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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光绪皇帝一生中共一后两妃，后为隆裕皇后，两妃即与隆裕一起进宫的瑾妃、珍妃姐妹。
瑾妃、珍妃的出身也算显贵，其祖父裕泰曾任陕甘总督，其父长叙曾任户部右侍郎，其伯父长善任广州将军，珍妃与其姊瑾妃自幼随长善在广州长大。
光绪大婚之年，珍妃两姊妹被入选宫中，13岁的妹妹被封为珍嫔，居东六宫的景仁宫；15岁的姐姐封为瑾嫔，居东六宫的永和宫。
据说，珍妃初入宫时不仅美丽动人，而且不失孩童的天真活泼，当时颇得慈禧的喜爱。
与此相对应的是，隆裕皇后在大婚后失欢于光绪，而瑾妃性情忠厚，不会巴结人，她与皇后倒是同病相怜，与光绪反而相处漠漠。
珍妃是个有活力但又任性的小女人，光绪对她的宠爱甚至到了纵容的地步。据《国闻备乘》中的说法，珍妃曾经女扮男装，躲进光绪的上书房，甚至为光绪批答奏折。
在那段时间里，一向幽暗深沉的皇宫里出现了难得的欢笑，皇帝收获了他的爱情。
对此，慈禧太后也略有所闻，但一直隐忍未发。直到甲午惨败期间，珍妃为人请托卖官之事东窗事发，瑾妃、珍妃同时被降为贵人。
说起这事，也并非空穴来风。按清宫制度，皇后每年例银不过千两，递减至妃这一级别，每年仅300两，嫔为200两。珍妃用度不足，又不会节省，亏空日甚，不得不另找生财之道。
珍妃受到皇帝的宠爱，身边的人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其胞兄志琮于是乘机串通奏事处太监，一伙人联合起来，干起了向外受贿卖官的事儿。
因为有利可图，当时太监中最有势力的如奏事处太监文澜亭、慈禧身边的掌案太监王俊如等人，都曾染指其中。珍妃所在的景仁宫，其身边太监也多有涉及。
至于私卖官职所收的贿款，则珍妃拿了大头，其余由各层分肥。
话说卖官这种事，可一、可二而不可再三，何况慈禧太后也会干这种事。珍妃这样做，不但违背嫔妃干政的祖制，说到底，分明就是在抢老佛爷的生意啊！
当时，就有两桩事给曝了出来，一时惹动外界议论纷纷。
据《国闻备乘》中载，有个名叫鲁伯阳的旗人，其“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
甲午年间，珍妃又为玉铭谋得四川盐法道一职。光绪在召见时，问玉铭原在哪个衙门当差？玉铭说在木厂，光绪听后大吃一惊，不知木厂为何衙门也（实为内务府下一木材工厂，不能算衙门）。
于是，光绪当场命其将履历写出，而玉铭竟久久不能成字，原来是一文盲。
愤怒之余，光绪于是另下一旨：“新授四川盐法道玉铭，询以公事，多未谙悉，不胜道员之任。玉铭着开缺，以同知归部铨选。”
事后，此事风播朝廷内外，慈禧听后切责光绪，要求他必须追究责任。如此一查，结果就把珍妃卖官的事给正面捅出来了。
无奈之下，光绪下旨称：“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敢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廷，向称淑慎……
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以为夤缘蒙蔽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
瑾妃、珍妃均著降为贵人（第六等），以示薄惩，而肃内政。”
《国闻备乘》中又说，事后慈禧太后“拷问珍妃，于密室中搜得一簿，内书某月日收入河南巡抚裕长馈金若干。”看来，此事非虚。
之后，珍妃被幽闭于宫西二长街百子门内牢院，命太监总管专门严加看守，从此与光绪隔绝，不能见面。
珍妃被打进冷宫后，其居室屋门从外面倒锁，吃饭、洗脸等均由下人从一扇活窗中端进递出。
逢年过节及每月初一、十五，慈禧太后还要派出太监对其进行训斥。训斥结束，珍妃还必须向上叩头谢恩。
至于那些参与卖官的太监，后来均被处以极刑。
据太监信修明所说，太后宫中的掌案太监王俊如及其徒弟小太监宣五、聂八因为要给太后留面子，三人发遣奉天后，方以密旨命盛京将军长顺将之正法。
其余奏事处总管太监郭小车子、奏事太监文澜亭，以及光绪御前的太监杨姓孪生两兄弟，还有珍妃景仁宫的太监等，均交内务府慎刑司立毙杖下，前后打死和受惩的太监有六十余人。
由此可见，珍妃一案在宫中引起的牵涉面甚大，影响可知。
珍妃卖官事败后，珍妃之兄志琮惧祸逃到上海租界，后被革职，总算捞回了一条小命。（节选自金满楼：《女人当国：慈禧太后与晚清五十年》，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
张培山 时拾史事
古代卖官叫作“赀选”，即“卖官鬻爵”，向政府交纳一定的财货就能拜官授爵。“卖官鬻爵”这个词，最早记载于南朝梁朝沈的《宋书 邓琬传》：“琬性鄙闇，贪吝过甚，财货酒食，皆身自量较。至是父子并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
最早的卖官人是皇帝。其实不用惊讶，整个王朝是皇帝的，皇帝想要做什么都行，卖官这种现象也就并不鲜见。从秦始皇首开卖官先河开始，许多朝代更将卖官公开化。随着朝代的变化，“卖官鬻爵”制度也不同。
秦朝 秦始皇首开卖官先河。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的卖官鬻爵最早始于秦始皇。《史记·秦始皇纪》中说道：“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当时蝗灾大疫，秦始皇下令，准许百姓交纳粟米够千石者，晋爵位一级。即每交纳1千石粟，可以授予爵位一级。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秦国首次变法时制定20级爵位。秦朝时期的爵位在官场上的重要性是大于官，“爵”被视为地位之根本。拥有爵位，就等于拥有许多权益，包括益田宅、给庶子、赐邑赐税、免除徭役、豢养家客、减刑抵罪、赎取奴隶等，这明显比居官俸禄要优厚得多了
那么买到一个爵位需要多少人民币？秦朝买官不用钱，需要上缴粮食。所以，我们需要换算一下。有学者已经算好了两者的等价关系，我们来看一下：“粟不能直接食用，去皮后才是可以食用的小米，粟、米之间的比例约为1比0.6，1000石粟便是600石小米，换算成现代计量单位，约为21吨小米。按目前的小米的行情折算成人民币，约10.93万元至12.33万元人民币。”如果想在秦朝谋个官职，你只需交纳1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得到最低一级为“公士”爵，相当于现在的村干部或者小科员。但是，秦时不是所有官职都可以买到，像“三公”这样的高级别爵位是不出卖的。
汉朝，开设卖官交易所。皇帝卖官现象从秦始皇首开，之后一直都有，但仅是偶尔为之。汉代买官卖官达到新的高峰，买官卖官市场更为成熟。汉武帝时，连年征战、穷奢极欲，导致国库空虚，为了弥补用度，汉武帝允许买官和犯法者以钱赎罪。《汉书·贡禹传》记载：“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宦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买官已不再收粮食，直接收钱。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朝廷开卖武功爵，但仅买到第八级的“乐卿”，爵位没有什么实权，仅是一个名称，买者较少。为了更好地充实国库，朝廷便给买武功爵的人试着授以“实权”。价格从第一级17万铜钱，每级多加2万铜钱，1个铜钱就是现在说的1文；1万铜钱在当时等值于1斤黄金。这样算来，17万金就是17斤黄金，相当于现代的8.5斤黄金。以每斤黄金约17.5万元的价格换算，一级武功爵要花费人民币148.75万元。虽然买官价钱高，但当时人们买官还是很积极的。汉武帝的官有权，经过“文景之治”，西汉老百姓富起来了，民间大款多，人们有钱之后，想要的就是权力。
历史上堪称“顽主”的汉灵帝，更将买官卖官市场化。一生最爱钱、酷爱做“生意”的汉灵帝，用搜刮来的珍奇异宝，在自己的后宫专门开辟了“宫中市”，效仿民间的市场。更将他对商业的爱好发展到卖官鬻爵的方面，在西园开办了一个官吏交易所，明码标价，公开卖官。
交易所里什么官职都可以出售，不过除了皇帝的位置，汉灵帝亲自制定卖官的规定：“地方官比朝官价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除固定的价格外，还根据求官人的身价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卖官推行了竞标法，求官者可估价投标，出价最高的就可中标上任。”汉灵帝卖官花样百出，不放过任何机会，想买官却又没钱者甚至可以“打白条”上任。汉代有名的清官张释之,也是“以赀为骑郎”,后升至廷尉,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连功劳很大、声望很高的张温、段颎等人，也都是先交足了买官的钱，才登上公位的。《资治通鉴》记载：“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行输货财，乃登公位。”导致后来更变本加厉，官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于他25年以上的合法收入。许多想做官的人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官费”而只好望洋兴叹，徒唤奈何。
唐朝，皇后私底下卖官。唐玄宗登基后，努力扭正前朝以来卖官鬻爵的弊端，削除冗官，调整官吏队伍的组织结构。其中最有力的一项举措，是下诏废除斜封墨敕官、员外、试、检校等各种非正途选拔的官员。如此，节省了俸禄，减少了财政开支；维护了官僚队伍的纯洁，恢复了正常的选官制度；改变了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的状况，使政府机构得以运转灵活。
《隋唐史》中岑仲勉就此评论说：“政治不走上轨道则已，如其走上轨道，则泛滥之破格，实不可以经久。盖偶然破格，故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躐阶而进，更无异于奖励钻营，姚崇上玄宗十事，其一即请停罢斜封、待阙、员外等官，开元初叶所以致治，未始不由于此。”虽然皇帝亲自整顿“卖官鬻爵”，表面上皇权和官员卖官现象减少，但是私底下，背着皇上，官员“卖官鬻爵”现象越来越严重。唐朝韦皇后和她女儿安乐公主联手卖官，只要交上足够的银两，母女俩就用皇帝的名义通知中书省发布“任职书”。
唐昭宗时的韦贻范拜相，靠封官许愿的手段捞钱，货未出手，先收订金，其部下刘延美为从他手中买官借了巨额高利贷。可没等到兑现，韦贻范的母亲病死。依制丁忧三年，免职回家守丧。那些买官者纷纷吵上门来，要求退还买官钱。韦贻范无奈，守丧仅一月，便迫不及待要求提前恢复相位，好给那些买官债主封官晋爵。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卖官鬻爵”又由皇家出售。唐肃宗李亨即位后，起用李光弼、郭子仪为统帅，并求得回给的援军，合力对抗安史集团。但因“军用匾竭，常赋莫充”，于是乃于江淮、蜀汉地区诏权率贷及卖官爵，“以补时用”。《新唐书?食货志》中记载:“肃宗即位，遗御史郊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昔畜，十收其二，谓之卒贷。……明年，郑叔清与宰相裴冕建议，以天下用度不充，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商贾助军者，给复。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
清朝，买官卖官自由平等。到了清朝，官职已成为一种商品。“卖官鬻爵”也有了新的名称“捐纳”。捐官（捐纳、捐班）即为清政府公开推行的用钱买官制度。清朝吴研人在《俏皮话》中说：“某大人以捐纳致通显。初捐佐杂，既而渐次捐升至道员，俄而得记名，俄而补缺，俄而升官，俄而捐花翎，俄而加头品顶戴，历任至封疆，无非借孔方之力为之。”可见清朝时期买官卖官更开放，清朝也成为历史上唯一把捐纳作为仕官途径的朝代。
清时期规定，除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优伶等不得捐官外，其他人只要有钱，不管是偷、抢还是合伙凑的银子，也不管是市井无赖还是地痞流氓，只要够数，便可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职，而且货真价实。嘉庆年间就出现了比较滑稽的买官事件，《清史稿》载：“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五月丁亥，刑部疏，审明知府王树勋即僧明心，蒙混捐保职官。得旨：枷号两个月，遣戍黑龙江。”和尚花钱买官当市长，这让嘉庆很恼火，遂将和尚发配到边疆。卖官捐纳名目也繁多，赈捐、军火捐、海防捐、工捐、米捐、茶捐，等等。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下诏鼓励富户捐纳，仅山西一省，捐县丞的有12000人。乾隆时，还出现过白米20石可捐一个县丞。
自清朝中叶始至清末，清朝的捐纳制度出现了合法化。《清史稿·选举志》记载，捐纳可分以下四种：一是“捐实官”，只要捐了钱，即可到差或待机补缺；二是“捐前程”，即付了钱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即使一时补不上实缺，也可穿相应级别的官服，使用相应级别的车辆；三是捐考试资格，即付了钱即为监生，有了考举人的资格；四是“捐升迁”，即小官可以花钱买顶大乌纱，因犯错误被革职而丢了乌纱的，也可以花钱买回乌纱，官复原职。其次，范围极广，各级、各地均可以卖官，而且为了“竞争”，各省、各粮台还竞相削价“处理”官职。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更是公开卖官鬻爵，捐纳成为中央及各省地方军饷的重要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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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为何称他“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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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起源是哪里？
被邀请出席新中国开国庆典的帮会大佬
新疆是先有了汉族还是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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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是怎么失去南京的呢
汉灵帝即位之初,虽然年幼，但还是想发奋图强，做一番事业的。这时候他的母亲董太后，急忙地跑来对他说:”你现在当皇帝了，赶紧快想办法弄钱来，要养多多的钱。”
小汉灵帝极是困惑，说:“娘，我现在是皇帝了，这天底下的金银财宝全都是我的，我还有必要再弄钱吗?”
董太后仰天长叹:“孩子啊，钱明明是在别人的手里，让别人花着，让别人快活着，你怎么说钱都是你的?你都让那些坏书生教坏了。告诉你啊，钱这东西，只有到了自己的手中，才算是自己的!”
小汉灵帝还在拼命地挣扎:“娘，你说的那些钱，的确都在老百姓的手中。可这些老百姓都是我的子民啊。现在国家积弱，这就好比水塘中的鱼儿还小，何不等鱼儿长大，等百姓们都富足起来，我们再捞钱也不迟。”
经过董太后的谆谆教诲，心智尚未成熟的汉灵帝，终于走上了捞钱的不归路。大太监张让、赵忠帮他出主意，先是敲诈各地进贡的贡使，而后成立专门卖官的衙司——西园，将朝廷中的所有官位明码标价，言不二价。童叟无欺。
汉灵帝不仅出售空缺的官职，已经任命的官员必须要缴足金额，才可以继续留任。当时有个巨鹿太守司马直，其人为官清正，志向高清。汉灵帝非常欣赏他。担心司马直有意见，将司马直叫来，作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
汉灵帝有个美貌的妃子程氏，听到后大声说:“崔烈那是冀州名士岂是买官之人?假如我是崔烈，绝不会花钱买这个宰相的。”
程氏此言一出，从此名土崔烈声誉尽毁。
毁了也没关系，汉灵帝如其母亲董太后所愿，大发了横财。皇宫里卖官得来的钱，放都放不下，汉灵帝，夜半三更连睡觉都不敢，拿着小铲子在地下偷偷挖坑埋钱。
现在我们明白董卓为什么敢拒命，不出任少府一职了。
少府这个官，也是需要拿钱来买的。让董卓放弃自己的军队，花钱买个屁大”点的官，说不定过几天又降价了。董卓再缺心眼，也不会干这傻事。
当董卓拒绝花钱买少府、移师河东之时，汉灵帝幸福地死在钱堆里。其子刘辩，年方14岁，继位，是为少帝。而这时候大将军何进，则准备将权力从太监手中夺回，为此他发布号令，传董卓入国都勤王。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晁错
汉帝国初建之时，满目疮痍，国力极度羸弱，开国皇帝刘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齐六匹毛色一样的骏马，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穷窘得只好以牛车代步。
国贫民穷之际，如何对待创造财富的商人就成了关键。汉初的几位皇帝，从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对商人采取了看上去很矛盾的政策。
在法律上，汉律基本沿袭了秦律，对商人继续实施蔑视和压抑的原则。天下底定后，亭长出身的刘邦对商人非常反感，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人有两种，一是有文化的人（儒生），一是有钱的人（商人）。他学习秦始皇的办法，把10多万户六国贵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统统迁徙到关中，放到自己的鼻子底下加以监管。他还颁布诏书，严令商贾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华丽的马车，还专门抬高针对他们的租税，以表示对他们的困辱。到了他的儿子惠帝执政时，态度稍稍宽松，不过还是在税赋上采取了歧视的政策，一般人交税一份，商人和奴婢则要交两份。
另外，汉初的几个皇帝还彻底关闭了商人从政的路径，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受到限制，所谓“禁锢不得为吏”。汉文帝规定，有三种人不能当官，分别是商贾（贾人）、入赘的女婿（赘婿）和犯过贪污之罪的官吏，理由是“贵廉洁，贱贪污”。其后的汉景帝在诏书中专门强调“有市籍不得宦”。《史记·平准书》还记载，从惠帝开始就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在分配田地的时候，有“市籍”的贾人也不能获得土地，如果被发现违规，马上就贬为奴婢。
为了缓解财政上的困局，汉初朝廷曾经实行过“纳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甚至还有“入羊为郎”的记录，就是有人牵着羊群换来一顶“郎官”官帽。可夸张的是，就是在推出这一“卖官”制度的时候，朝廷竟也规定，最有可能出钱的商人不在此列。安作璋在《学史集》中便考据说：“汉朝任用官吏是把商人排斥在外的，即使是以富訾选官，也不包括商人在内。”
就在对商人实施了如此蔑视和侮辱性的政策的同时，让人惊奇的是，在实际的微观经济层面，工商业却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记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说，政府改变了自商鞅以来的全面管制政策。“开关梁”——开放关津，“弛山泽之禁”——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这是两大非常重要的政策变动，前者减少了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终汉一代，从此没有再设关征税，统一市场的优势得以展现，后者则把利益最大的资源性产业向民间开放，这两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导致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工商业的繁荣。
▲仓廪殷实
在放松工商的同时，朝廷对农业则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一度甚至还全免田租，长达12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尽量“委曲求全”，通过和亲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
这样的宽松政策——可以说是“休养生息”，也可以说是“放任自流”——实行了70年，主要是在文帝和景帝时期，史称“文景之治”。《史记·平准书》说，汉兴70年间，民间和国库都非常肥腴，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多得更是陈谷叠陈谷，“至腐败不可食”，这当然是前所未见的盛世了。
与此同时，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认定，“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从各种史料见，当时大商人主要集中在四个产业之中，分别是盐铁业、流通业、种植/养殖业和金融业。
盐铁的利益之大，早在管仲时期就已经显现，现在将之开放给民间，当然催生巨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西汉初期的21位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其中，单独列出、比较详细地记载其事迹的有8位，前4个竟...
第一位是四川地区的卓氏。他原本是赵国人，世代靠冶铁致富，秦灭赵国后，卓氏一族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夫妻两人，推着一辆小板车流放他乡。同行的流放俘虏中，稍微有点积蓄的都争着贿赂押解的官兵，希望能安排到距离赵国稍近的葭萌关一带（今四川广元县），只有卓氏说：“此地狭小贫瘠，我听说汶山（即岷山）之下，土地肥沃，地里长满芋类，一辈子不至于挨饿。那里的人们喜欢到集市上做事，喜欢做买卖。”于是要求迁得远一些。押解的官兵就把他们安排到了临邛（今四川邛崃），卓氏到了那里后，就着当地的铁矿资源大搞冶炼铸造，运筹经营，把产品销往滇、蜀各地，不久就富甲天下，家里的奴仆多达千人。他们大起田池，射猎为乐，享乐可比王君。
排在第二位的富豪叫程郑，竟也是在临邛致富的。他是从山东流迁过去的俘虏，与卓氏一样从事冶铸，销售到西南的夷族地区，富裕程度可与卓氏一拼。
第三个冶铁富豪是孔氏。他是魏国大梁人，秦灭魏后，把孔氏流迁到南阳，他就在这里冶铁铸造，修建池塘堤堰。致富之后，孔氏还投身长途贩卖业，带着成队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各国由于他的商业活动而受益，人们称呼他为“游闲公子”。他花钱如流水，赚的却比花掉的要多得多，家里累积的钱财达数千金。南阳一带的生意人都以效仿他的雍容大方为时尚。
第四个富豪是鲁国的曹邴氏，他以炼铁起家，“富至巨万”。跟出手阔绰的孔氏不同，鲁国人生来就节俭吝啬，曹邴氏定有家规，“俯有拾，仰有取”，他还从事高利贷，足迹行遍各地。鲁国一带的人受其影响，大都抛弃学术而追逐财利。
除了上述四位钢铁富豪之外，排在第五位的就是齐国的大盐商刀闲。齐国是东方的商业大国，以沸煮海盐闻名天下，刀闲的致富策略是敢于雇用最多的劳力。一向富足的齐人对奴隶非常轻贱，认为这些人刁悍狡猾，而刀闲则大量地收留他们，让他们去打鱼晒盐，然后带着这些人四处贩卖食盐等货物，结交各地的官吏，终于累积起数千万的财富。那些跟着刀闲的流民也都富裕了起来，因此当地流传民谚曰“宁爵毋刀”，意思是“难道非要去做官吗？还不如去给刀闲当豪奴”。另据史料记载，除了刀闲，当时还有两个有名的大盐商，一个是山东的东郭咸阳，以海盐为业，另一个是山西的罗氏，从事的是池盐业（“擅盐井之利”）。
▲汉代车结构
盐铁之外，第二大致富产业是流通业。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特产繁多，流通之利不可小视。司马迁记载，当时的大运输商拥有上百乘马车，上千辆牛车，有的还有大型船舶，“船长千丈，车百乘，牛车千辆”。其中最出名的是洛阳的师史。他家共计有上百辆运输车辆，在各郡国周游经商，足迹无所不至。洛阳地处齐、楚、秦、赵几个国家的中间地带，四通八达，商风盛行，师史积累的财富达七千万之多。
第三大致富产业是种植/养殖业，司马迁列举了两个商人，分别是任氏和桥姚。
任氏的祖先曾做过看管粮仓的小官，秦朝败亡时，各路豪杰争着抢夺府库里的金玉，而任氏则独独挖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对峙，老百姓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于是，豪杰们抢去的金玉都归到任氏手上，他因此暴富。任氏致富后，并没有奢侈享受，他仍然从事农业和畜养业，还立下家规，“不是自家种的养的东西，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不得饮酒吃肉”。因此，任氏富足了几代，被邻里视为表率，连皇帝也对他颇为器重。
桥姚则是在边陲地区致富的商人，他养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上万只，家中粮食以万钟计算。其发迹故事与向范蠡求教的猗顿有点类似。
第四大致富产业是铸钱业。
汉初允许民间铸钱，不过铸钱需有铜矿资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可得。当时最大的两个铸钱商，一是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子，被封于现今的江苏、浙江一带，此地有丰富的铜山，可以开采铸钱。另外一个是叫邓通的“黄头郎”。
邓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时被征召入宫，在未央宫里当一个划游船的“黄头郎”。据传，有一次汉文帝做梦，梦见自己怎么努力也登不上天，正着急之际，来了一个貌若美玉的黄发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顺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游船，陡见头缠黄巾的邓通，便认定他是自己的“登天贵人”，从此百般宠幸，官至上大夫。汉初诸帝都有同性恋的癖好，所以又有记载邓通与文帝有“断袖之交”。某次，一位善于看相的术士说邓通“当贫饿死”，文帝不以为然，说“我就能让邓通富贵，怎么可能贫穷呢”，于是，把蜀郡的严道铜山（今四川省荥经县宝子山）赐给他，准许其自行铸钱。邓通铸钱很注重质量，其钱币光泽亮、分量足、厚薄匀、质地纯，深得民众喜爱。当时，吴王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则以质地优良取胜，两币流通全国，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邓通因此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官商巨富，日后，“邓通钱”甚至成了货币的代名词。
除了上述四大产业中的超级富商之外，司马迁还十分简略地——仅以十来个字——列举了当时另外一些有名的商人，从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所从事的产业。比如，秦杨，以从事粮食生产而成为一州首富；田叔，靠掘墓的勾当也成了富豪，在今天大抵算是文物贩卖业；桓发，从事的是“博戏”，就是今天的博彩业；雍乐，靠走街串巷的零售成了富足之家；雍伯，贩卖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妆品业；张氏，靠卖“水浆”成了千万级的富豪，在今天就是饮料业；郅氏，生产和贩卖的是“洒削”，抢剪子和磨刀，类似今天的小五金；浊式，买卖的是猪羊杂碎制品，因此致富，这是今天的肉类食品业；张里，从事的是医治马匹的生意，类似今天的兽医业。
这些人致富的秘诀是什么呢？司马迁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诚壹之所致”。就是专心一事，专业经营所带来的。这是商业成功的不朽之理。
细想司马迁的这份“西汉富豪榜”，是很可以再三玩味的。他所记录的当时的富豪不过区区21人，以当时信息传播的落后，能够进入宫廷史家耳中的名字，必已是天下闻名之人。
从这20多位富豪所从事的产业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在有汉一代，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就已成最具赢利性的重要产业，这一特征迄今未改；其二，在商人阶层已经出现专业化经营的萌芽，“富豪榜”中有不少人从事的是薄利多销的手工制造业。譬如贩卖胭脂水粉、贩售“水浆”以及抢剪子和磨刀等，如果没有相当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广泛的销售能力，是不可能积累巨额财富的。然而，雍伯、郅氏等人竟能够因此成为一代富豪，并被写进《货殖列传》，这自然是十分让人好奇的。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的产业究竟做到了多大，以及如何做到那么大的，这些都已经成了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司马迁在记录这些富商故事的同时，也在字里行间表述了自己对财富和商业规律的理解，这可以被看成是汉初思想界的某种共识：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逐利求富是人之常情，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司马迁承认人们追求财富的正当性。
“富好行其德者也。”——一个人富足了，便喜欢行善事、留好名，这与后世流行的“为富不仁”观念有很大的出入。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贫穷的人对比自己有钱的他人一定要有所敬畏，更甚而乐于成为他们的属下。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如果一文不名，就要靠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有一点积累之后，就要动用脑筋，把握商机，靠智力致富，这是追求利益的根本方法。
“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为眼前的利益而奔波的商人可获得百分之三十的利润，不贪图小利且有长远眼光的商人可以得到五成利益。在一个行业中，如果不能得到两成的利益，便称不上是有才华的人。
除了上述的财富观之外，司马迁还对商业经营的规律提出了较系统的看法，将他的三段论述连缀起来，可以读出很多普世的理念。
首先，他把天下的财富分成三大类——本富、末富和奸富。其中，本富就是靠农耕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奸富就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它们有上、中、下之分，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其次，他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要由贫入富，从事农业不如去从事制造业，而从事制造业又不如去从事流通业，刺绣织绢所获得报酬不如在市场上贩卖绢布所得到的多。这表明在汉初，流通业的利润大于制造业，而制造业又高于农业。这恐怕也是古往今来共同的财富累积法则。
▲汉代纺织作坊
最后，司马迁又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要持续地保有财富，那又应该怎么办呢？他的答案是——“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汇财，用本守之。”翻译过来就是：请到商海中去尽情扑腾，贱买贵卖，大把赚钱，然后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
司马迁的这些带有递进性的论述，非常朴素而且富有辩证法的气质，即便在后农耕时代的今天，仍然很难以“落后”来概言之。
他意识到了工商产业的高盈利特征，同时也发现其中的不确定性。他对土地价值的“终极认同”，表明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将土地视为一种“类货币”，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说，“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于由秦汉以至于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当然，进入明清之后，中国的工商业者仍然将产业资本偏执地投注于土地，还有另外的、制度上的原因，这将是我们在本书持续研讨的课题。
所有的危机都是在繁荣的土壤上萌芽起来的。
对一个“家天下”的帝国而言，民众富足及国库充裕，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但同时却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危机的导火线。就在“文景之治”期间，各种新的矛盾已然呈现。
首先是中央集权出现旁落的迹象。刘邦兴汉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众多同姓和功臣裂地建国。当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推出之后，地方诸侯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迅速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其中烈焰最盛者就是吴王刘濞，他不但拥有庞大的铸钱产业，而且吴地靠近东海，既有丰富的铁矿，也是海盐的盛产地，盐、钱、铁三业，让刘濞富甲宇内，他结交各国，逐渐成为一股足以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权贵力量。
除了诸侯兴起之外，商人势力也越来越大。铸铁、煮盐需要大量的人力，动辄千人以上，且聚居于偏远的深山之中或滨海之地，这是一股很难控制的民间力量。铁可以铸成兵器，盐可以获得暴利，人可以转为兵士，另外，从事流通业的富豪有众多的车辆，它们也可以被迅速地改装成战车，因此“豪强大家”就出现了。《史记·平准书》中甚至有富商大贾横行天下、各地诸侯“低首仰给”的记载。鉴于此景，司马迁给这些商人起了一个称号——“素封”，他写道：“当今那些没有官爵和封邑之地的人，却可以在享乐上与权贵相同，这就是素封。”
更可怕的是，权贵与商人似乎正在结成交易同盟，并极大地败坏吏治。《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刀闲、南阳孔氏等人都“连车骑，交守相”，与地方诸侯互动频繁。汉朝虽然有禁止官吏经商的法令，可是执行得并不严厉，因此在众多的史书中都有官员与商人勾结、牟取利益的记载。
就这样，地方诸侯与商贾豪强傍比而起，让长安城里的最高统治者不寒而栗。在皇权体制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从来是一对很难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当中央把权力集于一身的时候，政权可保稳定，但是就会造成地方创新的不足，财富阶层受到国有资本集团的重大压迫，整个社会处在低效率运行的状态之中。而当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时候，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财富阶层将变得十分活跃，经济可获得大发展，然而，中央的政治权威及财政收入会被大大削弱，离心离德和“以邻为壑”的诸侯经济将大行其道，此外还将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因此，如何均衡集权与放权，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踯躅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两千年以降未曾稍改。
文景时期，有两位雄辩的政论家先后对当时的“分权过度”提出了担忧和对策，他们是贾谊和晁错。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是汉初第一个提出重新回归中央集权模式和重农政策的人。他才华横溢，文笔华丽，议论深远，所写的《过秦论》和《治安策》脍炙人口，在当时就被视为思想重镇，《汉书》
那么，如果把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都打压下去之后，国家将如何治理呢？贾谊的对策是，在政治上，实施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他在著名的《过秦论》中评论说，秦始皇“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在经济上，则是重新回到“重农”的道路上去。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写道：“农业兴旺，才是治理天下的正道。粮食多了，有什么做不成的？只要让老百姓全都去务农，都以此为本，天下人各食其力，那些从事商业的人都转而去种地，家畜多而粮食足。这样是可以富安天下的，可惜皇帝还犹豫着不肯实施，多可惜。”
贾谊33岁时就去世了，与他同龄的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继续倡导这一路线。
与书生论政的贾谊不同，晁错深得景帝信任，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副丞相），位列三公，对政策影响重大。他对当时商人崛起的现象提出了更猛烈的抨击，说：“现在法律上虽然轻贱商人，可是他们其实已经富贵起来了，口头上尊崇农业，其实农民已经变得贫贱……商人们因为富厚，就结交王侯，势力比官府还要大，靠着利益的关系权倾一时。”
对于地方诸侯的坐大，晁错比贾谊更为激进，直接提出了“削藩”的主张，即取消王侯封建。公元前155年（景帝二年），晁错上呈《削藩策》，主张对犯罪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其论述矛头首先指向势力最大的吴王刘濞。景帝采纳晁错的献策，先后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
第二年正月，吴王会同胶西王、赵王、楚王等七王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群起叛乱。景帝为了平息众怒，被迫腰斩晁错于西安东市。可是，吴王等人不善罢甘休，继续挺兵，终成“七国之乱”。
在名将窦婴和周亚夫的指挥下，朝廷镇压叛乱，前后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又戏剧性地发生了一个与商人有关的插曲。
朝廷的军队出征之时，居住在长安城中的一些“列侯封君”，为了表明自己忠于中央政权，也纷纷请求带领亲兵随军出征。可是，他们的领地多数都在关东，而长安却在关中（函谷关以西）地区，一时难以置备齐足够的车马、武器乃至盔甲等军用物资，急需筹措金钱去购买，为此，他们只好向长安城中的高利贷商人——时称“子钱家”——借贷。不想，那些人都推说自己手中没有现钱。因为当时七王气焰方张，战局如何发展，一时尚难判断。只有一位叫无盐氏的商人拿出千金贷给那些“列侯封君”，年利息高达十倍。不料仗只打了三个月就结束了，无盐氏因此获利最大，成为关中巨富。
无盐氏发战争财的故事十分传奇，在世界商业史上，可以与19世纪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相参照，后者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因准确预测了拿破仑的失败而获得大利。从无盐氏的故事中，也呈现出当时真实的政商情景。其一，商人的财势已经超过很多权贵，成为一股可以与政府博弈的社会力量；其二，众多长安高利贷者在国家危难之际不肯出贷，无疑让治国者感到商人阶层的不忠和威胁，连司马迁也指责他们“不佐国家之急”。
“七国之乱”平定的13年后，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16岁的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政54年，一改前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把帝国拉回到高度中央集权的轨道之上，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武帝登基之后，血气方刚，在内政和外交上均采取了极其强硬的政策。
对内，他采纳了贾谊曾经提出的主张，颁布《推恩令》，强行要求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其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朝廷向各地委派主管行政和监察工作的刺史，由此空前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思想上，他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学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延续了700年的百花齐放景象到此戛然而止。
中央集权必“统一”国民思想，不过手段各有巧妙，史学家顾颉刚曾比较秦始皇与汉武帝的不同办法：“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对外，武帝则攻伐四野。他不再采取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派卫青和霍去病与之常年作战，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大大扩张了西域版图。在东北方，他派兵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北部），置乐浪等四郡；在南方，则使夜郎、南越政权归附汉朝，在西南先后设立了七个郡。汉帝国版图至此基本成形。在大动兵戈的同时，他还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和修筑道路。
就这样，在20余年的时间里，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硬是把文景两帝留下来的充沛国库消耗一空，史载“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公元前121年，也就是武帝登基的第20年，卫青、霍去病带兵深入大漠，大败匈奴主力，取得对匈战争的最大胜利，浑邪王率四万之众归附大汉，举国上下为之大振。不过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央财政却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况。针对这一状况，为了补充中央收入，汉武帝开始推出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而具体操盘执行的，是一个叫桑弘羊（公元前152—前80年）的商人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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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东汉灭亡的开端，大家第一反应便是黄巾之乱，这大约与脍炙人口的小说《三国演义》第一章便是黄巾军起事有着很大关系。某种程度上说，黄巾之乱打破了“党锢之祸”对豪强士大夫的禁锢，也让他们借着平乱的名义在地方上把私人武装合法化，的确与东汉的覆亡有着颇大的关系。
但黄巾军对东汉王朝造成的破坏与威胁本身，却远比不上这期间发生在凉州地区的大规模变乱。那么，这次凉州大乱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
羌战中成长起来的凉州强军
东汉建立没多久，就与西北边境羌人部族爆发冲突，名将马援曾以平定羌人知名。随后，边境的汉羌冲突又持续百余年，几乎伴随整个东汉王朝一并存续。史书时常把这种冲突归咎于边境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但这显然过于浅层化了。一方面，迁徙的羌人和在河西走廊、陇西等地屯垦的汉人面对有限的资源，为了生存空间难免互相争夺；另一方面，被派到这些地方的许多汉朝官吏无论对羌人还是汉人移民都极尽压榨之能事，不但不能调和，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各方矛盾。到汉朝中后期，这种冲突已经演变成大规模战争。
公元107年是汉羌战争升级的关键之年，汉朝征发西羌部落去西域戍守，后者选择纷纷逃亡，逃亡途中还把河西走廊的州郡抢掠一空。汉朝派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带着号称五万人的大军讨伐西羌部落，依然失利。汉朝不得不从西域撤退，西域都护府从此成为历史名词（后来东汉再度经营西域时只有“长史府”）。双方时战时和，到公元141年，与羌人作战近三十年的汉军宿将马贤阵亡，羌人的势力愈发不可收拾。到汉桓帝统治后期，“凉州三明”登上汉羌战争的舞台。在他们恩威并施的努力下，羌人的大规模叛乱终于告一段落。
张奂、皇甫规、段颎（jiǒng）三位汉军边帅的表字里都有个“明”字，传统史书因此把他们并称为“凉州三明”。然而，他们对羌人的政策完全不同。张奂和皇甫规主抚，在招降羌人之后让他们的部落散居在汉人之中，强制他们适应农耕生活，同化他们。段颎则是“无条件投降”学说的信奉者，主张招降的羌人应该无条件听从汉廷安置，对不服的彻底剿灭。
皇甫规画像。
从实际操作和效果来看，投降张奂、皇甫规的羌人整体上是以部落为单位被安置。如果附近的汉人驻屯军足够强大，或者汉廷给羌人的财政支持足够多，这些羌人部落的确能被逐渐消化，只是成本比较高昂。遗憾的是，汉桓帝时代的财政一直处在危机边缘，通货膨胀严重，汉桓帝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不得不大举卖官。后世刘毅讽刺晋武帝卖官时曾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可见桓灵二帝卖官鬻爵的钱更多是用来填补中央政府财政的巨大黑洞。
因此，哪种方式处理羌人问题更合适，在实际操作中更取决于汉朝财政。而张奂、皇甫规的羌人政策的代价，是当时财政无法负担的。事实上，张奂、皇甫规把东羌的主要大小部落几乎都收降了一遍，但最后几乎再次反叛，羌人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张奂和皇甫规政策的不可行。
段颎杀人如麻，但绝非张奂和司马光描绘的种族灭绝者形象。他的军队中有大量忠于汉朝的精锐羌人雇佣军，如“湟中义从”，核心就是羌族人。段颎要真是一个种族灭绝者，怎么可能有大批精锐羌人武士誓死效忠？段颎最后一次击破东羌时，斩杀一万九千人，仍带了一万多战俘到洛阳献俘，说明只要愿意及时投降，基本是有生路的。段颎的政策更接近于要求羌人无条件投降后接受收编。在段颎对羌政策的框架下，羌人要么作为编户齐民接受汉朝统治，要么在对抗中被杀或被俘成为奴隶。这个政策当然过于粗暴，但这是在汉财政困难的情况下直接有效的策略了。几年战争后，几乎所有反抗汉朝的羌人或死或降，困扰汉朝上百年的羌人问题暂时完全平静下去。段颎对羌人的巨大胜利也让刚死去的刘志获得了一美谥：桓帝。（“辟土服远曰桓，克敬动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
后世对段颎的评价可谓两极分化，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认为：“御之不得其道，虽华夏之民，亦将蜂起而为寇，又可尽诛邪！然则段纪明之为将，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
加上段颎和十常侍中的王甫等人关系不错，段颎在部分史书上成了一个为了战功无比嗜杀的种族灭绝者。而以《后汉书》
纪录片中北戍的汉朝军队。
段颎平定了东羌和西羌的主要敌对部落，此时他留下的主要军事遗产之一便是在平叛时建立起的一支身经百战的强军。段颎最后一次出兵平定东羌的战争中，中央虽然给了数十亿经费，但只给了他数千中央军的士兵，其他万余人都是凉州本地驻屯兵和囚犯，包括精锐的“湟中义从”，也由包括羌人在内的各族雇佣军。等他凯旋时，兵力多达“秦胡步骑五万余”，其中绝大部分是凉州本地的汉人和忠于汉的羌人。汉朝依靠这支力量平定了羌人部落，如果这些人有朝一日成为敌人，必然比羌人部落更难对付。
比黄巾军更难缠的凉州叛军
段颎因为对羌人的胜利而官拜侍中，不久又升迁为执金吾、河南尹，最终两度成为三公之一的太尉。官至太尉的段颎很快会发现，洛阳城内的尔虞我诈比起之前在塞外追杀羌人数千里的酣畅淋漓，简直太可怕了。作为西汉西域都护段会宗的后代，段颎颎身居三公，却因为自己凉州人的出身无法融入朝堂。当时的东汉朝廷，随着察举制度的盛行，官僚的选拔权逐渐被经济和文化上更占优势的关东豪族所把持。
习惯快意恩仇的段颎做出另一种选择：和关东豪族士大夫的死敌宦官集团结盟。然而，关东士大夫在朝堂上的势力相当强大，段颎依附的大宦官王甫不久被酷吏阳球虐杀，段颎受牵连下狱后也在狱中饮鸩自杀，昔日威震西土的名将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在洛阳狱中。
理论上，要想维持一支战斗力强劲的边境大军对中央政权的效忠并不难：提供良好的升迁渠道和优厚的待遇，让这些精锐军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至少和战斗力相匹配。但正如反叛羌人部落的剿抚问题一样，边境精锐部队的待遇本质上是一个财政问题。当中央朝廷无力在社会地位和财富上满足精锐边兵，这些有着强大战斗力的群体往往会成为社会的乱源，最典型的是北魏六镇大叛乱或者明末东江军的登莱之乱。
北魏六镇的地理位置。
段颎死后，他在平定叛羌时招募的汉羌混合精锐部队，成了爹不疼娘不爱的边缘群体，段颎死后失去了有效上升的渠道。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现在和昔日平定的羌人部落一样，对汉朝已经彻底失望，只缺少一个让自己的不满汇聚爆发的良机。而黄巾之乱恰恰让凉州人得到了一个挑战汉朝权威的机会。
与黄巾起义几乎同时，凉州爆发了一些小规模民变，段颎留下的大批汉羌精锐能轻松镇压。但是，当前去镇压“湟中义从”精锐选择大批加入叛乱时，局势一下子变成了边境精锐的反叛。叛军从“湟中义从”中选出两位将领——北宫伯玉和李文侯作为自己的领袖，时任护羌校尉泠征措手不及，遭到攻杀。随后，在其他“义从”中服役的王国、宋建等凉州军人纷纷起兵响应，凉州叛乱一时呈燎原之势。这些不同的“义从”，都是段颎平定叛羌时从凉州本地招募的汉、羌等族勇士。接着，刚在洛阳拒绝了何进征辟返乡的凉州名士韩约，以及凉州名士边允一起加盟叛军阵营，被拥立为领袖并改名为韩遂、边章。连何进都表示器重的豪族都加盟，意味着凉州的叛乱已经从中下层军人的不满逐渐演变成凉州大范围动乱。
有了名士加盟后，凉州叛军不再是乱哄哄的，他们竟公开打出了“诛杀宦官”的旗号来争取政治支持。汉灵帝选择派段颎曾经的左膀右臂夏育担任新的护羌校尉，希望借助他昔日威名来控制局面。然而在凉州人看来，夏育不过是向朝廷求荣的叛徒，且他在七八年前对鲜卑的战争中惨败，威名也不复当年，很快被老部下组成的叛军击败。东汉政府在凉州的地盘只剩下汉阳郡等少数几个地方。
叛军也不打算去死啃这几个对汉死忠的州郡，而选择直接在第二年初进攻长安周边的三辅区域。汉灵帝派出了皇甫嵩、董卓、孙坚等将领组成的全明星阵容抵抗叛军。皇甫嵩在大半年前曾带兵横扫黄巾军，而此刻面对凉州叛军也极为吃力，双方在三辅地区拉锯小半年，汉军仍然没获得优势。于是，汉灵帝派张温接任皇甫嵩车骑将军之职负责平叛，双方在长安西边的美阳继续对峙。张温本人连同他麾下的董卓、孙坚都在这期间成为叛军手下败将，孙坚在其中的一次会战中更差点阵亡，最后丢掉官印狂奔，勉强逃命。
但叛军攻坚能力跟不上，双方都对峙到筋疲力尽之时，一颗流星闪过了叛军的军营。叛军因此人心浮动，韩遂准备撤军。董卓获得这个珍贵的情报，与几位同僚在第二天发起总攻，终于获得一次辉煌胜利，斩杀数千人。认为叛军大势已去的张温指挥汉军十多万人，兵分六路向凉州发起大规模反攻。
张温的判断力出了大问题，叛军在客场都是胜多败少，只是长期对峙下被迫撤退，汉军最大的一次胜利是靠着对方军营附近坠星的偶然因素。现在张温这波六路反攻，等于去叛军的主场作战，双方的后勤和士气对比顿时逆转。这一年，有一位大臣刘陶给汉灵帝上书时曾说道：“现在西边的叛军，擅自拥立将帅作乱。这些人都是段颎（讨伐叛羌）时任命的军官，一个个晓习战阵，对凉州的山川地理也无比熟悉、狡诈得很。”在段颎麾下和叛羌作战的汉羌士兵们，现在构成了叛军的骨干，成为汉朝不共戴天的敌人。在他们曾击败过叛羌的主场，轻率发起反击的汉军很快遭遇了凉州叛乱以来的最大失败。这次的六路反攻中，有两路汉军的战事得到详细记载。
影视剧中的张温。
周慎、孙坚率军三万追击韩遂、边章的主力，在榆中城一带对峙。孙坚向上司周慎献计，建议在城外河谷下游的桑园峡地区截断义从粮道，然而本土作战的韩遂、边章先发制人控制桑园峡，对榆中进行围城的汉军反而被叛军断了粮道，随后一败涂地，在付出惨重损失后勉强逃回。这个以孙坚为主角的故事用了“天才孙坚和无能上司周慎”的模板，但汉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面对本土作战、军事素质高超的凉州精锐叛军，贸然深入客场作战本来就胜算极小。
另一路则是董卓所部，他在这次六路出击中，在天水附近被叛军包围，军粮即将耗尽。董卓让军队装出捕鱼充饥的样子，实际修建了一道堤坝将河流阻断，并把河水引流到堤坝中，把堤坝作为蓄水池。随后董卓指挥军队连夜从堤坝下方通过，随后决堤，利用水流阻止叛军的第一时间追击。董卓这次明显也打了败仗，但因为用计全师而退，竟然因此升任前将军，足以看出另外五路汉军败得有多惨。
连年的战争让凉州发生饥荒，叛军因此也无法追击失败的汉军，被迫在凉州休整。汉军与凉州叛军之间进入了一段时间的停战期。
马腾与韩遂的双雄并立
汉廷和叛军因为凉州饥荒而在很长时间内相安无事。但是朝廷新任命的凉州刺史耿鄙却似乎认识不清自己，而且自信过了头：叛军骨干是连朝廷六路大军都无力对付的段颎旧部，耿鄙竟然认为依靠在凉州本土招兵买马就可以一举讨平。结果不出人意料：他招兵买马纳入麾下的凉州本土实力派马腾、李相如等人纷纷倒戈，加入叛军。于是耿鄙本人兵败被杀，剩下的幕僚在他败亡后被裹挟加入叛军，其中最有名的是此时在耿鄙手下担任从事的庞德。耿鄙一味蛮干的结果是，汉朝在凉州的几个主要残余据点全部被拔除或者起兵，凉州全境彻底沦于叛军之手。
叛军再次向关中进发，一路打到长安西边的重镇陈仓。作为四十年后以少量兵力就能防御住诸葛亮主力的坚固城池，陈仓挺住了叛军围攻。汉灵帝重新起用名将皇甫嵩，并让董卓等人接受他的节制，一同带领汉军救援陈仓城。叛军此时在城下驻军日久被迫撤围，结果被以逸待劳的皇甫嵩追上并大败。
陈仓与都城长安的地理位置。
此战之后，叛军退回凉州，内部领袖之间开始了一系列博弈。在耿鄙作死之前的休战期，韩遂已经火并了与自己齐名的边章和叛军最早的领袖北宫伯玉、李文侯等人，基本控制了第一波叛军。而在耿鄙的折腾中主动或被动加入叛军的这批人中，地位最高的则是马腾。除了韩遂、马腾之外，各路小军阀也纷纷登台，甚至有宋建这样占据一座城就敢关起门来称王置百官的。
但对朝廷伤害最大的还不是这些占据凉州、威胁关中的军阀们。最初，段颎在西部主持对羌战事时，向洛阳朝廷推荐了董卓。在董卓眼里，段颎才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人、而非给段颎面子才推举他的袁家。看到恩主段颎惨淡结局的董卓很快迎来自己操盘的机会，并且成为东汉王朝的梦魇。这段故事人尽皆知，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影视剧中的董卓。
董卓迁都长安后，曾经笼络马腾、韩遂这两个凉州老乡一起对抗关东诸侯。双方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韩遂、马腾带兵拜见董卓，结果还在路上，董卓就被刺杀了。李傕、郭汜上台后，封韩遂为镇西将军，马腾为征西将军，还让出了一部分关中地盘，连董卓生前打算养老的郿县都交给马腾驻守，这里距离长安城不过一百公里左右。
李傕、郭汜把控下的长安朝廷与韩遂、马腾就这么和谐相处了近两年。后来，在长安西边郿县驻守的马腾有求于李傕，李傕不知为何拒绝了。马腾大怒，招兵买马准备武力解决，并拒绝汉献帝使节的调解。而在凉州本土的韩遂打着调停的旗号带兵赶来后，选择和马腾结盟一起对付李傕、郭汜等人。
马腾在郿县驻扎的这些时间，和朝廷有着频繁往来，因此发展了不少内应。谏议大夫种邵、侍中马宇都暗中加入了他的阵营。益州牧刘焉在朝的两个儿子刘范、刘诞也加入了马腾一方。刘焉应儿子要求，从益州派出一支五千人的军队，由一名叫孙肇的将领统帅增援他们。朝廷里支持韩遂、马腾的这一派得到孙肇所部兵力后在右扶风地界自守，保护韩遂、马腾军后方，没有直接参战。
影视剧中的马腾（上）和韩遂（下）。
韩遂、马腾军在一个叫长平观的地方和李傕方展开决战。李傕本人留在朝中坐镇，前线将领主要有他的侄儿李利、郭汜和樊稠。李利所部初战不利，自认为资格更老的樊稠大怒，让人对李利传话：“别人要你叔父的人头，你还敢不拼命，以为我不能杀你吗？”最后，李、郭、樊三人所部大破韩、马所部。随后，他们又击败并斩杀了种邵、刘范、刘诞等人，导致刘焉只剩下暗弱的刘璋一个儿子，为刘备二十年后入主西川扫清障碍。韩、马败退途中，追击的樊稠与韩遂有旧，也深知穷寇莫追的道理，于是和韩遂相谈甚欢，随后便不再追击。
韩遂、马腾此战损失颇大，从此退回凉州地界。没有机会再扩张的凉州叛军，陷入存量博弈状态，分成越来越多派系的军阀混战不已，力量自然遭到了极大的削弱。韩遂与马腾之间的战事似乎是最激烈的，按照《典略》：“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
这里的“妻子”当指妻子与儿子，可见其仇恨之深。在他们的激战中，韩遂的心腹阎行几乎阵斩以勇武著称的马超，可以说是打得昏天黑地。当时曹操已经崛起，韩遂、马腾在袁曹之争中逐步倒向了曹操，与韩遂斗争中逐步居于下风的马腾，最后干脆选择接受曹操的征召入朝为官。
而让马腾始料未及的是，赤壁之战后的曹操决定收拾关西各路军阀，借着征伐张鲁的名义假道伐虢。在曹操的威逼之下，关中与凉州的各路军阀空前团结，马腾的儿子马超与自己几十年来的头号对手兼头号盟友韩遂也被迫联合在一起，并说出了“今超弃父，以将军为父，将军亦当弃子，以超为子”的名言，最终马腾全家也因此被曹操处死。最后，关中和凉州的各路军阀，在曹操的打击下烟消云散。
到这时，几乎与黄巾军同时崛起的凉州军阀，终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反而是此时只身逃亡到蜀中的马超，随着《三国演义》的渲染，将在历史上留下超越所有凉州军阀的名声与印记。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集解》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
2.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12.4
3.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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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东汉灭亡的开端，大家第一反应便是黄巾之乱，这大约与脍炙人口的小说《三国演义》第一章便是黄巾军起事有着很大关系。某种程度上说，黄巾之乱打破了“党锢之祸”对豪强士大夫的禁锢，也让他们借着平乱的名义在地方上把私人武装合法化，的确与东汉的覆亡有着颇大的关系。
但黄巾军对东汉王朝造成的破坏与威胁本身，却远比不上这期间发生在凉州地区的大规模变乱。那么，这次凉州大乱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
羌战中成长起来的凉州强军
东汉建立没多久，就与西北边境羌人部族爆发冲突，名将马援曾以平定羌人知名。随后，边境的汉羌冲突又持续百余年，几乎伴随整个东汉王朝一并存续。史书时常把这种冲突归咎于边境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但这显然过于浅层化了。一方面，迁徙的羌人和在河西走廊、陇西等地屯垦的汉人面对有限的资源，为了生存空间难免互相争夺；另一方面，被派到这些地方的许多汉朝官吏无论对羌人还是汉人移民都极尽压榨之能事，不但不能调和，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各方矛盾。到汉朝中后期，这种冲突已经演变成大规模战争。
公元107年是汉羌战争升级的关键之年，汉朝征发西羌部落去西域戍守，后者选择纷纷逃亡，逃亡途中还把河西走廊的州郡抢掠一空。汉朝派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带着号称五万人的大军讨伐西羌部落，依然失利。汉朝不得不从西域撤退，西域都护府从此成为历史名词（后来东汉再度经营西域时只有“长史府”）。双方时战时和，到公元141年，与羌人作战近三十年的汉军宿将马贤阵亡，羌人的势力愈发不可收拾。到汉桓帝统治后期，“凉州三明”登上汉羌战争的舞台。在他们恩威并施的努力下，羌人的大规模叛乱终于告一段落。
张奂、皇甫规、段颎（jiǒng）三位汉军边帅的表字里都有个“明”字，传统史书因此把他们并称为“凉州三明”。然而，他们对羌人的政策完全不同。张奂和皇甫规主抚，在招降羌人之后让他们的部落散居在汉人之中，强制他们适应农耕生活，同化他们。段颎则是“无条件投降”学说的信奉者，主张招降的羌人应该无条件听从汉廷安置，对不服的彻底剿灭。
皇甫规画像。
从实际操作和效果来看，投降张奂、皇甫规的羌人整体上是以部落为单位被安置。如果附近的汉人驻屯军足够强大，或者汉廷给羌人的财政支持足够多，这些羌人部落的确能被逐渐消化，只是成本比较高昂。遗憾的是，汉桓帝时代的财政一直处在危机边缘，通货膨胀严重，汉桓帝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不得不大举卖官。后世刘毅讽刺晋武帝卖官时曾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可见桓灵二帝卖官鬻爵的钱更多是用来填补中央政府财政的巨大黑洞。
因此，哪种方式处理羌人问题更合适，在实际操作中更取决于汉朝财政。而张奂、皇甫规的羌人政策的代价，是当时财政无法负担的。事实上，张奂、皇甫规把东羌的主要大小部落几乎都收降了一遍，但最后几乎再次反叛，羌人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张奂和皇甫规政策的不可行。
段颎杀人如麻，但绝非张奂和司马光描绘的种族灭绝者形象。他的军队中有大量忠于汉朝的精锐羌人雇佣军，如“湟中义从”，核心就是羌族人。段颎要真是一个种族灭绝者，怎么可能有大批精锐羌人武士誓死效忠？段颎最后一次击破东羌时，斩杀一万九千人，仍带了一万多战俘到洛阳献俘，说明只要愿意及时投降，基本是有生路的。段颎的政策更接近于要求羌人无条件投降后接受收编。在段颎对羌政策的框架下，羌人要么作为编户齐民接受汉朝统治，要么在对抗中被杀或被俘成为奴隶。这个政策当然过于粗暴，但这是在汉财政困难的情况下直接有效的策略了。几年战争后，几乎所有反抗汉朝的羌人或死或降，困扰汉朝上百年的羌人问题暂时完全平静下去。段颎对羌人的巨大胜利也让刚死去的刘志获得了一美谥：桓帝。（“辟土服远曰桓，克敬动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
后世对段颎的评价可谓两极分化，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认为：“御之不得其道，虽华夏之民，亦将蜂起而为寇，又可尽诛邪！然则段纪明之为将，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
加上段颎和十常侍中的王甫等人关系不错，段颎在部分史书上成了一个为了战功无比嗜杀的种族灭绝者。而以《后汉书》
纪录片中北戍的汉朝军队。
段颎平定了东羌和西羌的主要敌对部落，此时他留下的主要军事遗产之一便是在平叛时建立起的一支身经百战的强军。段颎最后一次出兵平定东羌的战争中，中央虽然给了数十亿经费，但只给了他数千中央军的士兵，其他万余人都是凉州本地驻屯兵和囚犯，包括精锐的“湟中义从”，也由包括羌人在内的各族雇佣军。等他凯旋时，兵力多达“秦胡步骑五万余”，其中绝大部分是凉州本地的汉人和忠于汉的羌人。汉朝依靠这支力量平定了羌人部落，如果这些人有朝一日成为敌人，必然比羌人部落更难对付。
比黄巾军更难缠的凉州叛军
段颎因为对羌人的胜利而官拜侍中，不久又升迁为执金吾、河南尹，最终两度成为三公之一的太尉。官至太尉的段颎很快会发现，洛阳城内的尔虞我诈比起之前在塞外追杀羌人数千里的酣畅淋漓，简直太可怕了。作为西汉西域都护段会宗的后代，段颎颎身居三公，却因为自己凉州人的出身无法融入朝堂。当时的东汉朝廷，随着察举制度的盛行，官僚的选拔权逐渐被经济和文化上更占优势的关东豪族所把持。
习惯快意恩仇的段颎做出另一种选择：和关东豪族士大夫的死敌宦官集团结盟。然而，关东士大夫在朝堂上的势力相当强大，段颎依附的大宦官王甫不久被酷吏阳球虐杀，段颎受牵连下狱后也在狱中饮鸩自杀，昔日威震西土的名将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在洛阳狱中。
理论上，要想维持一支战斗力强劲的边境大军对中央政权的效忠并不难：提供良好的升迁渠道和优厚的待遇，让这些精锐军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至少和战斗力相匹配。但正如反叛羌人部落的剿抚问题一样，边境精锐部队的待遇本质上是一个财政问题。当中央朝廷无力在社会地位和财富上满足精锐边兵，这些有着强大战斗力的群体往往会成为社会的乱源，最典型的是北魏六镇大叛乱或者明末东江军的登莱之乱。
北魏六镇的地理位置。
段颎死后，他在平定叛羌时招募的汉羌混合精锐部队，成了爹不疼娘不爱的边缘群体，段颎死后失去了有效上升的渠道。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现在和昔日平定的羌人部落一样，对汉朝已经彻底失望，只缺少一个让自己的不满汇聚爆发的良机。而黄巾之乱恰恰让凉州人得到了一个挑战汉朝权威的机会。
与黄巾起义几乎同时，凉州爆发了一些小规模民变，段颎留下的大批汉羌精锐能轻松镇压。但是，当前去镇压“湟中义从”精锐选择大批加入叛乱时，局势一下子变成了边境精锐的反叛。叛军从“湟中义从”中选出两位将领——北宫伯玉和李文侯作为自己的领袖，时任护羌校尉泠征措手不及，遭到攻杀。随后，在其他“义从”中服役的王国、宋建等凉州军人纷纷起兵响应，凉州叛乱一时呈燎原之势。这些不同的“义从”，都是段颎平定叛羌时从凉州本地招募的汉、羌等族勇士。接着，刚在洛阳拒绝了何进征辟返乡的凉州名士韩约，以及凉州名士边允一起加盟叛军阵营，被拥立为领袖并改名为韩遂、边章。连何进都表示器重的豪族都加盟，意味着凉州的叛乱已经从中下层军人的不满逐渐演变成凉州大范围动乱。
有了名士加盟后，凉州叛军不再是乱哄哄的，他们竟公开打出了“诛杀宦官”的旗号来争取政治支持。汉灵帝选择派段颎曾经的左膀右臂夏育担任新的护羌校尉，希望借助他昔日威名来控制局面。然而在凉州人看来，夏育不过是向朝廷求荣的叛徒，且他在七八年前对鲜卑的战争中惨败，威名也不复当年，很快被老部下组成的叛军击败。东汉政府在凉州的地盘只剩下汉阳郡等少数几个地方。
叛军也不打算去死啃这几个对汉死忠的州郡，而选择直接在第二年初进攻长安周边的三辅区域。汉灵帝派出了皇甫嵩、董卓、孙坚等将领组成的全明星阵容抵抗叛军。皇甫嵩在大半年前曾带兵横扫黄巾军，而此刻面对凉州叛军也极为吃力，双方在三辅地区拉锯小半年，汉军仍然没获得优势。于是，汉灵帝派张温接任皇甫嵩车骑将军之职负责平叛，双方在长安西边的美阳继续对峙。张温本人连同他麾下的董卓、孙坚都在这期间成为叛军手下败将，孙坚在其中的一次会战中更差点阵亡，最后丢掉官印狂奔，勉强逃命。
但叛军攻坚能力跟不上，双方都对峙到筋疲力尽之时，一颗流星闪过了叛军的军营。叛军因此人心浮动，韩遂准备撤军。董卓获得这个珍贵的情报，与几位同僚在第二天发起总攻，终于获得一次辉煌胜利，斩杀数千人。认为叛军大势已去的张温指挥汉军十多万人，兵分六路向凉州发起大规模反攻。
张温的判断力出了大问题，叛军在客场都是胜多败少，只是长期对峙下被迫撤退，汉军最大的一次胜利是靠着对方军营附近坠星的偶然因素。现在张温这波六路反攻，等于去叛军的主场作战，双方的后勤和士气对比顿时逆转。这一年，有一位大臣刘陶给汉灵帝上书时曾说道：“现在西边的叛军，擅自拥立将帅作乱。这些人都是段颎（讨伐叛羌）时任命的军官，一个个晓习战阵，对凉州的山川地理也无比熟悉、狡诈得很。”在段颎麾下和叛羌作战的汉羌士兵们，现在构成了叛军的骨干，成为汉朝不共戴天的敌人。在他们曾击败过叛羌的主场，轻率发起反击的汉军很快遭遇了凉州叛乱以来的最大失败。这次的六路反攻中，有两路汉军的战事得到详细记载。
影视剧中的张温。
周慎、孙坚率军三万追击韩遂、边章的主力，在榆中城一带对峙。孙坚向上司周慎献计，建议在城外河谷下游的桑园峡地区截断义从粮道，然而本土作战的韩遂、边章先发制人控制桑园峡，对榆中进行围城的汉军反而被叛军断了粮道，随后一败涂地，在付出惨重损失后勉强逃回。这个以孙坚为主角的故事用了“天才孙坚和无能上司周慎”的模板，但汉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面对本土作战、军事素质高超的凉州精锐叛军，贸然深入客场作战本来就胜算极小。
另一路则是董卓所部，他在这次六路出击中，在天水附近被叛军包围，军粮即将耗尽。董卓让军队装出捕鱼充饥的样子，实际修建了一道堤坝将河流阻断，并把河水引流到堤坝中，把堤坝作为蓄水池。随后董卓指挥军队连夜从堤坝下方通过，随后决堤，利用水流阻止叛军的第一时间追击。董卓这次明显也打了败仗，但因为用计全师而退，竟然因此升任前将军，足以看出另外五路汉军败得有多惨。
连年的战争让凉州发生饥荒，叛军因此也无法追击失败的汉军，被迫在凉州休整。汉军与凉州叛军之间进入了一段时间的停战期。
马腾与韩遂的双雄并立
汉廷和叛军因为凉州饥荒而在很长时间内相安无事。但是朝廷新任命的凉州刺史耿鄙却似乎认识不清自己，而且自信过了头：叛军骨干是连朝廷六路大军都无力对付的段颎旧部，耿鄙竟然认为依靠在凉州本土招兵买马就可以一举讨平。结果不出人意料：他招兵买马纳入麾下的凉州本土实力派马腾、李相如等人纷纷倒戈，加入叛军。于是耿鄙本人兵败被杀，剩下的幕僚在他败亡后被裹挟加入叛军，其中最有名的是此时在耿鄙手下担任从事的庞德。耿鄙一味蛮干的结果是，汉朝在凉州的几个主要残余据点全部被拔除或者起兵，凉州全境彻底沦于叛军之手。
叛军再次向关中进发，一路打到长安西边的重镇陈仓。作为四十年后以少量兵力就能防御住诸葛亮主力的坚固城池，陈仓挺住了叛军围攻。汉灵帝重新起用名将皇甫嵩，并让董卓等人接受他的节制，一同带领汉军救援陈仓城。叛军此时在城下驻军日久被迫撤围，结果被以逸待劳的皇甫嵩追上并大败。
陈仓与都城长安的地理位置。
此战之后，叛军退回凉州，内部领袖之间开始了一系列博弈。在耿鄙作死之前的休战期，韩遂已经火并了与自己齐名的边章和叛军最早的领袖北宫伯玉、李文侯等人，基本控制了第一波叛军。而在耿鄙的折腾中主动或被动加入叛军的这批人中，地位最高的则是马腾。除了韩遂、马腾之外，各路小军阀也纷纷登台，甚至有宋建这样占据一座城就敢关起门来称王置百官的。
但对朝廷伤害最大的还不是这些占据凉州、威胁关中的军阀们。最初，段颎在西部主持对羌战事时，向洛阳朝廷推荐了董卓。在董卓眼里，段颎才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人、而非给段颎面子才推举他的袁家。看到恩主段颎惨淡结局的董卓很快迎来自己操盘的机会，并且成为东汉王朝的梦魇。这段故事人尽皆知，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影视剧中的董卓。
董卓迁都长安后，曾经笼络马腾、韩遂这两个凉州老乡一起对抗关东诸侯。双方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韩遂、马腾带兵拜见董卓，结果还在路上，董卓就被刺杀了。李傕、郭汜上台后，封韩遂为镇西将军，马腾为征西将军，还让出了一部分关中地盘，连董卓生前打算养老的郿县都交给马腾驻守，这里距离长安城不过一百公里左右。
李傕、郭汜把控下的长安朝廷与韩遂、马腾就这么和谐相处了近两年。后来，在长安西边郿县驻守的马腾有求于李傕，李傕不知为何拒绝了。马腾大怒，招兵买马准备武力解决，并拒绝汉献帝使节的调解。而在凉州本土的韩遂打着调停的旗号带兵赶来后，选择和马腾结盟一起对付李傕、郭汜等人。
马腾在郿县驻扎的这些时间，和朝廷有着频繁往来，因此发展了不少内应。谏议大夫种邵、侍中马宇都暗中加入了他的阵营。益州牧刘焉在朝的两个儿子刘范、刘诞也加入了马腾一方。刘焉应儿子要求，从益州派出一支五千人的军队，由一名叫孙肇的将领统帅增援他们。朝廷里支持韩遂、马腾的这一派得到孙肇所部兵力后在右扶风地界自守，保护韩遂、马腾军后方，没有直接参战。
影视剧中的马腾（上）和韩遂（下）。
韩遂、马腾军在一个叫长平观的地方和李傕方展开决战。李傕本人留在朝中坐镇，前线将领主要有他的侄儿李利、郭汜和樊稠。李利所部初战不利，自认为资格更老的樊稠大怒，让人对李利传话：“别人要你叔父的人头，你还敢不拼命，以为我不能杀你吗？”最后，李、郭、樊三人所部大破韩、马所部。随后，他们又击败并斩杀了种邵、刘范、刘诞等人，导致刘焉只剩下暗弱的刘璋一个儿子，为刘备二十年后入主西川扫清障碍。韩、马败退途中，追击的樊稠与韩遂有旧，也深知穷寇莫追的道理，于是和韩遂相谈甚欢，随后便不再追击。
韩遂、马腾此战损失颇大，从此退回凉州地界。没有机会再扩张的凉州叛军，陷入存量博弈状态，分成越来越多派系的军阀混战不已，力量自然遭到了极大的削弱。韩遂与马腾之间的战事似乎是最激烈的，按照《典略》：“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
这里的“妻子”当指妻子与儿子，可见其仇恨之深。在他们的激战中，韩遂的心腹阎行几乎阵斩以勇武著称的马超，可以说是打得昏天黑地。当时曹操已经崛起，韩遂、马腾在袁曹之争中逐步倒向了曹操，与韩遂斗争中逐步居于下风的马腾，最后干脆选择接受曹操的征召入朝为官。
而让马腾始料未及的是，赤壁之战后的曹操决定收拾关西各路军阀，借着征伐张鲁的名义假道伐虢。在曹操的威逼之下，关中与凉州的各路军阀空前团结，马腾的儿子马超与自己几十年来的头号对手兼头号盟友韩遂也被迫联合在一起，并说出了“今超弃父，以将军为父，将军亦当弃子，以超为子”的名言，最终马腾全家也因此被曹操处死。最后，关中和凉州的各路军阀，在曹操的打击下烟消云散。
到这时，几乎与黄巾军同时崛起的凉州军阀，终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反而是此时只身逃亡到蜀中的马超，随着《三国演义》的渲染，将在历史上留下超越所有凉州军阀的名声与印记。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集解》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
2.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12.4
3.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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