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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领班军机大臣张廷玉以及史学家万斯同共同编写的《明史》中，他们指出，元顺帝之所以在元末战场遭遇那么大的军事灾难，很大程度就是低估了朱元璋的战斗力，认为他们远不如刘福通的红巾军，只能与张士诚相比。
事实上，不仅蒙古人这么认为，陈友谅同样这么认为，甚至韩林儿也深以为然。
红巾军的表面实力
从表面上看，刘福通的红巾军是一支远比朱元璋麾下诸军战斗力更为“强悍”的部队。
刘福通的红巾军是一支完完全全的宗教式部队，红巾军的编制、训练、装备以及思想基本上都是白莲教模式，领头人是北方白莲教头脑韩山童之子韩林儿。
他们穿着黑色厚重的直身甲，腰缠裈甲，披膊、裹腹巾极具装饰效果。军官清一色的宋明三件套，抱肚、貉袖、领巾紧紧缠在盔甲身外，一眼望去，非常英武。而在武器上，他们双手持长刀，身背弓箭，腰挂副武器骨朵，全身战斗全重达124公斤。
和喜好杀戮的朱元璋不同，刘福通的红巾军纪律极好。红巾军攻打、经过城池时，除了对当地元兵进行屠戮外，与百姓秋毫无犯。这一点，又和徐寿辉的红巾军相当类似。
当年，韩山童在颍州揭竿而起，不幸被俘身亡，很多北方白莲教徒为躲避元军追杀，逃亡南方，跟随彭莹玉，推举徐寿辉为皇帝，创建“天完国”。韩林儿建国称帝后，这些将领纷纷北上，重新加入到红巾军队伍中，作战非常勇敢。因此在红巾军队伍上，又有着些许彭莹玉的烙印。
虽然红巾军的造反是农民起义，但追根溯源却是攀附了百年前的大宋朝廷。比如韩山童聚众起事时，就自称宋徽宗的八世孙，号称明王。而刘福通更是宣称他的祖上乃大宋名将刘光世，可谓是“星光熠熠”。
从兵员上来说，红巾军的数量也要远远高于朱元璋的部队。韩山童被杀后，刘福通不惜以身犯险，联络四散而逃的教徒、河工，振臂一呼，竟在数日内收获数万名信徒的加入。
1351年9月，刘福通手握十万之众，汝州、光州、舞阳等地百姓扶老携幼，踊跃报名。到了1355年2月，红巾军人数高达近百万，城战、野战未逢敌手，战争装备也日益更新，战斗力变得更加强悍。与红巾军相比，朱元璋的麾下可以用“寒酸”来形容。
因此无论从元兵、红巾军还是南方义军的角度看，朱元璋都应该远远不如刘福通。
刘福通的三路北伐
元顺帝一开始也不把刘福通的红巾军放在眼里，绵延万里的帝国交通线让元廷统治者自信可以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在刘福通之前，胡闰儿、周子旺、方国珍都被元廷地方军围剿击败，何况元廷的铁骑，可以随时抵达刘福通所在的豫皖地区。在元顺帝看来，只要元兵一出动，就能把红巾军打的屁滚尿流。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未朝着元顺帝的想法前进。刘福通振臂一呼，红巾军就以横扫之势击败沿河官兵，处死监工，在饥民和信徒的拥护下，刘福通将元兵打的四散溃逃，很快就拿下了元廷粮仓朱皋。
元顺帝见河南形势危急，于是赶紧从大都派出部队，试图挡住红巾军的锋芒。谁知也先帖木儿刚刚抵达沙河，就遭遇刘福通的突袭，损失惨重。
首先，元军的先头部队，巩卜班率领的侍卫汉军全军覆灭， 巩卜班也被斩身亡。三十万元兵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也先帖木儿逃回开封时，仅收拢散兵游勇万人。
随后答失巴都鲁试图进犯许州，可他不曾想到，刘福通野战能力也非常强。红巾军以中翼诱敌，并从两翼向答失巴都鲁发动了令人胆颤心惊的进攻。在视死如归的红巾军的猛烈冲击之下，答失巴都鲁被打的落花流水、狼狈至极，他的长子孛罗帖木儿也不幸被俘虏。
红巾军起义不过两年，元军就损失数十万人。元顺帝不断向河南、安徽增兵，却始终无法打开局面，依然不断落败。
1956年秋季，鉴于元军和地方武装在红巾军攻击下连续后撤的窘状，刘福通决定发动北伐。他以李武、崔德为西路军，出潼关，直奔晋南。以赵均用、毛贵为东路军，绕道海上攻取山东。以关铎、潘诚为中路军，越过太行山，攻取山西。而刘福通本人则率领部队穿梭冀南、豫北地区，牵制元军主力。
但是红巾军北伐的一切胜利，都随着察罕帖木儿的到来化为乌有。察罕帖木儿成功切断了三路北伐大军的补给线，将毛贵压制在济南，关铎、潘诚甚至不得不穿越千里草原，窜逃高丽。
随后，元军开始大发淫威。红巾军的剩余部队在元军的铁骑冲击下损失殆尽，刘福通先前占领的地盘，也相继沦为敌手。
由此，元军与红巾军的战斗攻守之势完全逆转。
从战场上的表现看，红巾军的作战能力不可谓不强，他们战术娴熟，精于城战、野战，他们视死如归、死战不退。打起仗来就像是一头牛，横冲直撞，势不可当。然而，红巾军内部派系繁多，斗争频繁，一旦遭遇逆风，就会窝里斗，赵均用杀毛贵、毛贵部下诛杀赵均用，此类事件，频频上演。
元军击败红巾军后，就充满了乐观情绪。先前共同抗敌的盟友转而成为死敌，孛罗帖木儿、察罕帖木儿为争地盘，拼的你死我活。随着察罕帖木儿被杀，继承他遗志的扩廓帖木儿和李思齐、张良弼等又爆发了一波接着一波的战争。
因此当朱元璋在南方会战陈友谅、张士诚时，蒙古人选择了坐山观虎斗、满不在乎。扩廓帖木儿甚至跟他的幕僚提及：
“只要南方义军不来云中，我就坐观成败。”
很显然，扩廓帖木儿不仅看不上朱元璋，还想坐看朱元璋与元顺帝的争斗，好从中渔利。
朱元璋比刘福通更强
扩廓帖木儿自信满满，大都的元顺帝起初也并未慌张。横行豫皖、作战骁勇的红巾军都不行，沉浸南方、从未北上的朱元璋肯定更不行。元顺帝调集扩廓帖木儿、李思齐驰援关内，无非是借围剿朱元璋之手，解除地方割据，一石二鸟之计。
然而事实上，徐达刚与元兵交手，就让元顺帝、扩廓帖木儿为之震惊。刘福通的红巾军很强，朱元璋的部队更强！
从将士们的勇敢程度上来说，朱元璋的部下与刘福通的红巾军一样，都是死战不退、一往无前的勇士。
但从战略、战术以及将领的忠心上来说，刘福通的红巾军与朱元璋的部队有着鸿沟一般的差距。
首先是战略，朱元璋的战略思想贯穿整个元末，是独树一帜的。在与陈友谅、张士诚作战时，朱元璋从未考虑直捣黄龙，而是以点为面，剪除对手的羽翼，最后围而剿之。步步为营，步步蚕食。
徐达、常遇春北伐时，朱元璋力排众议，向二人如此布置：
“先取山东，撤元屏蔽；旋师河南，断元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元户枢。天下形势，则入我彀中，然后挥师进取大都，元帝孤单力薄，不战可克。夺取大都后，可出兵云中、九原，进占关陇，必席卷天下。”
反观刘福通的红巾军，他们更崇尚擒贼擒王，以进兵神速为目的。但是红巾军在山东、山西没有根基，穿行而过必然会被切断后方，沦为没有线的“风筝”，最终被察罕帖木儿翻盘。
其次从战术上来说，朱元璋的部队虽然初次踏足北方，但是战术非常先进。徐达所运用的“步骑结合”、“兵不厌诈”的诸多战术，让元军损伤极大，朱元璋的兵马却损失极少。
相比之下，三路北伐的红巾军更多的是依赖将士的勇武。在没有后援补给的情况下，最终遭到元军的分割包围。
同时，朱元璋为徐达配备了一个强大的军师智囊团，这足以保证北伐军的万无一失。
最后，朱元璋麾下将士的忠诚也远超红巾军。红巾军的将领，在起兵之前多为沿河两岸受苦的百姓，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起兵之后，又常年奋战在第一线，无暇也不愿学习。而红巾军内部鱼龙混杂，各派将领更是互相看不顺眼。顺风作战时，他们往往表现得很顽强。但一旦攻击受挫，或者将领内部爆发严重冲突，部队的士气就会瞬间跌入谷底，战斗力直线下降，与之前判若两人。
相反，朱元璋麾下的高级将领，如徐达、常遇春、邓愈、廖永忠、李文忠等人，都是跟随朱元璋十几年，打过无数大仗，甚至与朱元璋共患生死的宿将。从经验和忠心上，都要远超刘福通麾下的红巾军将领。更为重要的是，徐达、常遇春作战从来不需要担心后方。比如攻克山东、河南时，极善治理地方的邓愈就会接管两省，为徐达源源不断的提供兵员、粮草，同时稳定徐达的身后。
因此，红巾军虽然在人数上占优，但在其他方面都不如朱元璋。而元顺帝、扩廓帖木儿将朱元璋当作二流刘福通，最终犯下了轻敌的做错，迎来了一场又一场的惨败。
在徐达北伐的初次交战中，他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大破降而复叛的王宣、王信父子，将王宣人头传檄鲁南、鲁西南各州。
首战落败，却并没有让元顺帝清醒，在他看来山东确实遭遇了麻烦，但不过都在控制范围内。如果各地元兵蜂拥而至，必能像剿除毛贵一样，将徐达压制在淮水以南。
然而元顺帝支援山东的援兵尚未出发，徐达就已越过黄河，直奔青州，旋即横扫山东各州。在元末战场，元兵、刘福通的红巾军，一直习惯以强大的武力优势为保障，用刀剑压制各方的反对势力。可朱元璋的部队却不同，徐达北伐前，朱元璋就命宋濂手书《奉天北伐讨元檄文》，从精神层面解放各地受到元兵压迫的百姓。而对于元将，朱元璋也并未斩尽杀绝，他秉承宽大心怀，对蒙古、色目等人一视同仁。如此一来，见识到徐达强大武力的山东各州纷纷举城投降，真心归附。
平定山东后，朱元璋在应天建国称帝，明军和元军也在河南展开了对决。同时明军也展现了元兵极为恐惧的战术，迂回绕后。按照元兵的习惯，一旦遭遇迂回，必然会回撤。因为徐达主力牵制在前，邓愈、冯国胜可以畅通无阻地绕至元兵身后。战斗打响后，明军从四面八方涌来，元兵一溃千里。
因此徐达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朱元璋定下的“旋师河南，拔潼关而守之”的计划，将前线移至河北地界。
山东、河南相继丢失，元顺帝才明白，朱元璋的队伍不是二流红巾军，而是一种作战方式与其他义军截然不同的部队。他们更加灵活，更能抓住元军的弱点。至于元顺帝之前认为的，可以抗衡明军的各地军阀，他们在徐达面前只有逃亡的份。
在元顺帝吓破胆，放弃大都的同时，扩廓帖木儿也开始重新评估明军的战斗力。在他主动参战以后，曾数次击败明军，并将汤和逼得进退不得。然而天下大局已定，仅凭他一人，想要扭转既定的事实，显然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随着徐达的到来，扩廓帖木儿也不得不含恨北归，逃往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