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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在西风火葬场上班的第二天，我见到了帕德玛。我不想用“恶心”一词来形容帕德玛。“恶心”是个简陋的词汇，没什么内涵。帕德玛更像是恐怖电影中的某个角色，比如《复活的女巫师》里的女一号。她躺在火化用的纸箱子里，只须看她一眼，你的内心就会咆哮：“哦，我的老天爷！哦，天哪……这……我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呢？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谁来给我解释一下？”
从血统上讲，帕德玛是斯里兰卡和北非的混血儿，高度腐烂让她深色的皮肤黑得不像话。她披头散发，头发毛糙得都结成了团，乱糟糟地支棱着。一片浓稠黏腻的白色霉菌像张蛛网，从她的鼻孔向外蔓延，盖过眼睛和大张的嘴巴，足足遮住了半张脸。她的左胸陷进去，让人不免怀疑，她的心脏被人在神秘的仪式中挖走了。
帕德玛患有一种由基因引起的罕见病，三十出头时便香消玉殒。为了让医生进行实验，查明死亡原因，她的遗体在斯坦福大学医院保存了好几个月。等她被送到西风火葬场时，尸体几乎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状态。
在我这种外行人看来，帕德玛的尸体确实有些恐怖，但我不能像只受惊小鹿似的跑开。火葬业务经理麦克说过，拿钱就得干活，死尸没什么好怕的。我急于向他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工作。
她的脸发霉了，对吧？哦，是的，这种情况我以前见多了，她还不算最糟的，真的。我真想用殡葬专业人士的权威口气这样说。
如果没见识过帕德玛的尸体，你会觉得死亡总是那么迷人。想象一下维多利亚时代的肺病娇娘，一滴鲜血刚从粉嫩的嘴角滑落，就一命呜呼了。爱伦·坡发现自己的心上人安娜贝尔·李突然离世，被埋进墓穴时，这位大情圣无法坐视不管。于是他“整夜都躺在我爱人身旁，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新娘，在大海边她的石墓里——在海边她的墓地”。
情人眼里出西施，安娜贝尔·李的尸体不仅精致，还很光滑。文里真该提到，坡躺在爱妻遗体边伤心欲绝时，还得忍受尸体浓烈的腐臭。
不仅仅是帕德玛，西风的日常工作都比我想象的野蛮。我每天早上八点半开工，启动西风的两个“火化炉”——这是行业内对火化机的专业叫法。我按照说明（这张纸我随身带了一个月），笨手笨脚地在操作台上鼓捣，感觉像在操作20世纪70年代科幻小说中出现的机器。灯亮了，红色代表温度，蓝色代表点火，绿色代表气流供量。火化炉启动前，是一天之中最为宁静祥和的时候，听不到噪音，感觉不到热流，也没有压力，只有一个女孩和几具准备火化的新鲜尸体。
火化炉一旦启动，宁静的时刻就此结束，操作间随即转入地狱模式。屋里又闷又热，机器轰隆隆响，像是魔鬼在喘粗气。为了不打扰那些正在殡仪馆里悼念亲人的家属，墙上铺满了银色的隔音材料，鼓鼓囊囊的一大片，有一种太空飞船的既视感。
当仓内温度达到1500华氏度时，就可以把尸体放进去火化了。每天早上，麦克都会把一摞加利福尼亚州尸体处理许可证堆在我桌子上，给我安排当天的工作。我挑出两张许可证，然后不得不去“冷库”找出对应的尸体——“冷库”其实是一个步入式冷藏间，专门用来保存遗体。我迎着刺骨的寒气，走到一摞高高堆起的纸箱跟前，每个箱子上都贴着一个写有姓名和死亡日期的标签。冷库里弥漫着一股冷冻死亡的气味。这味道虽然难以形容，但足以让你记一辈子。
我猜冷库里的人生前应该没什么交集：因心肌梗死而离世的黑人老汉、患有卵巢癌的中年白人母亲、在殡仪馆不远处中枪身亡的拉丁小伙——现在，死亡把他们召唤到一起，像是要开某种联合国峰会，一同探讨虚无的意义。
走进冷藏间之前，我暗自向老天发誓，如果要找的尸体没被放在最底层，我就立志做一个更好的人。那天上午，第一个要火化的是马丁内兹先生。理想情况下，马丁内兹先生正好在最上方的箱子里，我轻轻松松就能把他弄到液压担架车上。但我懊恼地发现，他被压在威拉德先生、长崎女士和谢尔顿先生的下面。这就意味着，我得把他们这些人搬出来再码回去，搞得像是在玩俄罗斯方块，只不过是尸体版的。
一番折腾之后，我终于把马丁内兹先生搬上轮车。然而想要推着他返回火化间，还得闯过最后一关，就是冷...
你一旦被门帘缠住，就很难找到合适的角度把轮车推出去。我用力一顶，只听见熟悉的“哐当”一声，轮床重重地撞在了金属门框上。
麦克走进来，正好看到我被撞了个趔趄。他从我身边经过，朝准备间走去。见我来来回回地把马丁内兹先生推来推去，他开口问道：“需要帮忙吗？你一个人没问题？”他一边的眉毛高高挑起，好像在说：“是个人都看得出来，你根本搞不定。”
“不用，我能搞定！”我欢快地回答，一把拨弄开糊在脸上的门帘，急忙将轮车推进火化间。
我总是拿“不用，我能搞定”回答别人。我需要有人帮忙给前院花园浇水吗？“不用，我能搞定！”我需要有人进一步指导我怎么给他打肥皂好从那粗手指上脱下结婚戒指吗？“不用，我能搞定！”
我把马丁内兹先生从冷库里安全运出，接着要做的就是打开箱子，这可是这份工作中最棒的一个环节。
在我看来，打开装有遗体的箱子和打开装有毛绒玩具的礼盒差不多，就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那种小姑娘的最爱——“狗狗惊喜礼盒”。在“惊喜礼盒”的广告中，一群五六岁的女孩围在一起，她们打开一只毛绒小狗的肚子，兴高采烈地发现里面有好多小宝宝。宝宝数量越多，她们叫得就越欢，里面可能有三只、四只，甚至五只！这就是所谓的“惊喜”。
尸体也可以带来同样的惊喜。每次你打开纸箱，里面有可能是一位无疾而终的95岁老太太，也可能是一个在建材城角落里死了八天才被发现的30岁青年。每个箱子都意味着一次新冒险。
如果箱子里的尸体不太对劲（回想一下帕德玛那张发霉的脸），我就会好奇心大发，偷偷查阅死亡注册系统、验尸官报告以及死亡证明。这些手续缺一不可，虽然官僚，却包含了大量关于死者的信息，特别是他们死亡的信息，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从生者的世界来到火葬场与我相伴的。
马丁内兹先生只是一具普通的尸体，非要我打分的话，也就是三个宝宝的惊喜度。他是拉丁裔，六十多岁，很可能死于心脏病。他的皮肤下有块突起，隐约能看到心脏起搏器的轮廓。
火葬工之间流传着一个说法，如果不把遗体里的起搏器摘掉，里面的锂电池就会在火化过程中爆炸。这玩意儿的威力不亚于一个小炸弹，轻而易举地就能炸掉火化工的半张脸。不过没人愿意把尸体烧那么久，所以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就不得而知了。我回到准备间，打算用防腐工的手术刀把起搏器取出来。
我拿刀对准起搏器所在的位置，在马丁内兹先生的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刀刃相当锋利，却没能划破他的皮肤，连个口子都没留下。
不难理解，医学院之所以让学生在尸体上练手，是想降低学生能够造成的痛苦。虽然只是个“迷你手术”，但我确定马丁内兹先生正处于剧痛之中。我们活人总觉得死人和自己一样，也是能感知到痛苦的，即使他那双毫无生气的双眼已经告诉我，他和我早就阴阳两隔了。
麦克上周给我演示过如何拆除起搏器，看上去一点儿都不难。但人类皮肤不是一般的结实，下手时要比想得更用力才行。我技术太差，这得向马丁内兹先生道个歉。我拿刀一通猛戳，制造出不小的动静，最后终于在一堆黄色的块状组织中看到了起搏器。我一下子把它挑了出来。
既然我已经顺利找到马丁内兹先生，把他从冷库中运出来，还清除了他身上所有可能爆炸的电池，那么是时候送他接受火焰的洗礼了。我把传送带连上火化炉，按下按钮，传送带自动把遗体送进炉内。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气呵成。金属炉门一关，我就来到科幻气质浓郁的操作台前，调整好气流强度，然后点火。
尸体燃烧时，就没什么特别的活儿要干了。我密切注视仓里温度的变化，时不时把炉门打开一条缝，看看火化的进度。炉门很重，每次打开时都发出“哐啷”一声，像是在说，小心被里面的样子吓着，美人儿。
四千多年前，印度教经典《吠陀经》中提到，火化可以让灵魂从不洁的尸体中解脱出来。头骨裂开的一刹那，灵魂即释放升天，前往先人所在的极乐世界。这个说法很动人，但如果你没怎么碰到过焚烧人类尸体的情况，肯定会被眼前的场景恶心到想吐。
我第一次查看尸体火化的进度时，打心眼儿里觉得自己在犯罪——虽说这是西风规定的操作流程。不管你看到过多少张重金属唱片封面，欣赏过多少幅希罗尼穆斯·波希3的地狱行刑图，或者观看过多少次《印第安纳·琼斯》4里纳粹的脸被融化的镜头，尸体火化时的模样仍有些惊心动魄。一颗熊熊燃烧的头颅几乎超越你所有想象。
遗体进入火化炉后，首先烧起来的是纸箱，或者叫“可替代容器”，这是殡仪馆账单上的写法。箱子很快化为灰烬，将尸体毫无保留地交给地狱之火。待有机物质烧光，尸体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构成人体80%的水分快速蒸发，软组织被吞噬得一干二净，尸体最后被烧得焦黑一片。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你生前的所有特质逐一消失殆尽。
如果说我对这份工作不曾抱有什么幻想，那绝对是个谎言。我以为只要把尸体丢进其中一个大机器，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跷起脚丫，一边吃草莓一边看小说，那些可怜的人就让他们在里面烧着吧。下班后我会坐捷运回家，一路上想入非非，试图理解死亡深层的含义。
在西风工作了几周后，吃草莓的想法便被一系列更基础的问题取代，比如：什么时候吃午饭？我身上还能洗干净吗？只要你在火葬场工作，身上就不会干净。到处都落着一层薄薄的尘埃，全是死人的灰烬和工业粉尘。那些你认为绝不会沾上脏东西的地方也难逃一劫，比如鼻腔的最深处。每天一到中午，我就像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副在19世纪的街头卖杂货的鬼样子。
有时骨灰会沾在我的耳后和指甲里，这可不怎么享受，但我也因此被领入了一个与殡仪馆外部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9·11”事件发生时，大原安桥是纽约市一家禅宗冥想室的住持。双子座轰然倒塌，伴随着尖叫和金属撞击的声音。“那股气味在事发几周后都没能散开，你以为自己呼吸进去的是人，不是空气，”她说道，“那是一种所有东西都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包括人、电子设备、石头、玻璃，一切一切。”
大原的描述甚是骇人，但她建议人们不要逃避，反而要观察、承认死亡的存在——“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但现在我们看见了，闻到了，感受到了，也体验过了。”在西风，只要是第一次经历，我都去看，去闻，去感受，去体验。这是与现实接触的最佳方法。很快，我就上瘾了。
回到前面提到的基础问题：什么时候吃午饭？在哪儿吃？我只有半小时的午餐时间。我没法在大厅用餐，生怕死者亲属看到我大快朵颐地吃着炒面。请试想一下：前门悠悠地打开，我猛然抬起头，双眼大睁，嘴里当啷着几根面条。火化间也不行，我可不想让那些灰尘污染了我的外卖。那就只有小教堂（如果里面没摆放遗体）和乔的办公室可以去了。
虽然麦克负责运营整个火葬场，但西风是由乔一手建立的。乔（又名杰昆）是西风的所有人，我从没见过他——火化我的第一具尸体时，他已经退休了，把火葬场交给麦克打理。乔似乎成了一个若有若无的人。他虽然很少现身，却像个幽灵似的挥之不去。乔在无形中控制着麦克，盯着他干活儿，让他没工夫偷懒。麦克也是这么对我的。麦克和我一样，对自己老板的监视感到有些别扭。
乔的办公室没有人用。那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到处都是盒子。盒里装满了陈旧的火化许可证，记录了那些在西风踏上了人生终点站的人。乔的照片依然挂在桌子上方：他个子很高，脸上坑坑洼洼，长满了麻子，留着浓密的黑色胡须，看起来可不好惹。
我缠着麦克，让他给我爆些乔的小料。他拿出一份褪了色的本地周报，封面上印着乔的照片，整版都是。照片上，乔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身后是西风的火化机。看上去还是不太好惹。
“我在档案柜里发现的，”麦克说，“估计你会喜欢。报纸上把乔写得像个反叛的火葬拥护者，和官僚斗智斗勇，最终取得了胜利，帅得很。”
麦克说对了，我的确喜欢。
“旧金山人对这种故事特别买账。”
乔曾经是一名旧金山警官，在我入职的20年前成立了西风火葬场。他原计划经营多金的海葬业务，为此特意购买了一艘船，将其修整一番，以便载着死者亲属往返于旧金山湾。
“好像是他亲自把船从中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开回来的，我记不太清了。”麦克说道。
然而在途中，负责往舱里储备食物的伙计犯了大错，船沉了。
“是这样的，当时乔站在码头，一边抽烟一边看着船沉了下去。他对自己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不定可以用保险赔偿款买几台火化机。”麦克继续说。
第二年，乔创建了西风火葬场，成为一名小型企业主。他发现旧金山殡葬学院与旧金山市政府签署了多年合作协议，帮市政府处理无家可归者和穷人的尸体。
根据麦克的说法：“殡葬学院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尸体用作教学工具，根本不做任何防腐，但防腐费照收。”
20世纪80年代，殡葬学院每年都要求政府超额支付15000美元。作为一个出色的商人，乔给出了更优惠的价格，每具尸体比学院便宜两美元，于是顺利拿到政府合同。所有无人认领的、贫困人口的尸体，全部交由西风处理。
乔大胆的举动激怒了旧金山市法医办公室。报道称，博伊德·斯蒂芬是当时在任的法医官，和本地殡仪馆的交情还不错，跟旧金山殡葬学院的关系也不错，后者刚被乔抢走了生意。西风不断遭到骚扰，市检察机构一周过来好几次，揪着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不放。市政厅解除了与西风的合约，对此没做任何解释，也没有提前通知。乔一纸诉状，把旧金山市法医办公室告上法庭，赢了官司。故事结尾，西风火葬场生意红火，殡葬学院从此出局。
算上午饭时间，马丁内兹先生已经在火化炉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得把他弄出来了。他被送进机器里时，脚先入仓，这样一来，仓顶喷射出的火焰就能直接加热他的胸腔。胸腔是人体最厚实的部分，火化需要的时间最久。当胸腔开始燃烧时，就得把尸体前移，准备烧下半身。我戴上工业手套和护目镜，拿起那把值得信赖的金属耙子，说干就干。我把炉门打开差不多八英寸，将耙子伸入熊熊烈火，小心翼翼地钩住马丁内兹先生的肋骨。刚开始你很难找准位置，一旦掌握好耙子的角度，就找最硬的那根肋骨下手。钩住他之后，我快速向外一拉，新一轮火焰喷发而出，点燃了尸体的下半身。
当马丁内兹先生化为一堆闪着红色火星的灰烬时——注意，一定得是红色，黑色意味着没烧透——我关掉机器，等温度下降到500华氏度，再清理炉膛。耙子可以用来对付大块的骨头碎片，但优秀的火化师会用一把细齿儿的金属刷，清理那些细小的灰末。心态好的话，你都能扫出禅的韵味，像佛教僧人耙平沙花园那样，轻轻扫，轻轻扫。
我把马丁内兹先生的骨头碎片盛入一个金属筐，来到火化间的另一头，将它们倒在一个狭长的托盘上。托盘类似考古挖掘用的那种，用来寻找人们生前植入骨头里的金属物件，比如人造膝盖、人造胯关节、牙齿填充物等。
这些东西必须全部移除，因为一会儿还要用骨灰研磨机处理碎片，这是火化的最后一道工序。“骨灰研磨机”听起来像动画片里的反派人物或怪物卡车的名字，说白了，就是个骨头搅拌机，和电饭锅差不多大。
我把碎片扫入研磨机，定时20秒。随着高速旋转的声音，骨头随即变成了灰土状，专业的叫法是“遗灰”。按照加州的规矩（确切来说是法律），马丁内兹先生的家人只能拿到盛在瓮里的白色骨灰，而不是块状遗骨。遗骨会让人伤心地意识到，马丁内兹先生曾经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现在却成了骨灰盒里的抽象存在。
不过，并不是所有文化都忌讳遗骨。公元一世纪，罗马人用松树干堆砌成柴堆，直接把尸体平放在顶层，将柴堆点燃。火化结束后，哀悼的人们纷纷收集遗骨，把它们泡在牛奶里用手洗净，然后放入骨灰瓮中。
如果你认为只有纵情声色的古罗马人才会清理遗骨，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当代日本的死亡仪式中，遗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拣骨”仪式里，入殓师围坐在火化炉边，从炉膛中取出骨头碎片，放在茶几上。死者的亲属用长长的筷子，将遗骨一片一片夹入骨灰瓮。最先夹起的是足骨，然后一点点往上，最后才到头骨。只有这样做，亡者才能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永恒。
西风火化间里可见不到什么亲属，只有马丁内兹先生和我两个人。人类学家乔佛瑞·戈勒在著名的《死亡之色情》一文中写道：“大多数时候，人们之所以选择火葬，是因为火葬比土葬能让逝者消失得更加彻底。”我和马丁内兹先生非亲非故，却负责打理他的丧事，他只有我一个人为他“拣骨”。在古代，死亡仪式极其讲究，要选择特定之人和良辰吉时，全世界都是如此。像我这种只接受过几周火化炉操作培训的人，却掌控着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程，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我把马丁内兹先生的骨灰倒入一个塑料袋，拧几下系好，放进棕色的塑料骨灰盒。我们在等候室摆了一些更高级的骨灰瓮，鎏金的，边上还镶有贝壳做的白鸽。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马丁内兹先生的家人没有选择这款。
我在标签上写好他的名字，贴在承载他永恒之身的器皿上。我对马丁内兹先生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他放到桌子上方的架子上。他和其他棕色盒子待在一起，静静等候自己的家人。下午五点，我已完成今天的任务，成功地把一个人从尸体变成骨灰。带着满身的人类粉末，我下班了。
文/白雪
全文共2938字
前几天回娘家时，在村北的漫野地里看到了一座“新”坟。
坟不是新起的，印象里，那里一直有座坟。之所以说它是座新坟，一是因为它的东南方向站着一架尚新的花圈，二是因为坟上的泥土看起来似乎还没有干透。
显然，它是几天前被扒开后，又重新堆起来的。也就是说，坟里又躺进去了一个人。
果不其然，回到家跟母亲提及此事，她面带伤感地说，前阵子，村东头的吴大奶奶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感受是释然。因为村里人都知道，吴大奶奶已经瞎着眼在病床上躺了大半年了，她这一走，也算是彻底解脱了。
吴大奶奶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老绝户，她和老伴一生育有四个孩子，其中三个夭折，一个嫁出去后，刚过而立之年便猝然离世。晚年，老两口相依为命，守着村北头的那三亩薄田，过活着苦兮兮的日子。
吴大奶奶这一辈子是真的凄苦！二十岁那年，家里为了能够给哥哥娶上媳妇，把她嫁到了我们村里的吴家（两家是换亲）。
当时，吴家的日子穷得叮当响，除了两间勉强能住人的土坯房子，再没有别的看得起眼的东西。而且，吴大爷爷那会儿的岁数也不算小了，应该有二十七八。
尽管心头一百个不乐意，但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面前，她没有过多的言语，坐着迎亲的地排车含着泪来到了我们村。
这一住，就是六十多年。期间，经历了种种难以言说的辛酸，不到古稀之年，她已是满头白发。
听村里老人说，吴大奶奶的第一个孩子，在襁褓里没撑过满月，就饿死了，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定下来。那是1959年，北方的偏僻乡下发生这样的事，在当时算不上什么新闻。
据说，吴大爷爷探着孩子没了呼吸，没和吴大奶奶商量，便连夜把孩子丢进了村南大河边上的一个龙沟子里。第二天，人照常去生产队里上工，跟啥事没发生一样。
吴大奶奶知道孩子被扔了之后，没哭没闹，只是在家里郁郁寡欢地躺了几天。几天后，没用吴大爷爷开解，便强撑着去上工了。往后的日子里，两人再没有提过一次这个孩子，好像他从来没来过这个世上一样。
两年后，吴大奶奶生下来第二个孩子，也是个男孩。天不垂怜，这个孩子活到三岁，发了一场高烧，因为救治不及时，丢了性命。
当时吴大奶奶抱着孩子哭得昏天暗地，若不是周围的街坊拉着，她早就抱着孩子凉透的身子投了井。
三天之后，吴大爷爷和她商量，给孩子裹了一层破席子，葬在了村南的一处树行子里。之后的几个月里，吴大奶奶一直病恹恹的，不去出工，家务不干，就枯坐在家里的当院子里发呆。
吴大爷爷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先是哄后是骂，有次他酸的臭的一顿狂骂，吴大奶奶突然眼睛一亮，精神又回来了。从此，她该干嘛干嘛，和正常人无异。
三年之后，吴大奶奶生下了第三胎，也是个儿子。这次，两口子的心全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孩子的一举一动都看管得很牢，生怕出了什么意外。
也是这孩子命中有此一劫。有次，孩子出门去追家里跑出去的一头羊，不知道咋回事，就滑进西侧的一个大水坑里了。等被捞上来时，人早就没了气。
知道这个消息后，吴大奶奶当场背过气去，若不是及时请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说不准她人也跟着孩子走了。
吴大爷爷，一个半辈子没掉过一滴眼泪的庄稼汉子，望着躺着床板上那个眼看就要十周岁的孩子，也暗自垂泪。
听说，那天他本来是打算自己出门去撵那头羊的，孩子吵着要去，他觉得孩子也不小了，做这点儿事应该问题不大，便顾自忙手上别的事情去了。
没想到，这小小的疏忽，竟将孩子推上了不归路。吴大爷爷自责、悔恨，越想心中越懊恼，甚至一记又一记地狂扇自己耳光，旁人拦都拦不住。
族内的婶子大娘们寸步不离地守着两口子，苦口婆心地劝解了三天三夜，两人才渐渐缓过神来。
小儿子虽然走了，但家里还不算全然没有希望，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一个天生体弱但却无比伶俐的闺女，给他们至暗的人生，残留下些许的光亮和奔头。
那会儿，吴大奶奶已经三十六岁，吴大爷爷四十四岁了，两人决定，不再生产了，全心全力把这个小闺女抚养成人。
老天还是眷顾这个家庭的，期间，小闺女虽然生了几次大病，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二十二岁那年，在媒人的介绍下，嫁到了隔壁的刘庄。
或许是从小体弱多病的原因，嫁过去后，她七八年都没有怀上孩子。刚到而立之年，没有任何征兆地，一次半夜睡着后便再也没能醒来。
女婿哭哭啼啼地上门来报知两口子这一噩耗时，吴大奶奶没哭，吴大爷爷却承受不住了，当即蹲下身子缩在墙角哭成了泪人。那呜咽的声音，闻之令人落泪。
因为闺女没在婆家生下一儿半女的，下葬后，女婿便与吴家断了来往。第二年，女婿续了弦，日子过得如何，老两口从未打听过，好也罢不好也罢，已经再与他们没有半点瓜葛了。
都说老来泪多，此话不假。进入古稀之年后，吴大爷爷经常会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抹泪，他心里愁苦得很，也许是为了消愁，他开始抽烟，一锅又一锅地抽，到哪儿去嘴里都是叼着那根烟枪。
为了贴补吴大爷爷的烟叶钱，虽已至花甲之年，吴大奶奶依旧没有丢下手里纳鞋的活计。吴大爷爷蜷在门楼下闷不作声地抽烟时，她就默默地陪在一旁，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每做好一双，就用棉线穿在一起，逢集的日子，蹬着三轮车去卖掉，然后换成烟叶以及粮油米面。
多年的劳苦，让吴大奶奶不到古稀之年，就已是满头白发。有次黄昏时分，看到她一个人推着三轮车走在村北的土路上，我的心头猛然一惊，真的不敢想象，她已经苍老成那副样子——脊背深弓，行动缓慢，和她打招呼，她两眼涣散，言语含糊不清，感觉整个人已近行将就木。
七十五岁那年，吴大爷爷突感身子不适，侄子拉着他去县里求医，检查出是患了肺癌。知道结果的当天，吴大爷爷就毅然回了家。
村里人问他咋不住院看看，吴大爷爷边往烟锅里塞烟叶边苦涩一笑，“有那钱，还不如去集上喝碗油茶，打那个水漂干嘛！”
众人不语。那些年，知道自己罹患重症，回家默默等着大限之日的老人，又何止吴大爷爷一人。
吴大爷爷在家里苦熬了一年多，最终带着一身枯骨走了。走之前，他卖掉家里的两大缸粮食，让侄子帮着置办了两副桐木棺材，一副是他自己的，一副留给了老伴。
下葬之后，吴大奶奶一个人守着那两间土坯屋子默默地生活着。前两年，因为眼睛害了病，她不舍得去医院医治，越来越看不清，后来就完全瞎了。
族里的侄子，遵照吴大爷爷的遗嘱，一直侍奉在吴大奶奶的身旁。有次侄子出门办事，吴大奶奶独自去茅厕，一不留神绊倒在地，被发现时，人已经不会说话了。在医院里抢救了几天，命是救回来了，可从此下半身再也不听使唤。
出院回家后，吴大奶奶的精神状态一直不怎么好，床上躺了大半年，就在一个深夜里无声无息地走了。听说，这期间，她没少受侄媳妇的冷言冷语，个中辛酸，想想就让人难受。
吴大奶奶的丧事，侄子没给她操办，人被拉到火葬场焚化后，挑了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往早就准备好的桐木棺材里一放，请了几位杠夫一抬，白鞭炮一点，丧事就这么完事了。
听说，当晚在家里请那几位杠夫吃酒时，侄子曾举着酒杯说，等老太太的五七过了，他就打算用推土机将那两间老屋子给扒掉，上面盖上两层楼房，给自家的小儿子当婚房用。
听他话里的意思，推土机早就联系好了，似乎，水泥班子也已经谈妥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或许，吴大奶奶的死讯，就是他一直在等的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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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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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笔名），80后，山东曲阜人，现居合肥，一个比较念旧、喜欢写作的女人。
本文编辑
@情感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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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7日，戎马一生的刘伯承元帅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白发苍苍的他躺在病床上，望着自己的妻子，伸出颤抖枯槁的手。
元帅口里不住地呼唤着一个名字——小华北，周围的人听到这个名字无不唏嘘。坐在病床旁的元帅妻子汪荣华早已泣不成声，她心里何尝不难受？
刘伯承
女儿小华北的死，对于刘伯承元帅和她而言，是心头无论如何都拔不掉的刺。曾经无数个日夜，两人都刻意回避与小华北有关的所有事。
可是就算不提及，当年的事仍旧是两人心头无法抹去的难过和痛苦。1945年，刘伯承和汪荣华的小女儿刘华北不幸遇害，年仅6岁。
作为父母，骤然失去孩子的感觉让他们痛苦不堪，而这份痛苦足足折磨了他们漫长的后半生。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刘华北是怎么被害的呢？
刘伯承与妻子汪荣华
二十世纪前半叶，全世界都在混乱和战火中度过。我国在枪林弹雨中奋起反抗，血肉城墙上催生出不少革命家，为这个国家奉献着自己。
其中就有刘伯承，他的一生战功赫赫，其子女基本从军并各自拥有不俗的成就。只是大家只知道刘伯承的六个子女，却不知在这六个孩子之前还有一个，那就是刘华北。
但是这样一个还处在天真懵懂年纪的孩子，被人残忍地杀死在延安一所托儿所中。个中缘由还得从当年的乱世中说起。
1939年，我国与日寇的战斗正激烈，但日寇的军备和武器都比我军先进，所以我军应战相对艰难。
在这个时候，刘伯承和汪荣华的第二个孩子降生了，她就是刘华北。彼时刘伯承和汪荣华身在太行山，正与战士们一同抗击日寇。汪荣华的肚子却在这艰险的时刻阵痛起来，需要立即生产。
巍峨的太行山
战争之下，哪里有合适的产房呢？汪荣华捂着疼痛的肚子，由几名老乡掩护着退居后方。最后，汪荣华由老乡领着，来到一个羊圈，这才生下了孩子。
正因为她的出生异常艰难，所以刘伯承和汪荣华十分珍视。这时，日寇已经占据东三省，并将目光放到了我国华北地区。
为了表示自己抗日的决心和斗志，刘伯承便给孩子取名“刘华北”。“小华北”出生了，刘伯承和汪荣华还面临着如何抚养的问题。
其实当时有很多身在前线的将领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大家都在打仗，这么小的孩子根本没办法带在身边，总不能去麻烦老乡们吧。基于这种情况，我党便建立了延安托儿所，将孩子们转移至后方由专人照顾和保护。
延安托儿所旧照
这样，前线的将士们没了后顾之忧，孩子们也能平平安安地长大。这个消息一出，便有大批在前线与日寇作战的将领把自己的孩子送至延安。
延安托儿所陆续迎来了刘伯承、左权、任弼时、白坚等革命先锋的孩子。当时的美国记者和和平人士见到这个情况，便纷纷出资帮助。
我党为了感谢这些慷慨解囊的美国友人，便将延安托儿所改名“洛杉矶托儿所”。战争艰苦且耗时漫长，但是生活在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大都健康平安地活了下来。除了刘伯承的女儿刘华北。
当时刘华北是跟着哥哥刘太行一起来到延安，住进了洛杉矶托儿所。小华北长了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特别爱笑，一笑起来肉乎乎的小脸像年画里的娃娃。
更名后的托儿所
她一到托儿所，便引起大家的喜欢，任谁都想将她抱在怀里。而且小华北十分乖巧，不哭不闹，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渐渐地，小华北开始学着说话、走路，学习速度也非常快。大家都觉得小华北非常聪明，轮换着教她认字、行走。
哥哥刘太行十分疼爱这个小妹妹，常常陪在她身边。久而久之，在小华北眼里，哥哥刘太行就成了她最亲近的人。小小的华北常常跟在刘太行后面，就像他的小尾巴。
刘伯承和汪荣华因为前线战事，很少有时间到延安看望这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当然想念父母，可是他们早早地懂事，很少有闹着想念父母的时候。
刘伯承和汪荣华在前线，日日思念着孩子们。
他们期待着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可是，命运往往在不经意间下手，给予人们最痛苦的经历。
住在托儿所中的孩子们
1945年8月18日，星期六。这天晚上，孩子们听完阿姨讲完故事，便乖乖地钻进被窝里睡觉。没过多久，窑洞里便传来孩子们均匀的呼吸声。所长照例提着灯，在孩子们休息的窑洞巡视。
战乱年代，孩子是最危险的人群，所以大家都十分上心。这样的巡视也成了所长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一天不来看看心里就不踏实。她大概停留至深夜十一点，见没有异常便回到了自己住所休息。
另外两个负责值夜的保育员在所长离开后又进行巡视，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孩子们的窑洞冬暖夏凉，所以这样的夏夜并没有孩子因为燥热而睡不着。
两位保育员巡视结束之后，便站在院子里纳凉闲聊。又过了一阵子，开始起风了。两位保育员都觉得有点凉意，其中一个便提议去烧水。
延安人民生活旧照
这名保育员离开之后，另一名保育员突然开始腹痛。起初，她以为是着了凉的缘故，便想着等来热水稍微喝一点。她边这么想着，边裹紧了身上的衣服，并走到了避风处等待。可是这没来由的腹痛愈演愈烈，疼得她直不起腰来。
她捂着腹部，想着叫另一名保育员过来，可是又担心吵醒熟睡的孩子们。此时已经是凌晨，万籁俱寂。她疼得厉害，便想着没什么事儿，耽误几分钟取点药止止疼。
她这么想着，便捂着腹部快速离开院子去了医务室。吃下止疼药后，她感觉好了一些，便去寻找另一位保育员。两人一同回到院子，拿着马灯又巡视了一遍孩子们睡觉的窑洞。她们看着孩子们熟睡的面容，便轮换着休息去了。
托儿所所长与孩子们
翌日清晨，保育员吹响起床的哨子，孩子们便陆续醒来。大家起床穿衣服说话，整个窑洞里都是孩子们叽叽喳喳的童声，好不热闹。
保育员进来，帮助年纪小的孩子穿衣服，同时，她细心地发现小华北似乎还在睡觉。她一边帮其他孩子穿衣服，一边大声地催促小华北起床。可是平时一叫就醒的小华北，当下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保育员觉察到不对劲，忙来到小华北的小床边观察。她看到小华北蒙着被子，静静地躺着。她又叫了两声小华北的名字，依旧没有任何反应。保育员伸手掀开小华北的被子，却发出了一声惊叫。
她的叫声吸引着身边的孩子，好奇地往这个方向看来。小华北的被子被鲜血浸染，掀开的瞬间散发出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她的身子已经僵硬了，更可怕的是小腹被剜去了一块肉……
托儿所的孩子们
保育员担心其他孩子受到惊吓，忙合上被子，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所长看到她气喘吁吁地从窑洞里跑了出来，脸上带着惊恐的表情，心里便“咯噔”一下。
保育员将小华北的情况告知了所长，所长忙带着人进了小华北所在的窑洞。大家先将其他孩子带了出去，所长便掀开被子查看。
眼前血腥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试问究竟是怎样的人才能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此毒手！所长深深吐出一口气，按捺心中的伤心，吩咐所有人：留下两个人看守现场，任何人不准靠近；其他人继续做手头的工作，照顾好其他孩子，不能再出问题。
安排好一切之后，所长找到卫生部长傅连章，报告了这件事情。卫生部长及其他领导得知此事之后，无一不悲伤。
刘伯承全家合影
此事事关重大，卫生部长便写信给刘伯承，告知了小华北死亡的消息。没过几天，这封加急的信件便交到了刘伯承手中。
刘伯承拿着信纸的手颤抖着，他重复着看信件的内容，又转过头来询问送信的战士事情是否属实。通信员红着眼眶回复首长的问题，尽管他实在不愿意亲口说出这一悲伤的事实。通信员告诉刘伯承，尽快带着汪荣华一起去往延安，与托儿所所长面谈。
刘伯承强忍着心中的悲恸，告诉通信员他们马上就要动身。通信员离开后，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终于崩溃地哭了起来。
刘伯承正在指挥作战
悲伤之余，刘伯承和汪荣华马不停蹄地回到延安，面见了托儿所所长。所长将他们带到办公室，将当时的发现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然后，所长便带着刘伯承和汪荣华来到小华北所居住的窑洞。此时小华北身上的血污已经被处理干净，保育员们给她换了一件干净的花衣裳。
这件衣服是小华北平时最喜欢的，每次穿上她都开心不已。刘伯承看到女儿之后，心里的悲伤如同海啸般涌来。
他和汪荣华颤巍巍地走到小华北身边，伸出颤抖的手揭开小华北身上覆着的白布。小小的孩子闭着双眼，似乎睡着了一般，只是她的那双大眼睛再也睁不开了。
刘伯承和汪荣华看着小华北，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悲伤。两人离开停放小华北尸体的窑洞，眼泪如同断线的珠子，不停地流下。
图中圈出的孩子就是“小华北”
平复好心情，刘伯承首先想到的便是敌人的暗杀。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企图瓦解刘伯承的意志，使他无法在前线指挥作战。
无法战胜我军，就有用这下三滥的手段，简直禽兽不如！刘伯承和汪荣华又去看了儿子刘太行和其他孩子，便离开了托儿所。
两军交战已到白热化，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两人处理。所长和其他保育员看着刘伯承和汪荣华离开的背影，忍不住哭了出来。
小华北的事惊动了中央保卫部，紧接着便有人来到托儿所询问情况。保卫部的人召集托儿所所有的工作人员，进行挨个审查。在审查的过程中，一个孩子突然想起了什么，忙向保卫部的人反映。
这孩子跟小华北住在同一个窑洞，出事当夜，他被一束光照醒。他悄悄睁开眼，借助手电的灯光发现并不是保育员阿姨，而是一个没见过的叔叔。这个叔叔头上蒙着布，站在小华北的床前。
以延安托儿所为背景创作的影视剧作品《啊！摇篮》
便哄着小华北让她不要出声，可以给她饼干吃。再后来，这个孩子困意上头又睡着了，此后的事情他便不知道了。根据这条线索，保卫部的人便着手调查。但是调查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孩子口中形容的“头上蒙着布”的男人。
在侧面也印证了大家的猜测：延安已经混进了卧底，并且经常跟这些孩子打过交道。可是和小华北熟识的人太多，周围的村民、时常来看孩子们的老乡……
如果卧底混进这些人当中，寻找起来几乎成了大海捞针。当时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保卫部的人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搜查。
解放战争开始后，这件事也就成了一桩谜案，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结果。这件事成了刘伯承和汪荣华心里的一根刺，也成了他们一生的痛。
孩子们正在唱歌
刘太行长大后，曾对人提起过当年这件事。他说父亲刘伯承和母亲汪荣华曾避着兄弟姊妹，说起过这件事。但他们从来不曾向外人诉说过，也没有因此憎恨谁。
战火纷飞的年代，每个人都在被迫接受苦难的洗礼。而这些每天在枪林弹雨中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们，往往失去的更多。
他们不仅仅是为国奉献的将士，更是谁的父母、谁的孩子。但是为了祖国光明的未来，他们放弃了所有身份，徒留一身孤胆，守护着炮火之下的国家。
抗战期间，刘伯承先后指挥过不少战役，基本没有打过败仗。在敌人眼中，像刘伯承这样有勇有谋的将领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正因如此，刘伯承这样的英雄背后的孩子，就成了敌人眼中的靶子。并非他们不是称职的父母，而是他们身上还肩负着更加重要的责任。
我们的国家正因为有这些革命先烈无私的付出，才有了如今的盛世太平。
此致，敬礼！
2003年9月2日，北京八宝山菊厅里气氛凝重。
一场隆重的追悼会正在进行，追悼的却并不是什么大人物。
但到场的很多北大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都沉浸悲伤，掩面而泣。
原来，追悼的是一名北大学生名叫张培祥，曾在18岁时因一篇作文火遍全国。
那我们一起看看这个破格葬入八宝山的北大才女，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被如此厚待？
时值2003年，正是非典肆虐之时。北大学生张培祥突然发现自己身上有异样，身体开始出现青紫和红点，还经常头晕乏力。
起初，她以为自己是得了非典，赶紧和非典知识宣传单上的症状进行对比。
结果，症状并不符合，排除了非典的可能。
“我以前也没有皮肤病啊。”她自己嘀咕道，然后随即放松下来，不再管症状问题了。
当时学校封校，她也没太当回事，就没有去医院。
直到5月30日，她在非典结束后立即去医院检查。
不料，医生的诊断结果却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她被惊到了，呆愣在原地。
虽然她不缺钱了，可这病有钱也无能为力。
很多认识张培祥的人都慨叹：“她才24岁啊，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太可惜了……”
她刚开始知道病情的时候也哭过，尤其是放心不下自己的父母。
过了一段时日，她突然想开了，生病期间，还坚持读书，在网络上写随笔，渐渐地也能乐观地面对家人和朋友了。
她还笑着说：“即便是阴云满天的日子里，我也会记得往日的阳光，并憧憬明日的温暖。”
但是，老天却没能庇佑她。8月27日，她的生命就永远定格在她的微笑里，睡去了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5天后，北京大学在北京八宝山菊厅破例为张培祥举行葬礼，学长撒贝宁为她致悼词。
她还是那个平日里最爱笑的北大女孩，直到去世都是面带笑容离开的。然而，她的一生经历却实在苦难和不平凡。
她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要感谢那些为我雪中送炭的人，人生虽苦，命运不公，但我不能随便倒下。”
当初，张培祥揣着家人、师生、村民们东拼西凑的1000元学费，来到首都北京，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在人才济济的北大，她一心扑在学习上，成了同学中的佼佼者。
她在读大学本科四年期间，成绩都排在前十名，奖学金更是拿到手软。
上研究生后，她用“飞花”作笔名，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之路。
很快，她就小有名气了，先后创作了《大话红楼》《飞花读红集记》《七种乐器》等，还把自己辛酸的过往写成了短篇小说《卖米》。
不料，张培祥的这篇习作《卖米》，不仅迅速火遍全网，看哭无数读者，甚至差点被编入教科书。
彼时的她，成绩优异，才华熠熠，虽然是个学生但从上大学开始，再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
凭借着自己的才华，不停写作翻译，或是给电视台栏目写脚本，攒够了自己的生活费，而富余的稿费还可以寄回去，贴补家里，给父母治病。
其实，曾经的她很普通，甚至中途辍学，而她最终能年纪轻轻走到如此高的地位，跟她的童年经历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1979年秋，和往年一样平静的山村，迎来了一个新生的小生命。
她就是张培祥，降生在湖南醴陵县的一个偏远山村，然而刚出生遭遇的却是“出身未捷身先‘苦’”。
家中三口人，父亲是个身体虚弱的“病秧子”，母亲因小儿麻痹症导致右手残疾……
贫穷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家庭。
当其他小朋友还在妈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地玩耍时，年幼的张培祥早已成为家中的“劳力”，邻居总是能看到她劳动忙碌的小小身影。
有一年秋收，父亲旧病复发，整日地咳嗽。
母亲只好把目光盯住家里唯一的经济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便喊张培祥和自己一起，挑着大米，走到山外去卖米。
这天，太阳格外毒辣，山路崎岖，米担很重，母女俩走走歇歇，整整一个小时才到卖场。
终于，等到米贩子到了，俩人却只听到一句：“一块零五卖不卖？”
母亲听后，心里不禁嘀咕起来“上次卖米，可还比这个价格高不少呢。”
思量许久，母亲咬牙对米贩子说：“最少一块零八，否则不卖。”
谁知，米贩子听了，竟带着嘲笑地说：“你好好打听打听，我敢说就你这个价，整个卖场都不可能成交。你啊，卖给我得了，省得一会儿后悔。”
母亲还是一声不吭，仍是摇头拒绝。
在别人眼里，母亲是死脑筋，不会做生意。
然而，张培祥却很是理解母亲，因为她知道自家的境况，每一分钱都不容易啊。
傍晚，母女俩在卖场吆喝叫卖了一天，却一无所获。
两人只能无可奈何地挑着米担回家。
崎岖的山路上，许是米担太沉了，或是为父亲挣救命钱的沉重，都压得张培祥喘不过气来。
突然，张培祥脚下一滑摔倒了，米洒了一地。
顿时，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心里却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毕竟，这不仅仅是一担大米，这是救命的药啊。
但接下来的学习生活，才是她人生经历的至暗时刻。
“当时，我看到和我年纪相仿的孩子，可以背着书包去上学，简直太羡慕了……”
那便是张培祥人生最没有光亮的日子－－辍学。
家里早都没米下锅了，张培祥辍学在家，闷闷不乐地忙着做家务。
不久，姑姑知道此事后，跑到张培祥家教育自己的哥哥嫂嫂。
刚进门，姑姑就大声说道：“这么小就不上学了，将来能有什么出息？”
张培祥听后很是感动，却仰望着头，努力不让泪水流下来。
在姑姑的帮助下，张培祥还算争气，以第一的成绩考入醴陵一中，是当地最好的中学。
对于别人是喜讯来袭，对她来说，却是生活艰辛又增加的“新烦恼”。
“我不想上重点高中，我能上普通中学就行……”张培祥低着头小声地对父母说。
就这样，张培祥去了普通高中。
即便是普通高中，她仍然忘我地学习，还经常钻到书店看书。
她好像着了魔一样，一进书店就待在里面很久不出来。
好在，书店老板善良，没有因她只看不买而赶她走。
不料，就这么点“幸运儿”的快乐，也没能持续太久。
在张培祥上高二那年，父亲得肾结石，母亲患乳腺癌。
好不容易的光亮，又暗淡下来，让整个家陷入黑暗。
她再次主动辍学，去深圳打工挣钱。
“太可惜了！我要把她找回来。”校长听说张培祥辍学，心里又气又急，恨不得伸手就把她拽回来。
可是，在那个手机没有普及的年代，隔着那么远的城市找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校长老往张培祥家里跑，还不停地向邻居打听，却仍然找不到人。
就在校长一筹莫展之时，无意间听说和张培祥一起打工的女孩，曾往家里打过电话，瞬间有了希望。
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校长终于找到了张培祥。
“你是个多好的苗子啊？怎么能不读书呢？你……”校长接通电话，才说了两句就哽咽得说不下去。
张培祥接到校长的电话，感动得眼眶瞬间湿润了。
于是，张培祥在校长的帮助下，解决了学费问题，重新返回学校。
回到学校后的张培祥，白天刻苦学习，晚上兼职打工，为父母攒医药费。
1997年，她全力以赴准备高考，最终以全省第五，冲进了北京大学法学院。
这一刻，她的人生终于在冲破重重苦难之后，迎来了第一缕充满希望的光。
是的，人生纵使荆棘丛生，仍然要有种“身陷泥泞，心向光明”的精神。
在弥留之际，张培祥曾说她要把一半的骨灰葬在家乡，一半的骨灰葬在北京，那里有老师和同学们。
于是，经过北京大学的多次努力，申请通过张培祥的一半骨灰被破例葬进了八宝山公墓。
那天，父母和弟弟带着张培祥的另一半骨灰，坐上了回老家的飞机，母亲脸贴着她的骨灰盒，泪流不止。
很快，村人闻讯赶来，掩面哭泣。
父亲摸着骨灰盒说：“你才华横溢，懂事孝顺，生前我没照顾好你，你走了，我建一座亭子为你遮风挡雨，想你的时候还可以和你聊聊天……”
彼时，父亲把这个亭子取名“怀念亭”，他拖着病体，一趟又一趟把水泥、钢筋、瓦片等材料运上山，带着瓦刀、铁锹、锄头等工具，专心垒起“怀念亭”来。
没过多久，亭子竣工，父亲抱着张培祥的骨灰，像抱着初生的她，小心翼翼地把她放了进去。
每当红日冉冉升起，小山坡上的“怀念亭”里，张培祥都笑得像一朵美丽的格桑花。
写在最后
“寒门苦难出才女，天妒英才命弄人……”北大才女张培祥的生命，在24岁戛然而止，无情扼杀了父母的希望和好心人的帮助，一切都是那么的无助。可惜，可怜，可叹！
然而，她仿佛一缕暖世的阳光，永远活在阳光明媚的精神世界里，给未来播下奋斗者们的希望。
从小出身寒门、父母身体不佳、家庭贫困掉底，甚至遭遇辍学打工，都无法阻止她努力奋斗的脚步。因为她从未放弃过希望，从未放弃过前行。
张培祥身上，有一股韧劲，能够让她即使面对死亡，仍然可以微笑以对。她甚至想偷偷瞒着家人独自面对死亡的临近，不想让家人过多地为自己担心，看着就懂事得着实让人心疼。
从她身上还可以看到，读书也许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但却是改变命运的好方法。若不是艰难从辍学的低谷走出，埋头苦学考上大学，又怎能做到在写作上小有成就，哪有感人至深的《卖米》问世呢？
正如海子所说：“你来人间一趟，总要看看太阳。”在张培祥的人生词典里，没有颓废悲观、止步不前，更没有怨天尤人、自怨自艾，而只有奋斗：始终努力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去创造更多无限的可能。
张培祥的一生虽短，但却“生如夏花”般绚烂。
我们常常感慨自己活得很累，甚至喊着想“躺平”，那她的故事恰恰能够治愈我们的精神内耗。
如果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感到焦虑无助，不妨读一读张培祥的故事吧。
图片
【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市福田区沙嘴村，这个曾经令无数男人们流连忘返的地方，3个失足女坐在一楼车库的门口，百无聊赖的抽烟，她们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凄迷的忧伤。
左侧的女孩，一头乌黑的长发，盘着丸子头，她穿着黑白相间的宽松T恤，格子百褶裙，修长的大腿上套着黑丝。她双手抱肩，右手里夹着一支又细又长的香烟，看上去有点不开心，这样的生活，也许并不是她想要的。
右侧的女生，乌黑的长发，披在肩上，格子衬衫，牛仔裤，她岔开腿跨坐在一个椅子上，一双胳膊搭在椅背上，一手拿着烟盒，一手夹着香烟。这一看就是一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随遇而安的女孩子，到那都能乐观的生活下去。
右侧后面的女孩，做了时尚的离子烫，头发很顺滑，她穿着抓绒的卫衣，趴在前面女孩的背上，左手夹着一支香烟。左撇子的女孩比较少见，她们一般心思细腻，聪明伶俐，此时她正抬起了头，歪着脖子，对路上的行人很感兴趣。
在她们的身后，墙壁上贴着马赛克式样的瓷砖，断桥铝的门窗上，左右两侧各贴着一张时髦女郎的海报，看上去很富有时代特色。后面的车库，有点漆黑，到了夜晚的时候，会开一盏白炽灯，白炽灯外面套着一张粉红色的彩纸。
在那个没有美颜，没有滤镜，也没有医美的时代，长的好看靠的是天生，三个女孩脸上的线条自然，没有塑胶感，看上去清纯可爱，透漏着一种原汁原味的美。
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是打工人的天堂，也是一个遍地都是黄金的时代。三来一补的加工、海内外的贸易、客商云集，呈现出一番勃勃的生机，无论是进工厂，还是做点小生意，都比在老家农村挣钱多了。
年轻人的女孩们到了大都市，在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城市里开了眼界。她们穿衣服开始讲究品味、时髦，也学会了化妆，变的越来越像一个城里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已经融入了城市，再也不想回农村了。
城市与农村的巨大落差，让她们变的兴奋异常。在这里，可以吃洋快餐、喝咖啡红酒，穿时尚的衣服，每天都打扮的飘飘亮亮的，这一度让她们着迷。她们开始拼命的工作，以便争取更多的钱，来孝敬父母，满足自己开支。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她们发现，无论再怎么努力，也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时候，她们开始变的焦虑。是不是自己选择错了路，偶尔听说，有一条致富捷径的时候，她们先是拒绝，但也想抱着一丝好奇。
后来心一横，趁着年轻，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也不是刀山火海，身上也不会少一块肉。就这样，在熟人老乡的诱惑之下，慢慢的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有的人在干了几年之后，存了一些钱，回到老家的县城，买了一套房子，开一个服装店，找一个老实人嫁了，从此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也有些人，在工作的过程中，练就了一番花言巧语、见风使舵、取悦于人本领。被一些爆发户、大款、富二代看中，成了他们的小蜜，甚至和他们结了婚，移居到国外，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还有那么一些人，挣的多，花钱也大手大脚，到了后来，自己年龄也大了，还是孑然一身，也没存到钱，甚至惹上了一身病，老年的生活过的很凄惨。
无论怎么说，这些都已经成了过去，一晃3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那一代人，都到了跳广场舞的年龄。当她们看到这张照片，回首往事，也许会眼中老泪纵横，喃喃的说，“那一年在深圳，我们都是那么的年轻漂亮……”
这些失足的女孩，大都爱慕虚荣，贪图享乐，好吃懒做，总是幻想着一夜暴富，不劳而获，这是不可取的，我们一定要以此为戒，避免重蹈覆辙。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市福田区沙嘴村，这个曾经令无数男人们流连忘返的地方，3个失足女坐在一楼车库的门口，百无聊赖的抽烟，她们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凄迷的忧伤。
左侧的女孩，一头乌黑的长发，盘着丸子头，她穿着黑白相间的宽松T恤，格子百褶裙，修长的大腿上套着黑丝。她双手抱肩，右手里夹着一支又细又长的香烟，看上去有点不开心，这样的生活，也许并不是她想要的。
右侧的女生，乌黑的长发，披在肩上，格子衬衫，牛仔裤，她岔开腿跨坐在一个椅子上，一双胳膊搭在椅背上，一手拿着烟盒，一手夹着香烟。这一看就是一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随遇而安的女孩子，到那都能乐观的生活下去。
右侧后面的女孩，做了时尚的离子烫，头发很顺滑，她穿着抓绒的卫衣，趴在前面女孩的背上，左手夹着一支香烟。左撇子的女孩比较少见，她们一般心思细腻，聪明伶俐，此时她正抬起了头，歪着脖子，对路上的行人很感兴趣。
在她们的身后，墙壁上贴着马赛克式样的瓷砖，断桥铝的门窗上，左右两侧各贴着一张时髦女郎的海报，看上去很富有时代特色。后面的车库，有点漆黑，到了夜晚的时候，会开一盏白炽灯，白炽灯外面套着一张粉红色的彩纸。
在那个没有美颜，没有滤镜，也没有医美的时代，长的好看靠的是天生，三个女孩脸上的线条自然，没有塑胶感，看上去清纯可爱，透漏着一种原汁原味的美。
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是打工人的天堂，也是一个遍地都是黄金的时代。三来一补的加工、海内外的贸易、客商云集，呈现出一番勃勃的生机，无论是进工厂，还是做点小生意，都比在老家农村挣钱多了。
年轻人的女孩们到了大都市，在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城市里开了眼界。她们穿衣服开始讲究品味、时髦，也学会了化妆，变的越来越像一个城里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已经融入了城市，再也不想回农村了。
城市与农村的巨大落差，让她们变的兴奋异常。在这里，可以吃洋快餐、喝咖啡红酒，穿时尚的衣服，每天都打扮的飘飘亮亮的，这一度让她们着迷。她们开始拼命的工作，以便争取更多的钱，来孝敬父母，满足自己开支。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她们发现，无论再怎么努力，也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时候，她们开始变的焦虑。是不是自己选择错了路，偶尔听说，有一条致富捷径的时候，她们先是拒绝，但也想抱着一丝好奇。
后来心一横，趁着年轻，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也不是刀山火海，身上也不会少一块肉。就这样，在熟人老乡的诱惑之下，慢慢的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有的人在干了几年之后，存了一些钱，回到老家的县城，买了一套房子，开一个服装店，找一个老实人嫁了，从此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也有些人，在工作的过程中，练就了一番花言巧语、见风使舵、取悦于人本领。被一些爆发户、大款、富二代看中，成了他们的小蜜，甚至和他们结了婚，移居到国外，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还有那么一些人，挣的多，花钱也大手大脚，到了后来，自己年龄也大了，还是孑然一身，也没存到钱，甚至惹上了一身病，老年的生活过的很凄惨。
无论怎么说，这些都已经成了过去，一晃3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那一代人，都到了跳广场舞的年龄。当她们看到这张照片，回首往事，也许会眼中老泪纵横，喃喃的说，“那一年在深圳，我们都是那么的年轻漂亮……”
这些失足的女孩，大都爱慕虚荣，贪图享乐，好吃懒做，总是幻想着一夜暴富，不劳而获，这是不可取的，我们一定要以此为戒，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