到的那些州、县、乡等人口集中地，虽然有的是因为交通的发展而建立的场镇，但每一地在古来都应是一个个血缘家庭所组成的“国家”的活动中心。今天，在中国的地名录上：李家嘴、曹家湾儿、黄家坝、郑家山、史家沟等，无不带有古代血缘家庭部落的影子。我们今天常 说“氏族”二字。实际上氏族氏族，就是以氏为族。在同一个姓（如巴）中，为了区别不同的分支，均各以氏相称，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有“金天氏”、“神农氏”、“燧人氏”… …等不同的氏族的主要原因。而且当时多以所居住的地点或出生地来取名。如黄帝居轩辕，称轩辕氏。这也就是后来日本人沿用的名字加地名的取名方法。而这种方法最早也是中国人发明的
沿嘉陵江流域迁徙的巴人也只能是巴人的一部分。沿嘉陵江至长江流域到长江三峡一带，不仅在这里活动的是巴人的主体部分，又因先于大禹时就“州巴、蜀”，后又在周时被封为巴子国，秦时又建了巴郡。因此，这些地方的巴人虽说也是巴人的一部分，却完全可以代表巴人。
阆中巴人可以说是沿嘉陵江南迁巴人的主体。他们最早在今天的阆中彭城坝建立了巴人的国家“彭国”。武王伐纣时，阆中巴人和其他巴人部落组织成了英勇的“虎贲军”，“歌舞以凌殷人”，并因使用木板作盾牌，而获得了“板盾蛮”的雅号。《华阳国志》：“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战国时期，巴子国在阆中今古城东北20里处的白沙坝建立了巴子国别都。巴子国以阆中为别都，也是因为有阆中巴人为基础的。
在阆中巴人的分裂外迁中，沿渠江上溯迁移的一部分巴人在宕渠建立了又一个巴人中心。
宕渠，在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司马错和张仪灭巴、蜀后，在设置阆中县时，同时设置了宕渠县，隶属巴郡。东汉明帝永平八年至十一年（公元65年——68年）时，人口上万户，为上县。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年——105年），析宕渠之东、北置宣汉县（治今达州市通川区）、汉昌县（治今巴中市巴州镇）。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刘备以所属巴西郡东面置宕渠郡，领宕渠、宣汉、汉昌三县。东晋安帝时（公元397年——418年）地属安汉郡。成汉至东晋末（公元420年）毁于战乱，为僚人所居，不设县治。南北朝刘宋（公元420年——479年）与萧齐（公元479年——502年）时，仍属安汉郡，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于郡里置渠州。北周武成元年（公元559年）改宕渠郡为流江郡。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渠州为宕渠郡，到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宕渠郡为渠州，宕渠作为县郡行政区划名称，继承了932年。
其实来到宕渠的巴人历史也是很悠久的。据推测，他们迁徒到宕渠的时间虽晚于嫘祖部落巴人西迁的时间，但比至长江流域的巴人要早得多。至今宕渠仍留有“賨城”遗址。
宕渠巴人部落的发展，促进了他们需要向外迁徒，去寻找更好的生存之地。于是他们沿着渠江迁移。迁移到巴州的巴人部落，在巴州形成了另一个重要的巴人活动中心。巴州之地历来未有州县设置。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划宕渠之北，包括今巴州区、通江、南江、平昌及万源等县的巴河流域地区，置汉昌县（即巴州）。南北朝时的梁天监四年、魏正始二年(505年)，梁、魏互相争夺汉昌县，互相竞争设置州、郡、县等地方政权。北魏延昌三年(514年)始置巴州。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八·四裔考五》 有载“後魏宣武帝正始初，将夏侯道迁举汉中附魏，宣武帝遣尚书邢峦为梁、益二州刺史以镇之。其後以梁、益二州控摄远，乃立巴州（在今清化郡），以统诸獠。後以巴酋帅严始欣为刺史”。从这里可以看出，后魏为加强对僚人的控制才“立巴州以控诸僚”。而后在南梁与后魏争夺巴州中，巴州曾侨置于苍溪青山观多年。在僚人未入
蜀之前，巴州一地的巴人勤劳勇敢，在巴州创造了辉煌的巴文化。
沿着嘉陵江继续南迁的巴人到了垫江、江州、朐忍。南迁巴人经过发展，又继续分裂外迁。有一些部落进入了深山之中。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步形成了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习性。这部分人分布在荆湘、黔涪、越隽僰道等非常广大的地区，而且还延续到了岭南之地。形成了后来的僚人和濮人。这也是历代统治者都把他们归于蛮人一类。但真的说，濮人其成分较杂。所以称为百濮。既有廪君部落中外迁的一部分，也有沿嘉陵江迁徙的巴人继续南迁的部分。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说：“(楚武王)于是始开濮地面有之”。 “建宁郡南有濮夷，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 春秋战国时的濮人，主要居住于楚国西南部，即现在的云南、贵州，四川至江汉流域以西一带"，古代元江称为濮水，就是因为濮人居于水域而得名。而见诸《后汉书》所言，传说其祖先为盘狐的而被称之为獦獠。这也是后来成汉年间入蜀僚人的主体。
蜀山氏源流
据载：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玄嚣、昌意为黄帝和和嫘祖所生。玄嚣之子蟜极，蟜极之子就是后来的帝喾；昌意娶蜀山氏女为妻，生韩流。韩流之子高阳，继承天下，这就是 “颛顼帝”。为什么黄帝的两个儿子玄嚣和昌意都降居在江水、若水？这中间就要追述黄帝和嫘祖的关系。嫘祖为“西陵之女”，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盐亭县人。四川盐亭在巴人时代为今阆中巴人部落的一部分。嫘祖部族从四川盐亭西迁到了蜀山一带定居，形成了后来的蜀山氏。他们把养蚕织丝的技术带到了蜀山。黄帝时期，黄帝部落早期的政治中心在甘肃天水一带。这里距蜀山氏所居之地并不遥远。两个部落之间经常是有来往的。后来，黄帝娶了嫘祖为妻。他们共同生有两个儿子——昌意和玄嚣。昌意和玄嚣降居江水和若水，实际就是被放在外婆家，由外婆家来抚养。这也是远古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遗留下来的一种习俗。伏羲只有母亲华胥，没有父亲，伏羲兄妹也是由母亲所在的族人共同养大的。昌意和玄嚣后来都娶了蜀山氏之女为妻，而且终老于蜀山若水、江水。玄嚣和昌意的孙子都成了五帝之一。
阆中巴人部落在后来的发展中，以嫘祖为代表的巴人部落西迁到了今四川西部，形成了后来的蜀山氏的部落。
蜀山氏人，从阆中巴人部落西迁到蜀山后，因他们善于养蚕织锦。所以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被人们叫做蜀。
缧祖又是四川盐亭的人。这是史学家认定了的。今天的盐亭离阆中只有不到100公里。由此，可以推断在远古巴人部落未分裂时，缧祖所在的部落民就应该是四川阆中巴人部落的一部分。缧祖所在的阆中巴人部落很早就会养蚕织丝。《嫘祖圣地》碑文中：“（嫘祖）生前，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缧祖原来所在的那个部落就西迁到了蜀山一带。因她们善于养蚕。后来人们就把那个地方叫蜀山。黄帝和炎帝都是伏羲的后代少典的儿子。他们从小一个被降居于姬水，一个被降居于姜水。黄帝部落就是伏羲部落的原土著民。伏羲东迁后，少典在成起一带建立了有熊国。黄帝长大后，继承了少典所建立的国家。蜀山氏人距离黄帝部落并不远。两个部落之间肯定有来往。缧祖后来成了黄帝的妻子。《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器，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氏女曰昌仆，生高阳。……”《路史》及其他史志均载：“昔黃帝為其子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乾荒亦取蜀山氏繼其後葉。及高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繼之者也。秦惠文王元年，蜀人來朝；八年，伐滅之，始降侯云”。《路史》再云：“帝顓頊，高陽氏，姬姓，名顓頊，黃帝氏之曾孫，祖曰昌意，黃帝之震適也。行劣不似，遜於若水。取蜀山氏，曰景 。生帝乾荒，擢首而謹耳，豭喙而渠股。是襲若水，取蜀山氏曰樞，是為河女，所謂淖子也。感瑤光於幽防，而生顓頊，併幹、通眉、帶午，淵而有謀，疎以知遠，年十五而佐小昊。封於高陽”。《山海经·海内经》亦载：“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伏羲女娲在河南陈国去世，受遗命所嘱，黄帝带着嫘祖。迁到陈为伏羲女娲守祀，并在河南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步统一了各部落。黄帝也成了中华民族的始祖。
史籍所载，黄帝一家祖孙三代的媳妇都是蜀山氏人。他为什么远天远地的找一个蜀山氏人当媳妇。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就因为蜀山氏的人是缧祖部落的后裔，也就是黄帝的外戚。就因为黄帝及后裔和蜀山氏之间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周初分封天下，为什么西南巴地都分封了一个子爵，而蜀地未予分封呢？这恰恰是很多研究巴人、蜀人的很多人根本未注意的事。《华阳国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到了黄帝时，儿子而昌意顽劣，“逐于若水”而生颛顼。黄帝把自己的儿子昌意“降于若水”。再后来又把曾孙分封到了蜀山。据记载，颛顼所生的六个儿子：鲧曾、古蜀王、称、魍魉、穷蝉、梼杌。其中老二就是古蜀国的蜀王。也就是说蜀这个地方在大禹“州巴、蜀”时，就已经是黄帝的儿子、孙子乃至重孙在管理了。大禹“命州巴、蜀”的依据也是由此。“武王伐纣，蜀与焉”。蜀作为姬姓同宗外戚，当然要参加的。而武王建立周王朝后，大搞分封诸侯。他在分封时，对这个关系是很清楚的。周王朝姬姓，本黄帝后裔：华胥氏—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姬轩辕)—少昊(又名玄嚣，本名姬己挚，黄帝长子)—蟜极—帝喾(姬夋，又名姬夒)—弃(后稷，姬弃)—不窋(kū)—鞠—公刘(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姬隃)—公非(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姬类)—古公亶父(姬亶)—季历(姬历)—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朝开国君主)。周武王是黄帝的子孙。他怎能又分封一个人去将原同宗后裔的天下夺走呢？周王朝是最讲宗法礼制的。因此，周王室才未对蜀搞什么分封。
至于说到蜀人的源流，有的说是蚕丛后代，有的说是杜宇后代。还有的说是昌意后代。究竟是谁的后代？《路史卷四》载：“自生民以来，君君世绍蜀，不知有中国；而中国亦莫知有蜀。五帝以来，羁縻服外，蜀固然不为中国少，而中国亦不为蜀之不足也。”《华阳国志》说“其君上世未闻”，而知道的君王也只能是从蚕丛开始。前边的君王因无记载，除已知的颛顼的六个儿子中的老二就是古蜀王外，其他的没有人知道的。蚕丛时，蜀人就已经存在上千年甚至几千年万年了。蚕丛并不是蜀人的最早祖先。昌意降于若水也只是管理这个地方。昌意娶蜀山氏之女为妻，又被派到那里那么多年，是一定会留有姬姓后代。昌意的后代后来可能与当地其他的人群融合了。因为五服后是可以通婚的，这个蚕丛也有可能是有记载以来的昌意的后代子孙。《华阳国志》关于颛顼“封其支属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的记载已说得十分明白了。至于说到杜宇，已经是时隔数千年以后的事了。从史志典籍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颛顼“封其支属于蜀”后，蜀地一直是较平静的，也就是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之事。就连大禹州巴蜀时，蜀都是黄帝的子孙在那里当管理者。所以极有可能，杜宇也是颛顼“封其支属于蜀”那个“支属”的后代。
从以上分析我们还可以想到一个问题。有人在研究四川的彭县、彭州时，提出了与阆中彭国的关系。进而联想到了四川三星堆文化的问题。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的人物形象为什么是那样？《华阳国志》讲蚕丛纵目。这个纵目并不说两只眼睛就直端端地长在头上。而是比起普通人的眼睛斜向上的角度要大一些，眼球突一些。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的纵目人形象，不正是古蜀国的纵目人吗？不就是蚕丛吗？而这形象的形成，是一种突眼症也叫单纯性甲状腺肿大，我十多岁时就得过这个病。蚕丛本身就纵目，再加之也有可能就得了这个病，就成了纵目人。因此，三星堆文化应该是与蚕丛有关联的。三星堆就是祭祀蚕丛等蜀人先王先祖的灵寝殿堂。这些建筑在后来的战争中被毁。又据有关资料，自公元296年始，秦、雍两州的大批流民蜂拥入蜀，占山为王，残杀蜀人，成汉政权建立后，对蜀人的屠杀逐渐演变为一种国家行为；蜀人仓皇出逃，大多沿水路南入宁州、交趾，东下荆州、湘州，然而，这里却并非蜀人的天堂，南下的蜀人难以适应当地炎热的气候，东下的一支遭遇兵难，数万蜀人客死他乡；蜀人向外迁徙，蜀地荒芜，大量僚人入蜀，蜀地遂成为了僚人乐园。如此一来，一是因年代久远。二者了解这个灵寝殿堂的原蜀人早已不存在了。因此这个遗址才可能一直不被后人所知晓。三星堆遗址发现后，有很多研究者发现三星堆文化与巴文化同出一源，就是因为蜀山氏及后来的蜀人本身就是巴人的一部分的重要原因。
早期蜀山氏人不断繁衍，后来继续分裂外迁，便形成了西南边的少数民族，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应该是今天的彝族。
有人提出了巴文化是彝文化，是由彝人传来的。这是因为巴人的文化和彝族文化有太多相似之处。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想到，彝文化是由蜀山氏传播过去的呢？蜀山氏的南迁，不仅形成了彝族，而且这个部落的外迁还形成了南中地众多的少数民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彝族人普珍，长期从事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考证，证明彝人和楚人源出远古颛顼高阳。这就更加说明了彝文化和楚文化同出于蜀文化，更进一步也就是巴文化的事实。
继续外迁的蜀山氏人，继而形成了滇南的少数民族。外迁的蜀山氏人在中国南中一带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古人类遗址。
巴子国
巴人在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迁移后，分布到了沿嘉陵江流域和长江三峡广大地区。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发动了伐纣的战争。沿嘉陵江、长江流域的迁徒的巴人和原汉水流域的土著巴人（这部分虽是巴人汉水一支的后代，但因已远隔数年，分别各自建有了自已的国家）、蜀山氏人一起参加了这场战争。在伐纣的战争中，巴人使用木牌作盾牌。临阵前歌后舞，使纣王的军队瞬间土崩瓦解。周武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最为文明的时代——周朝。巴人部落在伐纣的战争中立了大功。周王朝为了奖赏巴人的战功，免除了巴人的赋税徭役。这场战争以后，巴人因上战场使用板盾从此被称为“板盾蛮”。同时，周王朝将王室宗姬分封于巴地作王。这就是《华阳国志》所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芰，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支、灵寿。其名山有涂籍、灵台，石书刊山”。这些记载，很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巴子国的源起和地域、人口、物产和尚武的一些历史事实。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巴子国领土范围之大，境内物产之丰富。
巴子国最初建国的国都在何处，历来争论也比较多。但根据《华阳国志》“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其畜牧在沮，今东突峡下畜沮是也。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其郡东枳有明月峡、广德峡，故巴亦有裙瓤。巴、楚使揉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巴子国最初的国都应该在“枳”。如在其他地方，先王陵墓为什么会在“枳”？同时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巴子国是把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重心放在今长江三峡一带。其原因也可能是这里靠近都城“枳”。三峡一带距楚子国很近。楚国在灭掉廪君巴人部落后，继续向西扩展，威胁到了巴子国的安全。楚子国因受水道三峡。陆路巫山的阻挡，想一下消灭占领巴子国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两国之间互有攻伐。巴子国天然的地理条件是巴子赖以抵抗楚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华阳国志》在说这段话前，先说了：“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接着说“其先王陵墓多在枳”。这两句话中间应是一个转折关系：虽然巴子国把江州作为自已的都城。……但是因其最先都城在枳，所以祖先的陵墓大多在枳这个地方。常璩在这里是强调说明了巴子国最初的国都在“枳”这样一个事实。
巴人最后的结局
巴子国的复灭
公元前316年，秦张仪和司马错错伐蜀灭掉了苴、蜀两国后，又顺手牵羊灭了巴子国。而事件的起因，首先应是巴与蜀世仇未解的结果。据《华阳国志》载：“周显王时，楚国衰弱，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蜀王弟苴侯私亲于巴。巴、蜀世战争。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至于其中巴蜀之间是什么原因形成“世仇”，而且数千年不解。以至于“蜀王弟苴侯私亲于巴”就惹得蜀王怒而讨伐。到现在从未听到任何人对此作出过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见解。这还有待考证。
不过这里还涉及到关于巴蜀的关系。
巴蜀在历史上的关系，据《常志》所载“巴蜀世仇”。而且这种世仇一直延续到了公元前316年巴蜀为秦所灭之时。是什么仇恨能延续数百年？没有人说得清楚。也没有任何记载。而且更没有关于巴蜀因世仇，两者之间发生大的战争的记载。有人拿历史上记载的“蜀伐楚，取兹方”来说，因蜀伐楚必须越过巴子国。于是有人说巴蜀联合伐楚。巴蜀的仇恨到战国末都是那样深沉，怎么会联合起来呢？怎么能联合得起来呢？
对于“蜀伐楚，取兹方”的记载，还有的解释是史书记错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四川社会科学院蒙家原在他的《“蜀伐楚取兹方”考辨》一文中所述观点是十分有道理的。他经过考辩讲道：“房陵距离汉水路程很短，顺汉水而下攻打楚国非常便利，《史记·苏秦列传》就说：“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蜀国若要伐楚，在当时的情况下，从汉水南下是一条较为便利的交通路线。历史上，汉水流域从汉中到湖北房陵为秦、蜀、楚长期争夺的地方。其所有权先后为蜀国、秦国、楚国所有。更多的时候是三者之间经常发生战事的地方。“综合种种情况，我们认为，把兹方确定在房陵下的方城，是比较合理的。”他讲的合理之处在于：在先秦时，蜀国拥有汉中之地，势力达到了今房陵地区。而蜀伐楚，顺汉水而下攻打楚国非常便利。因此兹方应该在房陵下的方城，是比较合理的。而且早先时，任乃强先生在注解《华阳国志》中“扞关”时讲道：“蜀不能越巴境伐楚。当从汉中、上庸一路（在秦楚巴分庸地并蜀夺秦汉中后）。则楚所作之扞关，在汉水流域。”这与蒙家原所说都是一致的。
关于张仪“执王而归”一事。有的人说是张仪带兵攻打巴子国才抓住了巴王。其实应该看到，“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张仪也不可能去攻打巴子国。巴子国国王也认为秦国与自已关系很好，张仪不会来攻打他的。因此，张仪完全是利用了巴子国国王的这种毫无警惕性的心理，突然袭击而“执王以归”。巴子国国王完全是引狼入室。关于张仪“执王而归”的地点，比较确定的说应该是阆中白沙坝巴子国别都。为什么会在阆中白沙坝巴子国别都？有人说当时巴子国被楚国所逼，已迁都阆中。但这种说法还需要证据。
巴子国和东边的吴楚，当时都是被周王室分封为子爵的分封国。巴子国是分封于周初。而楚国是分于周成王时，是比较靠后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周王室的衰落，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城掠地，吞并弱小诸侯国。楚国在当时因擅其地利，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虽说分封于后，但很快国家就比较强盛起来。而且他自称自已属于蛮夷（应该是在廪君以前，清江流域的巴人部落分裂出去，经过发展而形成了后来楚国的国民）之列，可以不遵王化。它要攻打谁，周王室也管不了。因此，它经常发动侵略别的国家的战争。楚国首先灭亡了廪君巴人所建立的氏族国家，迫使廪君部落的消失。有一则故事讲了，在楚国都城郢的一次群众唱歌活动中，唱“阳春白雪”的没有几人，而唱“下里巴人”的则有数千人。这说明当时的廪君巴人已被楚国所灭，大量的廪君巴人和楚地人相互融合在一起了。在与巴子国相处中，巴、楚之间的关系是有好有歹，好起来要嫁儿嫁女，不好起来也曾以武力相向。“巴、楚使揉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在历史上，当楚国强大时，确实对巴子国有一定的侵略并占了巴子国的一些地方。而《华阳国志》载：“周显王时，楚国衰弱，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周显王在位是公元前369年——321年。在这段时间里，楚国先是威王在世，国力强盛。但在公元前340年公元——前329年，威王死，怀王继位。楚怀王在位时利令智昏，任用佞臣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宠爱南后郑袖，排斥左徒大夫屈原，致使国事日非。更兼“朝秦暮楚”，几次上张仪的当，被弄得内外交困。致使其国力处于低下的状态。所以常璩说“楚国衰弱”。另一方面，楚国即使国力强大，楚国在今长江三峡以下，陆路要翻越巫山和雪峰山，道路崎岖难行。走水路，汉水流域多为秦或蜀所有，而三峡河道狭窄，水流湍急，礁石迭迭，通过也是不容易的。因此，楚国要想很轻易就把巴子国怎么样也是不可能的。何况巴子国从战国初期就一直称王。
据《湖南通志·清曾国荃等纂· 光绪十一年重修刻本·卷八十一 ·武备志· 苗防一·总纪》载：“楚子灭巴（廪君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十道志》)。或曰巴子兄弟入为五溪之长。今酉溪在州西，次南武溪、次南沅溪、次南辰溪，次东南熊溪，次东南朗溪。其熊、朗二溪与郦道元《水经注》虽不同，推其次第相当，则五溪尽在今辰州界也。(《元和志。》) ”。这里对这件事说得十分明白。虽然《华阳国志》所说：“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巴子国有4个都城。这是什么原因？有学者或专家说，这是因为巴子国被楚国赶得到处跑，只好将都城一会儿设在垫江，一会儿设在平都，最后没有地方跑，就来到了阆中。从这段话的字面来看，这样讲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仔细一想，也有不合理在地方。如果因楚国侵略，巴子国国王被逼得把都城到处搬。那么他本然都城在江州，而且江州那个地方不错啊！为什么要搬到平都去呢？平都离楚国不是更近吗？垫江距江州那么近，把都城从江州迁到垫江有何意义？那么巴子国为什么一会儿都城在这里，一会儿都城在那里。这还要更多证据来说明。我想，当时再简单，要随意将都城搬来搬去，恐怕也不是一件小事吧？根据《中国先秦史论坛》
历史上楚国和巴人之间的战争，多数应该是指和廪君巴人之间的战争。“巴、楚使揉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中间并未讲究竟是楚国还是巴子国设置扦关。扦关究竟设于何地，也未有下文。
据有关专家考证，扦关在离楚都郢不远的长阳或松滋。巴子国与楚相攻伐，居然打到了楚国的都城附近去了，可能吗？巴子国要越过长江三峡去攻打楚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且还要打到楚国都城郢不远的地方。这是不可思议的。巴子国不可能将扦关设到楚国的都城附近去。如果是楚国自已设的，那么长阳的扦关离巴子国还有“十万八千里”，有何意义？有人考证说巴子国在渔复设扦关。渔复有长江三峡天险，是天然的屏障，楚国能轻易打过来？他们中间难道还有一个军事缓冲区不成？很多人始终把廪君巴人说成是所有巴人的祖先。在研究巴人时，完全忘记了阆中人巴人后裔范目助汉高祖一事。甚至传承几千年的《巴渝舞》都放置一边。由于他们把楚国和廪君巴人之间的很多事都记在了巴子国的头上。所以就发生错位了。很显然的是，楚国在长阳所设扦关完全是为了抵御和防备廪君巴人入侵的。至于在鱼复设扦关，那应是在楚国灭掉廪君巴人后向西发展，进而侵犯巴子国的时候的事吧！
在研究巴子国时，为什么《华阳国志》要那样说，各有看法。除了《华阳国志》中的这条记载外，其他地下文物找不到。所以有如此争论，皆缘于此。再加之在廪君巴人和巴子国问题上的混淆，有很多人尽管化了无数的精力，但所说的也仅是一种可能或不可能存在的“事实”，而不是确定的历史事实。
秦灭巴以后，为了加强对巴地的统治，在“阆中”设置了巴郡，治地即今白沙坝。同时，秦划蜀地为31县，设置了阆中县。公元前314年，张仪“城江州”，将原巴子国国都城江州进一步拓修，然后将巴郡治所从白沙坝迁至江州。至此，近千年的巴子国灭亡了。
在研究阆中历史时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初秦设阆中县的地点。众多资料记载是在白沙坝巴子国别都。而且，秦灭巴是公元前了公元前316年，而阆中建县是在公元前 314年。而且真正具有城市意义的阆中古城的形成应该是在东汉刘璋筑土城开始。今天的阆中古城的形成应该是在两晋南北朝到唐初期间。也就是说，阆中古城的历史实际只有1800年到2000年。当初秦灭巴时，根本不存在什么阆中城的说法。我们只可以说阆中设置县的历史有2300年，而阆中古城的历史并不是2300年。我们在研究阆中历史时，应该敢于正视巴子国别都在白沙坝的历史事实。而阆中本土有不少研究阆中历史的人，为了尽可能的把阆中古城的历史说得久远，就千方百计否认这一事实。阆中古城在历史上确实有过重要的经济和军事作用。不仅清时四川省会曾置（实际属于侨置）于此，在南梁时，从公元509年至553年，阆中一直为南梁北巴州治所。那时的阆中就曾为（相当于今天的）省会城市达44年之久。这一段历史是阆中最辉煌的时期。但阆中最早的古城确是东汉末年刘璋所筑，这却是历史事实。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秦昭襄王时（公元前306年——前251年）， 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於是夷朐忍（《后汉书》为“阆中夷”——编者）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於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煞群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约，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煞人雇死，倓钱盟曰：「秦犯夷，输黄珑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汉兴，亦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头虎子者也”。这件事发生在秦灭巴以后多年的事。也正由于此，巴人又被称为“白虎复夷”。意思是因射白虎而恢复了周时对巴人的优待政策。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巴人在历史上有很多名字。
巴人中的八个部落助武王伐纣，因使用板楯而得到“板楯蛮”的雅号。
巴人又称为莫徭。《隋书·地理志》记：“长沙郡又杂有夷蜑，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据《太平广记》文《阆中莫徭》可知，阆中巴人当时也称莫徭，并非只长沙夷蜒。
阆中巴人因射虎有功，秦王恢复了周时对巴人的优待政策，免去徭役，而又叫“白虎复夷”。
阆中巴人首领范目助汉王“还定三秦”而以交賨布代徭役而叫賨人。范目在历史上也被称为“賨侯”。
在张仪灭巴建县后，又有人称为“阆中蛮”。
巴人、板楯蛮、賨人、复夷、阆中蛮，尽管叫法不同，却完全是同一回事，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对巴人的称呼而已。有的人在研究巴人时，将巴人这些在不同时期的名字割裂开来，没有找到他们中间的一脉相承的关系，这往往造成对巴人研究的一种误解。
关于巴人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呼，还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我看到了有的学者在研究巴人历史时，提到助武王伐纣没有巴人参加。因为八姓中没有巴字。从而进一步否认巴人参加武王伐纣的事实的存在。这纯粹是不尊重历史的说法。要知道助武王伐纣的八姓中除了羌以外，其他的都是巴人部落里不同的部族，他们是巴人部落分裂外迁后形成的以血缘家庭为核心的部落（小国家）。他们本然就是巴人或巴人后裔。怎么会说没有巴人参加呢？
巴人入汉中
巫文化的发展，为后来的道教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华阳国志·汉中志》载：张鲁“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刘焉”，又“以鬼道教主义舍”。《晋书·李特传》：汉末，张鲁“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张鲁乃东汉末年割据汉中一带的军阀，据传是西汉留侯张良的十世孙、天师道（五斗米道）教祖张陵之孙。张鲁为五斗米道的第三代天师（称系师），在杀张修后继续在汉中一带传播五斗米道，并自称“师君”。雄据汉中近三十年，后投降曹操，官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万户。张鲁去世后谥号为“原”，葬于邺城东。”
张鲁在逃亡巴中时。刘备接受黄权的意见，以黄权为护军率部准备迎接，而阎圃劝张鲁北降曹操：“协助以成大事，应该附讬曹操；如果不这样，就西结刘备来归附。”张鲁愤怒的说道：“我宁愿为曹公的附属，也不为刘备的座上客！”于是投降曹操。据史料记载，张鲁在汉中，沿袭和继续了张修教法，对其内容多有增加和粉饰。而且他自称“师君”。来学道者，初称“鬼卒”，受本道已信，则号称“祭酒”，各领部众；领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不置长吏，以祭酒管理地方政务。继承其祖的教法，教民诚信不欺诈，令病人自首其过；对犯法者宽宥三次，如果再犯，然后才加惩处；若为小过，则当修道路百步以赎罪。又依照《月令》，春夏两季万物生长之时禁止屠杀，又禁酗酒。他还创立义舍，置义米肉于内，免费供行路人量腹取食。这也就是毛泽东曾讲过的历史上的社会主义时代。张鲁并宣称，取得过多，将得罪鬼神而患病。因此人们只能根据自身情况，吃多少，取多少。当时张鲁所据汉中，因曹魏迁民入长安，人口稀少。他为了招徕四方民众，以“鬼道”教民，不少人都信其说，纷纷移入汉中一带。迁移最多的是居住在巴西郡、宕渠郡、巴州三地的賨人。《华阳国志》载：“李特字玄休，略阳临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魏武定汉中，祖父虎与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人”。后世史籍载随李特祖父迁移到汉中的賨民达数万人。多年后，巴人与当地土著民氐人相融合。至李特时， 于公元302年,天水等六郡(今甘肃东部)汉、氐各民族农民十余万人流亡入蜀，散处各地佣工。西晋政府强令他们还乡，并掠夺其财物。流民奋起反抗，推巴氐族李特为首领，301年在四川绵竹起义，占广汉，围成都，屡败晋军。303年晋军乘机偷袭，李特败死。其子李雄率领流民继续战斗。后攻入成都，占领益州全境，建立“成”国。
巴西郡侨置
说到李氏成汉政权，这中间就有一个关于巴西郡侨置的问题。因为这也与巴人的结局有很大关系。
南宋郭允蹈《蜀鉴·卷五》载:“永和三年(公元347年——编者查)梓潼郡侨置巴西，治今绵州”。据维基百科：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编者查）析广汉郡置，治所在梓潼县（今属四川省绵阳市）。西晋永嘉（公元307——313年编者查）年后与巴西郡同城而治，治所在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东），合称巴西、梓潼二郡。隋朝开皇初年废”。
这里，后者的说法否定了前者的说法。据考察，后者的说法还更接近于实际。为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据《晋书·列传第二十八·周处》载：“永和初，桓温征蜀，进抚（周访子——编者）督梁州之汉中巴西梓潼阴平四郡军事，镇彭模。抚击破蜀余寇隗文、邓定等，斩伪尚书仆射王誓、平南将军王润，以功迁平西将军。隗文、邓定等复反，立范贤子贲为帝。初，贤为李雄国师，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贲遂有众一万。抚与龙骧将军硃焘击破斩之，以功进爵建城县公。征西督护萧敬文作乱，杀征虏将军杨谨，据涪城，自号益州牧。恆温使督护邓遐助抚讨之，不能拔，引退。温又令梁州刺史司马勋等会抚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抚斩之，传首京师”。从这一段话所述史料，我们可以知道：
1、桓温征蜀的 “永和初”，据考是东晋永和二年(公元346年)。十一月,荆州刺史谯郡龙亢(今安徽怀远)人桓温兴兵伐成汉,次年三月平定益州。永和四年（公元348年）,周抚（周访子）因平蜀功“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
2、桓温平蜀刚结束，蜀地并没有因桓温消灭了李氏成汉政权而社会安定。接着马上出现了“隗文、邓定等复反，立范贤子贲为帝”事件；据载：“桓温为安西将军永和二年伐蜀蜀李势众大溃温乘胜直进焚其小城势遂夜遁九十里至晋寿葭萌城其将邓嵩昝坚劝势降乃面缚舆榇请命温解缚焚榇送于京师温停蜀三旬举贤旌善伪尚书仆射王誓中书监王瑜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并以为参军百姓咸悦军未旋而王誓邓定隗文等反温复讨平之振旅还江陵”。
3、“抚击破蜀余寇隗文、邓定等，斩伪尚书仆射王誓、平南将军王润，以功迁平西将军”。桓温平定成汉后仅“三旬”，又出现了“隗文、邓定等复反”。后来周抚平定了隗文、邓定的叛乱而被加官进爵。但这也是要耗费时日的；
4、萧敬文仿隗文、邓定，“杀征虏将军杨谨”据涪城；发生了平萧的战争。“桓温使督护邓遐助抚讨之，不能拔，引退。温又令梁州刺史司马勋等会抚伐之。敬文固守，自永和七年（公元351年——编者查）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抚斩之，传首京师”。《资治通鉴第099卷晋纪二十一》：“孝宗穆皇帝中之上永和七年（辛亥，公元三五一年）桓温使司马勋助周抚讨萧敬文于涪城，斩之”。这场战争因萧敬文的固守，一直延续到了公元351年才结束。
再归纳一下可以得到：在公元306年底开始到公元347年之间之段时间里，巴蜀之地一直是处于混乱的战争状态之中。特别是当初已侨置巴西郡于涪城的那几个地方，简直就是全盘乱局的中心地带。晋桓温要讨伐李氏成汉政权，刚结束又碰到隗文、邓定复反。隗文、邓定之乱刚平定，又发生萧敬文之乱。在这种局面下，东晋政府，桓温是不可能有心思考虑在涪城侨置巴西郡的。而公元347年的成汉政权，面临桓温强大兵力的征讨，兵临城下，它更不可能有精力去考虑在涪城侨置一个巴西郡。更不说桓温灭成汉以后，蜀地和巴西、宕渠均为东晋所有，他为什么还要把巴西郡侨置到涪城呢？
如果这两种可能都不存在，那我们只能认为：巴西郡侨置梓潼郡时间不是在公元347年。
从公元306年到公元347年这段时间里，东晋王朝本身，完全是处于多事之秋，甚至又加入了一个前秦，不是外部有战争，就是内部为争夺皇权而发生内乱。而且事情发生的时间间隔一般在两年内。也就是说前一件事情还未完全平息，还没有完全喘过气来，马上又出事了。
在东晋“八王之乱”后不久又出现晋惠帝“永嘉之乱”后，大量的北人南迁。东晋朝廷的主要政策是一方面安抚南迁的北人，大量侨置 州、郡、县。另一方面又想收复北方的失地，而几次北伐都失败了。因此，从东晋王朝内部来看，这时也不可能在桓温刚消灭成汉政权，局势还未稳定就马上来考虑远在西隅去侨置巴西郡的事。而且涪城是控制在成汉政权手中。他怎么会去侨置一个郡县呢？
据《华阳国志》载：“巴西宕渠賨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魏武定汉中，祖父虎与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人”。巴西、宕渠的賨人北迁到汉中、天水一带的人口达到十多万。因而造成巴、宕之地人口大量减少，呈现一派荒凉。这些“巴人”后又因饥荒而流入蜀地就食。蜀地官员曾于涪城、梓潼一带划出一定的区域安置流民。大批的巴、宕民众聚集于涪城一带。
后来蜀地官员不管流民死活，强行要求流民回到汉中一带去。因此。流民与官府产生了巨大的矛盾而暴发民流民暴乱。入蜀就食流民的暴乱造就了前后时间达40多年的成汉政权。成汉政权因流民称帝。因賨人成业。先因随李氏北迁后又入蜀，巴、宕二郡民众流失严重。成汉政权不得不接受过去的教训，不得不照顾那些随李氏入蜀的流民和望族。在流民中的谯姓人氏族本巴西望族。谯周早年在西蜀为官，连陈寿。罗宪都是他的学生。为了稳定这些巴西、宕渠、巴州北迁的后又入蜀的巴人流民，照顾世族大家的利益，侨置巴西郡就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侨置巴西郡于涪城，这也就成了自然的事了。而且谯登可能还是侨置巴西郡后的第一任郡守。
更有史称：李雄在建立成汉政权后，在境内广设郡县，为政宽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经济有所发展，百姓富实，西蜀出现当时南、北方不曾有的太平局面。唐·房玄龄《晋书·卷一百二十一·载记第二十一》中也载有：“雄性宽厚，简刑约法，甚有名称。氐苻成、隗文既降复叛，手伤雄母，及其来也，咸释其罪，厚加待纳。由是夷夏安之，威震四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雄乃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其赋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百姓富贵，闾门不闭，无相侵盗”。这时的成汉政权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一派盛世景象。
以上这几种情况，都完全符合侨置的条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侨置巴西郡的必要。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侨置巴西郡于涪城的可能。但具体是李雄在位中的哪一年，还需考证。但时间不应该超过公元312年。
另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载：“明年［东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编者查］，文硕杀李国。巴西、梓潼为晋”。《华阳国志大同志》载：“（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天水文石杀雄太宰李国，以巴西降尚，梓潼、巴西还属”。又载“（东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编者查）春正月，李骧破涪城，获登。巴西、梓潼复为雄有”。因谯登与李雄作对，又占据涪城。李氏派李骧进攻谯登并破涪城。文中“巴西、梓潼复为雄有”，以及前文“巴西 梓潼归晋”，就已十分明白地说明，当时巴西郡已侨置于涪城了。不然，为何破一城而得二郡？显然为一城了。这里的“四年”、“五年”即是“永嘉”四年、五年，为公元310、311年。时巴西、梓潼已同治一城了。
至于公元347年，因桓温征蜀灭成汉后，巴西、宕渠等地回归东晋。在多年不设政权的原巴西郡还置，而原侨置于涪城的巴西郡并未省并。所以在原巴西郡设北巴西郡以示区别。在这一点上，《阆中县志·第四节·隶属》（1993年版 ）载：“成汉永和三年（按：东晋末）——元熙二年347年——520年属梁州北巴西郡”的表述是正确的。完全说明，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不是在涪城侨置巴西郡，而是在桓温灭蜀汉后，在阆中恢复了巴西郡，只不过将名称改为北巴西郡罢了。
从李特入蜀到公元347年桓温灭成汉止，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在涪城的巴人早已和那里的土著民（羌、氐、蜀）完全融合了。这也是今天绵阳地区也流传有《巴渝舞》的原因。
巴人和僚人的融合
蜀中由于连年战争，人口大量减少。不少地方人口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就是成都，也几乎城邑空虚。有了人，经济才会发展，统治者才能得到从人民手中夺取的财富和粮食。同时，战争兵员的增加也全靠从民众中征集。从公元310年左右起，李特就开始将南中人口迁入蜀中。从此开始了僚人入蜀的序幕。对于登上皇帝宝座的成汉政权的李寿来说，深知粮草不足、人口锐减、兵源缺乏，对巩固其政权，抵御强大的西晋统治者的威胁，将会是一个什么后果。
同时，自汉末以来，四川地区兵祸连绵。境内居民大量死亡和流失。蜀汉亡国后，司马氏为了防止蜀人反叛，不仅把蜀汉的皇室、王公贵族、文武官员迁出，甚至还把一些豪强地主、普通百姓也强行迁往异地。据统计，共计有三万余家，约十五万人左右。公元四世纪初，关中流民入蜀。随着流民政权的建立，数十万蜀人纷纷逃往他乡，造成了这一地区“夜无烟火”、“城邑皆空”的荒凉景象。由于人口大量减少和流失，造成了土地荒芜，粮食不足和经济萧条，蜀地的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有记载称“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直至成汉建国三十年以后，仍然是“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丝毫未见改变。这就是当时出现僚人入蜀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从李雄时期，就开始有僚人进入巴蜀地区。后到了李寿时期，李寿允许大量僚人迁入蜀中。这就是历史上李寿纵僚入蜀。
关于僚人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边防三·南蛮上》中有详细说明：“僚盖蛮之别种，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间，自汉中达於邛、笮，川谷之间，所在皆有。俗不辨姓氏，又无名字，所生男女，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暮、阿改。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其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之口数。往往推一酋帅为主，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党族也。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杀害，多仇怨，不敢远行。性同禽兽，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於外，求得一狗，以谢其母，然后敢归，母得狗谢，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递相劫掠，不避亲戚，卖如猪狗而已。亡失儿女，一哭便止。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更称良矣。惟执楯持矛，不识弓矢。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为细布，色至鲜净。大狗一头，买一生口。性尤畏鬼，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於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俗尚淫祀。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於熟食。蜀本无僚，晋李势时，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橦（今蜀川之内），布在山谷，十馀万落，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与人参居，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乃为匪人。至梁武帝，梁、益二州（今汉川、蜀川郡县地），岁岁伐僚，以自脾润，公私颇藉为利。后魏宣武帝正始初，将夏侯道迁举汉中附魏，宣武帝遣尚书邢峦为梁、益二州刺史以镇之。其后以梁、益二州控摄嶮远，乃立巴州（在今清化郡），以统诸僚。后以巴酋帅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今仪陇县观音镇），隆城镇所绾僚二十万户，所谓北僚也，岁输租布。魏明帝孝昌初，据城叛，入梁、益，二州并遣将讨之，攻陷巴州，执始欣斩之。后梁州为梁氏所陷（今汉中郡），自此又属梁矣。后周武帝平梁（达奚武平之）益（尉迟迥平之），令所在抚慰，其与华人杂居者，亦颇从赋役。然天性暴乱，旋致扰动。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生口，以充贱隶，谓之压僚焉。复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卿逮於人庶之家，有僚口者多矣。其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走险，若履平地。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最难以道义招怀也。剑南诸僚，唐武德、贞观间数寇州县者不一。巴州山僚王为馨叛，梁州都督庞玉枭其首。又破馀党符阳、白石二县僚。其后眉州僚反，益州行台郭行方大破之。未几，又破洪、雅二州僚，俘男女五千口。是岁，益州僚亦反，都督窦轨请击之。太宗报曰："僚依山险，当拊以恩信，胁人以兵威，岂为人父母意邪。"贞观七年，东、西玉洞僚反，以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讨平之。十二年，巫州僚叛，夔州都督齐善行击破之，俘男女三千馀口。钧州僚叛，桂州都督张宝德讨平之。明州山僚又叛，交州都督李道彦击走之。是岁，巴、洋、集、壁四州山僚叛，攻巴州，遣右武候将军上官怀仁破之於壁州，虏男女万馀。十四年，罗、窦诸僚叛，以广州都督党仁弘为窦州道行军总管击之，虏男女七千馀人。太宗再伐高丽，为船剑南，诸僚皆半役。雅、邛、眉三州僚不堪其扰，相率叛。诏发陇右、峡兵二万，以茂州都督张士贵为雅州道行军总管，与右卫将军梁建方平之。高宗初，琰州僚叛，梓州都督谢万岁、兖州刺史谢法兴、黔州都督李孟尝讨之。万岁、法兴入洞招慰遇害。显庆二年，罗、窦生僚酋领多胡桑率众内附。上元末，纳州僚叛，寇故茂、都掌二县，杀吏民，焚廨舍。诏黔州都督发兵击之。大历二年，桂州山僚叛，陷州，刺史李良遁去。贞元中，加州绥山县婆笼川生僚首领甫织兄弟诱生蛮为乱，剽居人。西川节度使韦皋斩僚，招其首领勇于等出降。或请增栅东陵界以守，军不从，曰："无戎而城，害所生也。"僚亦自是不扰境。戎、泸间有葛僚，居依山谷林箐，逾数百里，俗喜叛，州县抚视不至，必合党数千人，持排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大中末，昌、泸二州刺史贡踏，以弱缯及羊疆僚市米麦，一斛得直不及半。群僚诉曰："当为贼取死耳。刺史召二吏，榜之曰："皆尔属为之，非吾过。"僚相视大笑，遂叛。立酋长始艾为王，逾梓橦，所过焚剽，刺史刘成师诱降其党，斩首领七十馀人，馀众遁至东川，节度使柳仲郢谕降之。始艾稽首谢罪，仲郢贳遣之”。
究竟有多少僚人来到四川?大多数史料记载均称有十余万“家”或“落”，“落”是指部落、村落，有时又有家和户的含义，据多数学者认同的意见，这里的落即是家和户，那么以一家五口计算，入蜀的僚人至少不低于五十万人。当时整个巴蜀地区汉人的总人口尚不足五十万，也就是说，入蜀的僚人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当地的汉人。据《北史·獠传》“立隆城镇（今仪陇县观音镇），所绾獠二十万户，彼谓北獠，岁输粗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也就是说，仅阆中、巴中、仪陇几地就有獠二十万户。
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刘琳先生认为，一次迁徙达到这样的规模，这在中国民族迁徙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九·巴州》记载:“巴州清化郡……李特孙寿时有群獠十余万从南越入蜀汉间，散居山谷，因流布在此地，后遂为獠所据，历代羁縻，不置郡县”。
在曹魏政权时期，因巴西、宕渠、巴州等大批的土著巴人随李特祖李虎入汉中、略阳，至使这三州地面上人烟稀少，几乎“十室九空”。这些土著巴人随李虎迁到汉中、略阳后，经过50年时间，北迁巴人除了一部分随李特入蜀外，其余的与那里的氐、羌人完全融合。到这时，随李虎入汉中、略阳的原巴西、宕渠、巴州三地的土著巴人亦不复存在了。他们被后世史学家称为巴氐人。而唯 一还存在的就是随李特入蜀而聚集在涪城的巴人。这也是后来在公元四世纪初在涪城侨置巴西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公元338年(东晋咸康年间)开始, 居住在贵州牂牁的几十万僚人开始北上入蜀。东晋与成汉双方争夺的目标不仅是土地，还有劳动力，因此，成汉政权在李寿时从南中、牂牁等地又掠夺了大批僚人入蜀，以充实因战争而荒芜的城镇，还迁徙了三千多户来充实成都。据统计成汉时入蜀的僚人就有约十余万户，五十八万多人。西晋时所设置的15郡，即蜀、犍为、汶山、汉嘉、江阳、朱提、越雟、梓潼、广汉、新都、涪陵、巴郡、巴西、巴东、建平。除新都一郡外，其余14郡有僚人，李寿纵僚入蜀后，原在巴西、宕渠、巴州的土著巴人再次逃离。这些地方的土著巴人除了与僚人众多习俗不相容外，僚人在政治上，人格上多受歧视。僚人稍有风吹草动，便为朝廷所不容。几次僚人反叛，朝廷征剿，杀僚人无数，而僚人动辄杀人越货，危害巴人。巴人不堪其扰。巴人更惧怕的是僚人的食人俗和人祭之类骇人听闻的风俗。据《南州异物志》载：“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二州行旅，有单回辈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贪其财货也......出得人归家，合聚乡里，悬死人中当，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至于人祭，据记载称，獠人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习俗，即猎取人头以祭祀神灵。大量文献资料都证明獠人长期存在猎头风俗。它既
原来居住在周初所封巴子国境内的土著巴人，在历史的大动荡中，很多人遭到了战争的屠杀。还有的只得逃离家园，避走深山。在僚人入蜀后，巴人家园为僚人所侵占。除极少数的巴人还留在原地外，大部分都逃离了家园。留在家乡的极少数土著巴人。就是当时的巴人重地阆中也因僚人的入蜀而民荒政荒很多年。直到北魏时，朝廷才设置州县，“以统诸僚”，从而加强了入蜀僚人的管理，并从思想上，风俗上去教育感化僚人。在长期和僚人的杂处之中，巴人僚人慢慢地也融合在了一起。巴人先进的农耕技术为僚人所接受。“后周武帝平梁（达奚武平之）益（尉迟迥平之），令所在抚慰，其与华人杂居者，亦颇从赋役”。而且僚人与当地土著巴人、蜀人也多有通婚。后虽有反复，但最终巴人的文化和僚人的文化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融合。巴人的巫文化和僚人的祭祀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后来的汉族祭祀文化。僚人和巴人之间婚姻的出现，打破了两个完全不同族群之间的界线。从血缘上达到了僚人与巴人的完全融合。
楚灭廪君巴人后形成了五溪蛮，西边的巴子国被秦灭后，又遇北迁南下，再遭僚人的侵害，将巴人赶出家园，再有涪城巴人与蜀人等的融合，使巴人逐步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从此后，除了史志典籍之中有关巴人的记载外，那就是给我们留下的很多解不开的谜团。
巴人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巴渝舞与巴巫文化
《巴渝舞》是阆中巴人留给世界最雄伟壮丽的史诗和文化瑰宝。
阆中巴人一直享有崇高的威望。范目能够一呼百应，组织起一支庞大的巴人队伍助汉王还定三秦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巴人不但勇锐，而且“兼长干戈弓矢”等各种武器，打起仗来又歌又舞，被敌人视为“神兵”。巴人这种尚武精神一直保持到汉晋，东汉用之破羌人，蜀汉诸葛亮用之为连弩士。刘邦不但喜欢这支军队，对他们特有的又歌又舞的战斗方式也十分喜爱。《华阳国志·巴志》说：“阆中有渝水， 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锐气喜舞。（汉高）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晋书·乐志》也说：“高祖乐其（指巴人）猛锐，数观其舞，使乐人习之。”曹操令王粲改创其辞，名曰昭舞，晋、宋又改为文舞、武舞。据杜佑说，巴人从周以来的武舞，即干戚舞、巴渝舞、牟弩舞，以后演变成文、武舞。
古老的《巴渝舞》应是阆中巴人独创的。而有很多人在谈到《巴渝舞》时，有意回避范目率巴人助汉王还定三秦一事。
胡宏基先生《解读巴渝舞》认定“阆中市保宁镇为巴渝舞之乡。”晋人郭朴注释“巴渝”一辞说：“巴西阆中有渝水，獠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祖之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渝舞也。”其中虽将賨人说成獠人。但中心意思完全是正确的。
对于《巴渝舞》，历史上众多典籍均有记载。最早记载《巴渝舞》的应该是《尚书》。其中载：“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武王伐纣，阆中巴人带领巴人中的八姓部落同赴战场，一起宣誓。而且巴人英勇善战。如《华阳国志》所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巴人的这种前歌后舞，就是阆中巴人的传至至今的《巴渝舞》。阆中人范目带领巴人部落助汉王还定三秦。这次战争中，汉王亲自看到了巴人这种前歌后舞的战斗场面。汉王赞道：“此乃武王伐纣之歌也”。“此乃”为何意？就是汉王的这一句话，极其深刻地说明了，助汉王还定三秦的巴人就是当年助武王伐纣的巴人。汉王既为天子，肯定知道巴人助武王伐纣前歌后舞这一回事。而现在他又亲临战场看到了这真真切切的实实在在的一幕。汉王的赞叹是由衷的。最可贵的是它历史地证明了巴渝舞是阆中巴人的。阆中巴人的巴渝舞后来不仅被汉王收入宫廷，作为了《武舞》。而且还传诸于后世。可以说，阆中巴人是宫廷《武舞》的创造者。对于这一事实，在北宋史学家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志六•乐志上•象功舞》中作了详尽的描述：“武舞郎六十四人，分为八佾。左手执干。干，楯也，今之旁牌，所以翳身也，其色赤，中画兽形，故谓之硃干。《周礼》所谓兵舞，取其武象，用楯六十有四。右手执戚。戚，斧也，上饰以玉，故谓之玉戚。二人执旌前引，旌似旗而小，绛色，画升龙。二人执鼗鼓，二人执铎。《周礼》有四金之奏，其三曰金铎，以通鼓，形如大铃，仰而振之。金錞二，每錞二人举之，一人奏之。《周礼》四金之奏，一曰金錞，以和鼓，铜铸为之，其色黑，其形圆，若椎，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有六分，围二尺四寸，上有伏虎之状，旁有耳，兽形衔镮。二人执铙以次之。《周礼》四金之奏，二曰金铙，以止鼓，如铃无舌，摇柄以鸣之。二人掌相在左，《礼》云：「治乱以相。」制如小鼓，用皮为表，实之以糠，抚之以节乐。二人掌雅在右，《礼》云：「讯疾以雅。」以木为之，状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尺围，长五尺六寸，以羖皮鞔之，旁有二纽，髹画，宾醉而出，以器筑地，明行不失节。武舞人服弁，平巾帻，金支绯丝大袖，绯丝布裲裆，甲金饰，白练盖裆，锦腾蛇起梁带，豹文大口布袴，鸟皮靴。工人二十，数于舞人之外。武弁硃翙，革带，鸟皮履，白练礻盖裆，白布袜。殿庭仍加鼓吹十二案。”这段记载详细地叙述了《宫廷巴渝舞》的规模型制和表演方式。首先应注意的是，《巴渝舞》进入宫廷这样高雅的地方，肯定是要经过一定的编排，对其乐曲进行重新制作。《宫廷巴渝舞》不可能是将战场上的原封不动地搬到宫廷中去。不管巴渝舞进行宫廷后得到怎样的改变，但它却始终是基于阆中巴人的《巴渝舞》。这段记载还真切地证实了《巴渝舞》进入宫廷的事实。进入宫廷的《巴渝舞》演变成了后来宫中的“武舞”。这种《武舞》最基本的就是源于《巴渝舞》。而把《巴渝舞》直接列入《宫廷武舞》名录的是唐朝。据《新唐书志第十一·礼乐十一》载：“高祖即位，仍隋制设九部乐：《燕乐伎》，乐工舞人无变者。《清商伎》者，隋清乐也。有编钟，编磬、独弦琴，击琴、瑟、奏琵琶、卧箜篌、筑、筝、节鼓皆一；笙、笛、箫、篪、方响、跋膝皆二。歌二人，吹叶一人，舞者四人，并习《巴渝舞》。”从这里可以看出唐时，《巴渝舞》是被正而八经地列入了宫廷音乐之一的。
后在“永徽二年十一月，高宗亲祀南郊，黄门侍郎宇文节奏言：‘依仪，明日朝群臣，除乐悬，请奏《九部乐》。’上因曰：‘《破阵乐舞》者，情不忍观，所司更不宜设。’言毕，惨怆久之。显庆元年正月，改《破阵乐舞》为《神功破阵乐》”。“《大濩》、《大武》，古武舞也。为国家者，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舞；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由《巴渝舞》改编而来的《武舞》《破阵乐舞》因 “高宗即位，不忍观之，乃不设。”才被改为《神功破阵乐》。“后幸九成宫，置酒，韦万石曰：‘《破阵乐舞》，所以宣扬祖宗盛烈，以示后世，自陛下即位，寝而不
我们再看宋时的宫廷《武舞》。据《宋史志第八十·乐二》载：“武舞服平巾帻，左执干，右执戈。二工执旌居前；执□、执铎各二工；金錞二，四工举；二工执镯、执铙；执相在左，执雅在右，亦各二工；夹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于南表前，先振铎以通鼓，乃击鼓以警戒，舞工闻鼓声，则各依酇缀总干正立定位，堂上长歌以咏叹之。于是播□以导舞，舞者进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见舞渐。然后左右夹振铎，次击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镯节之，以相而辅乐，以雅而陔步。舞者发扬蹈厉，为猛贲趫速之状。每步一进，则两两以戈盾相向，一击一刺为一伐，四伐为一成，成谓之变。至第二表为一变；至第三表为二变；至北第一表为三变；舞者覆身向堂，却行而南，至第三表为四变；乃击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舂、雅节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像以文止武为五变；舞蹈而进，为兵还振旅之状，振铎、摇□、击鼓，和以金錞，废镯鸣铙，复至南第一表为六变而舞毕。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执干戚。若用八佾而为击刺之容，则舞者执干戈。说者谓武舞战象乐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击刺。戈则击兵，矛则刺兵，玉戚非可施于击刺，今舞执干戚，盖沿袭之误。请左执干，右执戈”。
这是最详尽记叙宫廷《武舞》的形制和表演形式的一段话。这种宫廷《武舞》的表演形式和内容，是活脱脱的战场《巴渝舞》的化身。
而据房玄龄《晋书·第十二·乐上》载：“及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目率賨人以从帝，为前锋。及定秦中，封因为阆中侯，复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粲问巴渝帅李管、种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行辞》以述魏德。黄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尚书奏，考览三代礼乐遗曲，据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执羽龠。及晋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龠舞》曰《宣文舞》。咸宁元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勖所使郭夏、宋识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从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巴渝舞》进入宫廷后的演变情况。名称虽不同，但其内容却始终如一。尽管有的人说从什么什么时候起，《巴渝舞》消失了。这不是消失了，而只是名称变了。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进入宫廷的《巴渝舞》与战场上的巴渝舞肯定是有区别的。作为宫廷《武乐》，是要经过提炼，经过配乐，舞台台步动作的编排的，要能适合宫廷表演，这样，《巴渝舞》就从战场上的粗犷威猛就走向了宫廷艺术。宫廷《巴渝舞》就是通过这种艺术表演来体现战场上士兵作战的英勇。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阆中巴人所创造的《巴渝舞》影响之深远和长久。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从汉以后的各朝代宫廷《武舞》名称有所不同。但都是由最初汉高祖将《巴渝舞》引入宫廷后演变而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有人对以上论述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现在假定前边的论点论据都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可以排除阆中巴人助武王伐纣一事。但永远也不可能否定阆中人范目助汉王“还定三秦”这一历史事实。范目助汉王“还定三秦”，又一次的前歌后舞。这次的前歌后舞引起了汉王的深深感慨。最后汉王才把这种前歌后舞引入宫廷。也就是说，汉王引入宫廷的也应该是以阆中人范目上阵对敌的“前歌后舞”为原型的宫廷 《武舞》 ——《巴渝舞》。也就是说，在汉时进入宫廷的《巴渝舞》是完全按照范目所带的阆中和其他巴人部落上阵时前歌后舞的情形为基本原型，通过加工编排出来的。汉王不可能还去找离当时已近1000年的时候，武王伐纣时是怎样前歌后舞的，然后才来编排“巴渝舞”吧？这个说法总应该是成立的。难道这也有什么问题吗？
在关于<巴渝舞>源流的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出《巴渝舞》的演变：巴人助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周时进入宫廷为《兵舞》——阆中人范目助汉王还定三秦再次前歌后舞。汉王将阆中人范目所带领的板盾蛮的前歌后舞引入宫廷，作为宫廷《武舞》，命名为《巴渝舞》，先后改名《昭武舞》、《宣武舞》——唐时《巴渝舞》直接列入《宫廷武舞》名录。《巴渝舞》后改名为《破阵乐舞》，再改为《神功破阵乐》——五代时为《象功舞》——宋元仍为宫廷武舞。
关于《巴渝舞》的源流，应该追溯到远古巴人时代。由于恶劣的生存条件，远古巴人只能靠简单的渔猎获取生活
汉高祖一方面借助手下的良谋勇将，另一方面借助阆中人范目所建立起来的巴人队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最终重新夺回了三秦之地，在汉中称帝，完面了八百年汉家天下的建立。
阆中人范目因助汉王有功，汉高祖三封范目为侯。而范目根据大多数相随的巴人意愿，最后选择了回到阆中慈凫乡。这可能也就是阆中民间几千年的俗语所说“阆中有个回水沱”的原故吧！。在汉代，阆中巴人这时因汉汉高祖对巴人的相助，给予了极高的回报。汉高祖允许巴人以交賨布代赋。“賨，南蛮赋也。”巴人由“白虎复夷”转而被称为“賨人”。在有汉时代，阆中“賨人”不仅继续创造着巴人辉煌的文化，而且还因为他们的英勇善战而继续为朝廷出战。据《华阳国志》载：“板楯七姓以射白虎为业，立功先汉，本为义民，复除徭役，但出賨钱口岁四十。其人勇敢能战。昔羌数入汉中，郡县破坏，不绝若线。后得板楯，来虏殄尽，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后建和二年，羌复入汉，牧守遑遑，复赖板楯破之。若微板楯，则蜀汉之民为左衽矣。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虽授丹阳精兵，亦倚板楯。近益州之乱，朱龟以并、凉劲卒讨之，无功，太守李颙以板楯平之”。
而板盾蛮也是一个不甘受压迫和屈辱的民族。具的强烈的正义感。对统治者的不合理统治和压迫敢于反抗。据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九·边防五·板楯蛮》中载：“灵帝光和二年，巴郡板楯蛮叛，(今通川、潾山、南平、涪陵、南川、清化、云安、始宁、巴川、南宾、南浦、阆中、南充、安岳、盛山等郡地，则巴川之地是也。)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即汉川诸郡，今汉中、安康、洋川、房陵郡地是也。)灵帝乃问益州计吏方略。汉中计吏程苞对曰："板楯七姓以射杀白虎立功，先代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战。昔安帝永初中，羌入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至桓帝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绲，古本反。)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县乱，(今汉川、蜀川郡县地。)太守李颙亦以板楯讨而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但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於奴虏，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谋主僣号，以图不轨。今但遣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帝从其言，遣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皆降服”。
随着社会的进步，阆中巴人创造了更加丰富的巴人文化。
巴人有着良好的传统文化。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
巴人喜歌舞。古乐道之诗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夕；谁能长生，不朽难获。”又曰：“惟德实宝，富贵何常。我思古人，令问令望。”尤其传之后世，对人们的精神有着重大影响的巫文化。
祭祀文化：他们出自于对天、地、鬼、神的畏忌而进行一种表示恭敬崇拜的活动。也有出自于一种感恩的心理而进行的一种祭奠。如对父、母，表示感谢养 育之恩。其祭祀之诗曰：“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对天、地的祭祀，天给了我们阳光雨露，地给们出生万物，使我们能很好地生活。还有祭风祭雨等。这些活动形式多样。主要的应该有跳神、傩戏。傩戏，也叫端公戏，是巴人部落最早的祭祀仪式。巴人中的巫诞，几乎是专职从事巫师活动的一个部落。但在巴人中，不仅仅是巫诞才有巫文化。而巴人普遍的都是信奉巫文化的。我们不说张陵在巴人地区创立道教，信者甚众。而这些信众都是巴人。我们又从成汉李特之祖父王北迁，数万人相从。他们都完全是因为信奉“鬼道 ”而北迁的。以致于巴人地区十室九空。流传至今的傩戏是巴人历史、民俗、民间宗教和原始戏剧的综合体。它是在原始的祭祀仪式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充实、扩展和完善，形成了以傩仪、傩戏、傩舞、傩技为主要形式的傩文化。它融合了巫术、原始宗教和戏剧为一体，成为一种佩戴面具演出的宗教祭祀戏剧，其源流就是巴人“俱事鬼神”和巴巫文化的结合。而流传至今的这种祭祀文化还夹杂了成汉时期僚人入蜀后的一种文化的融合。从而使这两种文化通过交融而形成了一种更完整的巫文化。
不过，还要再次指出的是，巴人文化源于伏羲文化。有的专家学者提出巴文化来自于东夷文化。持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巴文化与东夷文化具有很多相似相近之处。而这种相似相近的文化，正好证明了东夷文化，巴人文化同出于伏羲文化的重要观点是正确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传承关系。
“往事越千年”。何况不止千年。今天的阆中已不是历史上的阆中了。今天的阆中人也不是历史上的巴人了。当我们回过头来，纵观阆中历史，我们会感到无比的骄傲。而且今天有很多人在关心阆中，这也是使人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抬头远望，我们会看到阆中的明天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