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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而说起小泽征尔，你如果只想到三大东方指挥家、波士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那还不够！正值他 84岁生日之际，我们就来了解下这位老顽童。
小泽征尔，日本著名指挥家。1935年9月1日生于沈阳。24岁获法国贝桑松国际青年指挥大赛冠军。1961年开始在纽约爱乐乐团担任副指挥。历任芝加哥拉维尼亚音乐节、多伦多交响乐团、旧金山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被誉为“世界三大东方指挥家”之一。曾多次来华访问演出，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他在中国出生
1935年，小泽征尔出生在中国沈阳，他在中国居住了近六年，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他们全家才回了日本东京。
因此，小泽征尔的童年一直是在中国度过的，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战争让他懂得了人性之善的可贵。
改革开放后的音乐使者
1978年，小泽征尔来到中国，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演出。邓小平亲自接待了这位日本指挥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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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小泽征尔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访问，聆听二胡独奏《二泉映月》。他当场掩面而泣，从坐着的椅子上跪了下去。
1994年，他回到出生地沈阳，以令人钦佩的耐心和专注力，指导当时还不是很成熟的辽宁交响乐团演奏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
中国音乐家的好朋友
在音乐上，他与中国的音乐家们交流密切，“现在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各国的技巧也都很好，人数也很多。但今后的问题是，有多少人能真正懂音乐，这才是关键。我想把在日本所教的东西，让中国人也能掌握起来。”
深受卡拉扬的影响
在一次由卡拉扬主持的国际卡拉扬指挥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这次比赛实际上是卡拉扬收学生的选拔赛，于是他便有幸留在了西柏林，在这个伟大的指挥前辈手下进行难得的深造。
小泽征尔既感激卡拉扬对他的恩惠：“他总是为我腾出时间”。
“有一次我打电话向他请教一部歌剧，我知道他已多年没指挥那部歌剧了。我敢肯定他来不及看总谱，而他竟跟我一起过了一遍，每个细节都正确无误。唯一的麻烦是他的话难于听懂”。
想来真有意思，小泽征尔那带日本腔的英语同卡拉扬既含糊又有德语口音的英语正好配对儿。幸好他们谈论的是音乐。
与伯恩斯坦关系密切
1961年，小泽征尔被另指挥大师伯恩斯坦看中，他不但将小泽征尔收为弟子，同时还聘请他担任了纽约爱乐乐团的副指挥。
1963年，他在美国芝加哥的拉维尼亚夏季音乐节上，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举行了音乐会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遂被邀请担任了该音乐节下一届的音乐指导和指挥。
1970年至1976年，小泽征尔一直是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与常任指挥，他在旧金山交响乐团工作得十分出色，获得了极大的世界声誉。
同年，波士顿交响乐团聘请小泽征尔担任音乐指导与常任指挥，到了1976年，小泽征尔辞去了旧金山交响乐团常任指挥的职务，而专心地将自己的事业寄托在波士顿交响乐团身上了。
小泽征尔与村上春树
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与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缘分来自于《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这本书，关于古典音乐、关于人生的“公开课”，荣获小林秀雄奖。
从日本神奈川到东京，从美国檀香山到瑞士日内瓦湖畔，在驶往巴黎的特快列车上，小泽征尔与村上春树在一个个暖茶与点心陪伴的午后，一边欣赏古典音乐，一边畅谈音乐、文学与人生。
小泽征尔娓娓道来的传奇经历，令人感动不已；村上春树的谦恭与音乐品味，更让人深深感佩。
徜徉字里行间，既能从大师的脚步中汲取人生力量，亦能从妙趣横生的对谈中享受文字之美和音乐之美。
小泽征尔在初抗食道癌的那一年，曾表达过76岁的执念。而如今也希望84岁的他能够一直身体健康，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演出。
大师84岁生日快乐！
综合自橄榄古典音乐、豆瓣图书等
编辑：姜方
又到“9.18”，忽然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著名音乐家、亚洲三大名指挥之一的小泽征尔。这个姓名里集中了中国三大仇人的名字，于“9.18”而言，有着特别的关联。
小泽征尔的父亲小泽开作是一个医生，同时又是一个狂热的“满洲拓殖、满洲建国”的鼓吹者，当年曾经当面质问关东军司令：“为什么不能占领满洲，难道关东军都是用的竹刀吗？”不等关东军长官说话，旁边坐着的一个中佐站起来说到：“对待张学良，用竹刀就够了！”让小泽倍感振奋。这个中佐就是号称“昭和三大参谋”之一的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是日军中的一个异类，从小顽劣不堪，但天资聪明，是挑起二战的一名重要战犯，可惜最后漏网了。
网上有人说石原慎太郎是石原莞尔的儿子，这是典型的胡扯。八卦一下吧，石原莞尔一生都与这厮胯下那玩意儿纠缠不休，也导致他没有后代。石原在上陆军幼年学校时，老师要求画一幅素描。（顺便说，日本陆军军官都会画画，主要是日本的军校教育中把画画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因为在实战中需要准确地画出战场形势图）石原接到这一作业后，竟然跑到厕所把自己的胯下之物画了下来，旁边写上“我的宝贝”，老师见到这份作业后勃然大怒，决意要开除他，最后是有人说这个孩子功课很好，好劝歹劝才没开除他。后来他考进陆军士官学校，照样胡闹，只是凭借自己的聪明，使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但学校实在不能只凭分数让他进入全校前五名（因为前五名有资格被皇太子颁授银怀表奖励），结果给了他一个第六名。陆士毕业后在部队里混了两年，之后又考进了陆军大学校，成为了“天宝钱组”（因为陆大的校徽像日本的天宝年代的铜钱，所以陆大毕业生被称为“天宝钱组”），在陆大这家伙照样劣迹斑斑但功课一流，最后学校考虑到如果按照成绩他是第一名，而第一名是要代表学员在毕业典礼上演讲，真怕这小子到时候会胡说八道，最后还是不能给他第一名的名次，以第二名的名次跻身陆军精英的“军刀组”（陆大前五名被授予天皇御赐军刀，故称为“军刀组”）。陆大毕业后石原回到部队，有一次这厮又整幺蛾子，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把“宝刀”，趾高气扬地挂在身上，然后飞身上马，一下子被“宝刀”戳到“关键部位”，导致尿道撕裂，影响了他的一生，最后因此导致膀胱癌去世。所以说，这小子一生都与胯下之物相爱相杀。
石原后来到了关东军做中佐参谋，与大佐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少佐参谋花谷正气味相投，经常聚在一起鼓捣“满洲建国”，后来成为了一个小团体“一夕会”，在这帮人的策划下终于弄出了“9.18”事件，迅速占领了整个东北，策动建立了“满洲国”。
文靠石原，武靠板垣，一下子解决了“满洲问题”。这让小泽开作无比兴奋，于是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时，分别用上板垣征四郎的“征”和石原莞尔的“尔”，于是就有了小泽征尔这个名字。“满洲国”建立后，小泽开作也成为“满洲国”唯一的合法政党——满洲国协和会的会长。
一个小泽征尔的名字，串起来“9.18”事件的三个重要人物。但作为当年敌人后人的小泽征尔却成为了中日友好的使者。不但是小泽征尔，切腹自尽的战犯、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的儿子和孙子也都是对华友好人士。
其实，历史就是这样，忠良后人可能有奸佞，仇家后人可能有朋友。
忽然想起那首《望长城》来：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两边是故乡。
千年干戈化玉帛，
烽烟散尽说沧桑。
我们很多朋友在小时候都听说过这么个事：
享誉全球的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在中国听到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悲痛不已，整个人当场跪下，他说：这样的音乐，应该“跪着听”，才对得起曲
享誉全球的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
我们，包括老冯本人，从小开始，就听过这个“故事”，小时候的我们啊，深信不疑，长大之后，才发现，我们又被骗了。
是的，“小泽征尔跪着听《二泉映月》”，这件事是假的。
这件事的真相，其实是这样的：
1978年的时候，小泽征尔访问中国，期间到访中央音乐学院，做学术交流，期间中央音乐学院有人对小泽征尔说，我们中国有个乐器叫二胡，表现力很强。小泽征尔说，我想听一听。
于是呢，中央音乐学院安排一个民乐系的女学生，名叫姜建华，给小泽征尔拉二胡，拉了一首《二泉映月》。
当年为小泽征尔演奏《二泉映月》的姜建华
《二泉映月》这首曲子，确实很悲情，小泽征尔听着听着，确实被感动了，听完之后，直言深受感动，但是，小泽征尔并没有下跪。
后来，小泽征尔又来了一次，又听姜建华拉了一回《二泉映月》，第二次，小泽征尔也没有“跪着听”。
凭什么说小泽征尔两次听《二泉映月》都没有下跪呢？
理由有三。
理由之一：有当时的照片为证。小泽征尔在中央音乐学院两次聆听《二泉映月》的现场，都被拍了下来，就是下面这两个照片：
小泽征尔（长发男子）两次听姜建华演奏《二泉映月》的现场都被拍了照片，从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到：小泽征尔并没有“跪着听”，而是坐在椅子上听
从这两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小泽征尔并没有“跪着听” 《二泉映月》，两次，都是坐在椅子上听的。
理由之二：当事人姜建华接受央视《音乐人生》采访，完整地讲述了这件事的过程，并没有提到小泽征尔有下跪的行为。
是的，1978年为小泽征尔拉二胡的这个女学生姜建华，她后来成了母校的教授，她接受央视《音乐人生》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我非常集中非常集中在演奏，我耳朵就听到有哭泣，有人在哭泣，后来这个哭泣的声音越来越大，好像还增加了几个人，我一般拉二泉映月我闭着眼睛拉的时候比较多，然后我就抬头一看，对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我吓一跳，我没有想到在我眼前的这个世界超级的指挥家能听了我这种能感动得流泪，我就一直在继续把这首乐曲完成，完成之后，我还打算正准备演奏第二首的时候，小泽先生非常激动的冲过来，拥抱我，他说，假如说，明天我要指挥这首乐曲的话，今天听了，我明天我就没有办法去演奏，我不知道这首乐曲能让我感受到，人从出生到走的时候，喜悲哀乐就在这首乐曲中表现出来，他说，我难受得要断肠了，他用了这一句语言来说，演出之后，这个消息在中央音乐学院就传开了……”
很清楚：姜建华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小泽“跪着听”这事。
理由之三：早就有人考证过了：小泽征尔“跪着听” 《二泉映月》，其实是以讹传讹的结果。
这一类的考证文章很多，随手举一例：吴跃华的调查论文《“音乐行为”文化误读的典型案例：小泽征尔“跪着听”〈二泉映月〉的文献调查与分析》，就是一篇优秀的考证论文。
依据这一类的考证，当时的情况，其实是这样的：
小泽征尔并没有“跪着听”《二泉映月》，但是小泽征尔用日语对翻译人员说了一句“这首曲子应该正座听”，然后翻译人员把它翻译成汉语，说“小泽先生说，这首曲子应该跪着听”。
然而问题是：“正座听”和“跪着听”，并不是同一个意思。
考证者认为，所谓“小泽征尔跪着听《二泉映月》”的谣言，就是这样讹传出来的。
说到这里，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小泽征尔当时其实只是随口这么一说而已，他并没有实际下跪。
第二点：日语的“正座”和汉语的“下跪”，不是同一个意思，这个讹传和误会，源于翻译的水平和中日文化的鸿沟。
在中国，跪着听一首曲，有“悲痛”的寓意。但是在日本，“跪着听”一首曲，只是日本的日常礼仪，并没有“悲痛”的意思，为什么？因为日本人本来就是跪着坐的，日本人“跪着坐”叫做“正座”，是日本人的传统礼仪，如下面这些照片：
如图，日本人的“正座”（跪坐）只是一种礼仪，并没有“悲痛”的含义
我们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日本人跪着听老师讲课，跪着观赏茶道表演，这个跪坐（日语“正座”）只是一种传统的坐法，只是一种传统的日常礼仪而已，并没有“悲痛”的意思。
换句话说，中国人跪着听一首曲，和日本人“跪着”听一首曲，这两个意思，完全是不同的，为什么不同？因为文化不同。
更何况，根据现场的照片，根据姜建华的证言，小泽征尔当时，并没有下跪。
讲到最后，我们还原一下这件事的真相：
事实还原一：小泽征尔听《二泉映月》，很感动，但并没有下跪，他对翻译说：这种曲子应该“正座”（日本跪坐）听，小泽征尔的意思是，因为只有那样，才符合日本礼仪，小泽征尔在日本已经习惯了，听这样的演奏，就跟欣赏茶道表演、花道表演、聆听大师讲课一样，应当“正座”才礼貌，而今天他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教室里坐在椅子上听，觉得很不习惯，这就是日本和中国之间存在巨大文化鸿沟的典型体现。
事实还原二：翻译人员对中央音乐学院的工作人员说：“小泽先生说，这首曲子应该跪着听。”为什么翻译把“正座”翻成“跪着”呢？因为中日两国存在文化鸿沟，如果把“正座”直接翻译成“正座”，中央音乐学院的工作人员听不懂，所以当时翻译人员选择了简单粗暴，直接把小泽征尔口中的“正座”翻译成了“跪着”，但事实上，这二者的意思并不一样，翻译人员也根本没有想到，他这么不经意的粗暴翻译，后来竟然成为了小泽征尔“跪着听”《二泉映月》谣言的源头。
事实还原三：翻译的话，经由中央音乐学院的工作人员，在各处传说，然后，以讹传讹，再经由八十年代各大报刊的编辑，各种润色，三人成虎，越传越歪，最后讹传成了：小泽征尔听《二泉映月》，深受感动，悲痛下跪，跪着听完了全曲。
人世间的谣言，其实很多都是这么来的。
它是奥地利的第二国歌，它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曲目，它自创作之始历经一百五十年却仍旧长盛不衰，它赞颂了德奥直至东欧绝美的河谷风光，也继承传扬了德奥无双的音乐传统，它的鼎鼎大名让无数人希望能够蹭到它的光环，邪恶的政治势力对它又爱又怕，它始于战争，又在一次次的战争中被传唱，可现在它却成了代表美好、安宁以及祥和的象征——它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一曲华尔兹，《蓝色的多瑙河》（An der schönen blauen Donau）。
蓝色多瑙河原版乐谱封面
“是魔鬼写了这首曲子”
1865年，维也纳男声合唱团（Wiener Männergesangsverein）总监约翰•荷贝克（Johann Herbeck）委约当时已然大名鼎鼎的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II）创作一首合唱作品。可是作为沙龙忙人的施特劳斯，根本无暇抽空来完成委约。彼时的施特劳斯是维也纳小资产圈子里的作曲红人，相比于合唱作品，轻歌剧和舞会音乐更能挣钱，也更能取得名望。
可就在1866年，当时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对普鲁士的战争中失败，在经济上也开始走下坡路，不可一世的奥匈帝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上自王室贵族，下到资产阶级以及平民，充满了惶恐与不甘，士气低迷。施特劳斯想到了荷贝克一年前的邀约，有什么比创作一首旋律优美动听、赞扬祖国美好河山的音乐更能提振整个奥匈帝国士气的呢？
施特劳斯首先就想到了奥匈诗人卡尔•伊西多•贝克（Karl Isidor Beck）创作的一首诗，这首诗每一句的结尾都是“多瑙河呀，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处于浪漫时代的作曲家总是容易受到诗歌的感召，施特劳斯就想以此为灵感创作一首歌颂多瑙河、歌颂维也纳、歌颂奥匈帝国的乐曲。
曲子的创意之源，诗人Karl Isidor Beck
施特劳斯一挥而就写成了《蓝色的多瑙河》的乐曲部分，然后他通过合唱协会委托诗人约瑟夫•维尔（Joseph Weyl）填词。施特劳斯灵感
蓝色多瑙河作曲家手稿-头几个小节&施特劳斯
1867年2月15日，维也纳男声合唱团在一个假面舞会上首演了《蓝色的多瑙河》，演唱完毕之后，观众只要求加演一次。对当时在维也纳风光一时无两的施特劳斯来说，他每有新作首演，就立即会在维也纳四处传播开来，观众们会要求一遍遍加演，所以这次首演在施特劳斯看来并不成功。听众和合唱团似乎都不喜欢维尔的歌词，在乐曲创作二十三年后，奥地利高等法院一名热爱音乐创作的司法工
蓝色多瑙河Franz von Gernerth新的填词
同年，施特劳斯将《蓝色的多瑙河》合唱版改编成管弦乐版，并在巴黎世界博览会期间，在奥地利使馆上演。甫一上演便大获成功，其风头之劲让彼时在巴黎呼风唤雨的作曲家奥尔巴赫大怒，觉得作为本地的头面人物被奥地利佬砸了场子。
蓝色多瑙河海报
此后《蓝色的多瑙河》掀起了热潮，1867年乐曲首演同年，它就在巴黎、纽约、伦敦等世界主要音乐都会纷纷上演，这在交流传播极不方便的十九世纪绝难想象。施特劳斯的出版商因为收到的《蓝色的多瑙河•钢琴谱》的订单太多，甚至做了一百块印刷铜板（最多可印刷一百万份乐谱）以应对雪片般的订购需求，很多订购甚至来自澳大利亚、非洲以及南美地区。
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成功和赚得盆满钵盈的支票，小施特劳斯得意地说：“不是我，而是魔鬼写了这首曲子。”
蓝色多瑙河演出现场速写
奥地利第二国歌
很多伟大的作品经常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人们往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认识到很多杰作的价值，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马勒的交响曲......而也有太多的作品，在创作之初声名显赫，但却迅速被埋进了历史的尘埃，比如梅耶贝尔的大歌剧。而《蓝色的多瑙河》无疑就幸运得多，它刚一出世就万众瞩目，之后又长盛不衰。
施特劳斯家族以创作包括圆舞曲在内的社交音乐、轻歌剧为主，在讲究技法创新和音乐深度的后世看来，可能算不上是严肃的、有价值的作曲家，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创作被学界所忽视，它的名声更多
但是在十九世纪当时，哪怕是最严肃、最深刻的作曲大师，也都不会对施特劳斯家族的创作抱有偏见。施特劳斯的继女艾丽斯•冯•梅策娜-施特劳斯（Alice von Meyszner-Strauss）曾经请求浪漫主义音乐巨匠勃拉姆斯在她的扇子上签名，平时在大家眼里无比深沉严肃的勃拉姆斯开起了玩笑，他在艾丽斯的扇子上写下了《蓝色的多瑙河》乐谱的第一小节，然后在下面签名：“啊！可惜不是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写的。”
而十九世纪最著名的音乐批评家汉斯立克（Eduard Hanslick）也称赞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创作非常伟大，他将《蓝色的多瑙河》列在了“史上伟大华尔兹”的名单之中。这首作品创作于奥匈帝国最为低落的时刻，汉斯立克颇为讽刺地将其称为“（《蓝色的多瑙河》）是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庆祝”，但随即又说这首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作品是“奥地利的第二国歌”。汉斯立克或许没有想到，他随便在文章中的一句赞美，却一语成真，《蓝色的多瑙河》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真正成为了奥地利的第二国歌。
《蓝色的多瑙河》的火爆简直无休无止。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上演的施特劳斯轻歌剧《蝙蝠》（Die Fledermaus）中，为了讨好观众，歌剧院将《蓝色的多瑙河》硬是塞进了歌剧第二幕的合唱段落中。而在1925年施特劳斯百年诞辰之际，更是出现了维也纳男声合唱团与舒伯特音乐协会（Schubertbund）两家机构争夺“谁是《蓝色的多瑙河》首演者”的闹剧。合唱团在《新维也纳日报》（Neues Wiener Journal）上声明自己才是作品的首演者，而舒伯特音乐协会则毫不示弱，他们印刷了小册子在维也纳街头散发，还给施特劳斯创作《蓝色的多瑙河》时的住所维也纳二区普拉特斯街54号颁发“《蓝色的多瑙河》创作地”的铭牌，还在百年纪念活动开幕上演唱了《蓝色的多瑙河》。
《蓝色多瑙河》创作百年纪念币
1913年，在电影发明诞生还不到二十年的时候，奥地利人就迫不及待地拍摄了施特劳斯的传记电影，电影名字就叫《蓝色的多瑙河》。甚至奥地利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 of Austria）都在为电影的拍摄募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被囚禁在沙俄腹地的德国战俘在集中营里听到《蓝色的多瑙河》时，全都控制不住地嚎啕大哭。
哪怕在遥远的中国，多瑙河之声也一样悠扬。抗战时期，聚集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师生非常爱看假托约翰•施特劳斯生平故事的《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有学生甚至声称自己看了八遍这部电影。在电影放映那段时间里，很多联大学生都会在校园内哼唱《蓝色多瑙河》的旋律。
《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
《蓝色的多瑙河》无疑超越了国界，成为多瑙河流域十余个中欧、东欧国家的民族和人民们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寄托。
纳粹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维也纳其实早在1838年就有新年音乐会的传统，只是当时的音乐会选曲广泛，不像后来局限于施特劳斯家族的曲目库。小施特劳斯的侄子约翰•施特劳斯三世（Johann Strauss III）甚至还指挥过1928-1933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1933年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上台执政，纳粹德国开始攫取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权杖。1938年，希特勒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在纳粹的威逼利诱和民族主义情绪煽动之下，奥地利以超过99%的赞成票完成了德奥合并。
而维也纳爱乐乐团（Wiener Philharmoniker）的艺术家中间也不乏法西斯的支持者——乐团超过一半的成员加入了纳粹，乐团中原本十五名犹太裔乐手被送进了集中营，其中七人没能看到二战的胜利。维也纳爱乐乐团以及指挥克莱门斯•克劳斯（Clemens Krauss）在纳粹党青年组织希特勒青年团负责人、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巴度.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的支持下，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改造成了以施特劳斯家族曲目为主的年度音乐盛世。
席拉赫此举一方面有为冬季援助项目募资的意图，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升整个德奥军队和人民的士气。此外，纳粹一直以来注重在文化上强调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高层一直在拜罗伊特力推瓦格纳歌剧，并不惜弱化莫扎特曾与犹太脚本作家合作的事实，在萨尔茨堡音乐节打造德意志化的莫扎特。当纳粹想要通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来塑造施特劳斯家族与德意志音乐传统的光辉形象时，却发现施特劳斯家族的先祖是来自匈牙利的犹太裔，从老施特劳斯开始，施特劳斯家族都是半犹太半德意志的混血家族。纳粹宣传头子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下令严守秘密，并适当弱化施特劳斯家族。
为了避免少数奥地利本土人的思旧之情，被认为奥地利气息浓厚的《蓝色的多瑙河》也被弱化了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大张旗鼓宣扬更加凸显德意志尊贵气度的《皇帝圆舞曲》（Kaiser-Walzer）。在整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施特劳斯化”的最初阶段（1938-1944），《蓝色的多瑙河》一直在曲目单上神秘消失。直到1945年二战即将胜利时，《蓝色的多瑙河》才第一次出现在了新年音乐会的舞台上。
1939年纳粹治下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作为文化偶像的《蓝色的多瑙河》
1945年，《蓝色的多瑙河》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舞台上首次演出，在之后的十年间，它与《拉德茨基进行曲》（Radetzky-Marsch）一道成了返场曲目的常客。直到1958年，《蓝色的多瑙河》被正式确立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固定返场曲目，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1967年，在维新历史上执棒时间最长的奥地利指挥威利•博斯科夫斯基（Willi Boskovsky）将《蓝色的多瑙河》当成正式演出（而非返场）曲目进行演出。
Clemens Krauss和继任者Willi Boskovsky
1989年，古典音乐史上著名的隐士指挥家卡洛斯•克莱伯（Carlos Kleiber）坐镇当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飘逸、优雅的指挥动作赏心悦目，观众们早就耳熟能详的圆舞曲作品在他的棒下焕发了新的生机。在指挥返场曲《蓝色的多瑙河》时，音乐刚刚开始就被观众们情不自禁的掌声所打断。克莱伯回身即兴做了简单的讲话，还指挥整个乐团向现场观众送上了新年的祝福。没有想到，这一举动之后开始成为传统，以至于每年的新年音乐会，《蓝色的多瑙河》第一次响起时，总会被观众们的掌声所打断，而后指挥家会回身向金色大厅里近两千名听众和世界各地电视机前近亿名观众送上新年的祝福。这几乎已经成为指挥、乐团、观众之间一场心照不宣的共谋。
Carlos Kleiber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
其中最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2002年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指挥维新时，他让整个乐团十余位乐手用各种语言向世界各地的观众说“新年好！”而当乐团功勋首席莱纳•库舍（Rainer Küchl）用日文说出“新年好”之后，出生在中国沈阳的小泽征尔最后一个人用中文的“新年好”向所有人祝福，无疑让观众们印象深刻。
小泽征尔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事实上，早在1996年，能说十几种语言的音乐天才、美国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Lorin Maazel）就在说完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之后，用中文的“新年好”送上了自己的祝福。而在之后两次执棒维新（1999年、2005年），他也都在用多种语言问好之后，将中文问候放在压轴位置，可见马泽尔对中国非比寻常的感情。其中2005年因印尼海啸，为哀悼死难者，原本固定的返场曲目《拉德茨基进行曲》被取消，《蓝色的多瑙河》成为那一年维新最后一首曲目。
而《蓝色的多瑙河》更是超出了古典音乐的范畴，进入流行文化之中。电影大师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在其1968年公映的惊世巨作《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中，镜头从学会使用工具的史前人类抛向空中的骨头剪辑到了在无垠宇宙中翱翔的飞行器，在完成了这个史上跨度最大的跳切之后（这个跳切穿过了将近三百万年），伴随着飞行器优美的运动轨迹，《蓝色的多瑙河》缓缓响起。
太空漫游2001与《蓝色多瑙河》
事实上，库布里克之前曾专门委托作曲家阿莱克斯•诺斯（Alex North）为影片配乐，但到最后，他却放弃了所有既定配乐，转而完全地拥抱古典乐。《蓝色的多瑙河》被天衣无缝地融入了电影之中，轻盈优美的旋律线，被用来强调太空飞行的那种优雅；而对多瑙河河流的音乐表现，则被借用来表达宇宙的静谧和浩瀚。库布里克反其道而行之的大胆尝试，不仅没有让古典的配乐和科幻的画面看上去格格不入，相反他发现了《蓝色的多瑙河》背后更为通达乃至更为普世的一面。
《蓝色的多瑙河》自诞生伊始，就与战争相联系。在经历了一战战俘营的哭嚎，以及二战时纳粹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刻意忽视之后，《蓝色的多瑙河》终于冲破了战争的诅咒，回归了音乐本身。今天，我们再也不会把这部作品与战争相联系，它所描绘的波光粼粼的多瑙河，象征着宁静、安详、对奥地利乃至欧罗巴的款款深情，以及能实现所有以上这些美好事物的来之不易的和平。
（感谢杨宁老师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大量外文资料）
“瞎子阿炳”并非只是传说，他是个真实存在的中国流浪艺人。
他创作的名曲《二泉映月》，曾于1977年，被选录进激光唱片，该唱片被美国“旅行者1号”探测器送入太空。此时的阿炳绝对想不到：他有一天，可以成为最早用音乐和太空打招呼的人类之一。
中国民间认为：若非因为瞎，加上早逝，他本可成为和贝多芬一样伟大的世界级音乐家。
阿炳照片（右）；左边第三列为其妻董翠娣
阿炳原名华彦钧，出生那天起，他就被打上了“悲剧”的烙印。他的父亲是无锡雷尊殿的当家道士，在当地拥有一定的名望。可他却与一位秦姓寡妇同居了。
两人同居一年后，阿炳在道门出生，在那个崇尚女子贞洁的年代，失节的秦寡妇被族人逼死。秦寡妇也用“死”的方式，保全了阿炳父亲的名声。
事后，阿炳父亲无奈将他送到了乡下抚养。当年，阿炳年仅4岁。
阿炳8岁那年，他的父亲成了雷尊殿的主持，一直惦记儿子的他，将阿炳接回了身边。他并未将实情告诉阿炳，而只让阿炳叫他“师傅”。
再见到阿炳时，父亲发现他“问题很多”，因缺乏父母管教，加上寄人篱下，他看起来非常瘦小，只几句话的功夫，父亲就发现他自尊心极强，且蛮横不讲理。
思来想去后，父亲决定将他送进私塾上三年学。父亲望着阿炳感叹：“总得先有个样子，才好教啊！”
阿炳可以识文诵经以后，父亲便开始教他了。无锡当地的道士，皆是当时民间音乐的传播者。所以，大部分道士都精通音律，尤其作为主持的阿炳父亲，更是有“铁手琵琶”的称号。
父亲只随意拨动了几下琵琶，阿炳就完全地被琵琶声吸引住了：他爱上了音乐。当父亲问他是否想要学时，他狠狠地点了几下头。
学艺是要吃苦的，对于野惯了的阿炳而言，这无疑是个大挑战。好在，他学艺路上，有父亲的一路拉扯。
父亲让阿炳迎着寒风打石头练习击鼓；吹笛子时，父亲又在他手腕挂铁圈增加腕力；拉二胡时，父亲非得让琴弦上留下一道道血迹才作罢。
小小的阿炳丝毫不觉得师傅对自己是“偏爱”，一心以为师傅是对自己看不过眼才如此严厉。但在心底深处，他又感激这位师傅。他对自己的师傅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可他却并不知道那份亲近因何而起。
阿炳以为自己无父无母，人啊，一旦觉得自己“赤条条”，便也自然会少了很多束缚，阿炳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性格，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
21岁那年，阿炳弹琵琶、拉二胡的技艺已相当精湛，他的唱功也相当了得。而此时，他的父亲已垂垂老矣。望着已能自力更生的阿炳，已病入膏肓的父亲满是欣慰。
临终时，父亲将阿炳叫到跟前，将他的身世告诉了他。此时的阿炳才知道：眼前的师傅，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他居然是身为道士的父亲和一个寡妇的私生子……
父亲死后，阿炳和堂兄华伯阳共同掌管雷尊殿，殿内的香火由两人轮番掌管。如此一来，阿炳便突然由一无所有，变成“有钱有身份”了。
任何时候，不劳而获的东西，都不会被珍惜，甚至可能带来祸患。这话在阿炳身上，也得到了应验。
没有了父亲约束后的阿炳，在金钱的诱惑下，终于没能把持住。他先是跟着一群酒肉朋友到处吃喝，接着，更是在他们的怂恿下开始抽大烟、赌博、逛窑子。
贫寒中长大的阿炳，染上了一身纨绔子弟的毛病，他的放纵终让他失去了所有：因长期吸食鸦片，他由一个漂亮的道士变成了干瘪小老头。
人的欲望一旦被打开，一切就将变得不再可控。为了钱，阿炳开始偷拿雷尊殿的法器换钱，到此时，他也完全被自己的欲望把控住。
阿炳不再有打理雷尊殿的心思，日久后，道观的香客越来越少，他也终因劣迹斑斑而被道教扫地出门了。
雷尊殿的收入本是他唯一的生活
为了活下去，阿炳抱着二胡走上了街头，开始了他漫长的卖艺生涯。卖艺，得找人多的地方。于是，茶楼、酒肆、烟馆、旅店都留下了阿炳的身影。
过去那个年代，卖艺是最下等的职业，他们的地位仅仅比街头的叫花子高一点点。被人呼来喝去的日子里，阿炳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他先前染上的梅毒，也越来越重。
一日回到家中时，他感觉一只眼睛很痒，他以为是小事，没想到，那正是梅毒加重的表现，直到两只眼睛相继失明，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眼睛看不见后，阿炳的世界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完全失明这年，他年仅35岁。
阿炳
阿炳最初哀叹命运不公，后来，他又觉得一切都是老天爷对自己任意妄为的惩罚。阿炳开始信命，信命是一个人向这个世界妥协的开始，也是一个人走向“规矩”的开始。
所不同的是，阿炳在信命、变得“规矩”的同时，对音乐有了一种比命还强硬的坚持。也是在此间，他创作的音乐发生了极大变化，他的二胡声、琵琶声里，多了一种向上的呜咽声。这种向上的呜咽，也成了后来阿炳所创作曲目的特色。
瞎了以后，阿炳的形象受到了很大影响，他的失明的双目让他的消瘦的面容看起来很瘆人。即便后来戴上了墨镜，因为他不苟言笑，他的脸相看起来依旧让人生畏。
阿炳往街头一坐，人就走了一半，他拉响那哀怨的曲调后，剩下的人也走了一多半。阿炳明白了：他们害怕他的样子，也听不懂他用内心感受谱出的曲子。
“要改变”，当活下去变得不再容易时，改变也一定会发生。为了改变，阿炳不仅苦练技艺，还开始流窜在各大茶楼、酒馆、烟馆，这一次，他不是来卖艺，而是来听！他发现，当自己去倾听这个世界时，世界顿时也没有那么面目可憎了。
阿炳通过听，知道“世界正发生什么”，他的人生也因此丰富起来了，他的灵感也开始倾泻而出。有一天，他竟突发奇想地，在拉二胡的同时，口唱各种新闻时事。百姓被他的唱词吸引，纷纷驻足聆听：阿炳成功了。
当阿炳开始说唱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各种故事时，他已经不再是传统艺人，而变成了一种集卖艺、传播资讯的载体了。
慢慢地，阿炳在无锡有了一群忠实的粉丝，他们叫他“瞎子阿炳”，经常给他掌声，偶尔还会点唱曲目。在这种良性互动下，阿炳渐渐终于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
多数时候，活下去的理由，就是活下去的方法。眼见自己的技艺能换来钱，阿炳便也更加钟爱他的二胡、琵琶了。只要得空，他就会在小屋的床榻上，用心地擦拭他吃饭的家什。
阿炳故居
阿炳对他的音乐越发热爱，他不断创作出各种曲调，以丰富他的弹唱。累积了一定曲目和名气后，他还登上了《无锡报》和后来的《新锡日报》。报道中，他们这样形容阿炳和他的音乐：
“阿炳……胡琴、琵琶，技法出众，二目盲......街头卖艺.....，夏夜月升，电炬放亮，阿炳至，人必请其唱，所唱故事新闻，老妪都解，引吭高歌，喉声苦涩，时抚婉转妙曼之琴”。
音乐事业打下一定基础后，他迎来了自己那独一份的爱情。
阿炳40岁那年，遇见了一个叫董翠娣的寡妇。该女子是江阴北固乡人，遇见阿炳前，她曾嫁给一个皮匠，并生下了一儿三女。皮匠丈夫死后，无法维持生计的她忍痛将孩子们一个个送出去，自己则去了无锡一家烟馆做女佣。
常去烟馆卖唱的阿炳，最终在旁人的撮合下，与董翠娣同居了。两人的结合，多少有些搭伙过日子的意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可怜人慢慢成了彼此的温暖。
阿炳每日背着琵琶、拿着二胡，董翠娣则牵着阿炳的长衫在前面引路。远远看去，两人如同一道奇特的风景，行人见了，总忍不住行注目礼。
阿炳和董翠娣总去崇安寺附近的三万昌茶馆，也经常出没于无锡各个茶馆、酒楼、妓院。
每到一个地方，董翠娣都会陪着笑脸问：“先生要听曲吗？一支曲子两毛钞票。”若客人感兴趣，她就会迅速递上歌单。
阿炳的歌单非常接地气，里头不仅有中国民乐最高雅的《惠山二泉》，也有最艳俗的《十八摸》或《小寡妇舀水》，阿炳说唱，董翠娣则拿着铜盆向观众收钱。
阿炳与董翠娣（晚年）
阿炳最常弹奏的，是那首后来被定名为《二泉映月》的曲子，这首曲子，是他对自身悲苦命运的抒发，曲调低沉却昂扬，满含着他对命运的不屈。
因为弹奏得多，加上本是直抒胸臆之作，他每每弹奏此曲时，众人都会跟着喝彩，慢慢地，这首曲子也成了他的经典曲目。
每次卖艺回来，董翠娣都会为丈夫做饭，看他吃得香，她总会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们的小家除了乐器，没有任何值钱的家什，可他们的日子也总算有个“日子”的样子了。
多数时候，阿炳卖艺得来的钱，都不足以支撑生活，尤其，阿炳的烟瘾一直没戒掉，如此，他们免不了经常断炊。董翠娣从不抱怨，对她而言：能再有个家，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已是上天格外垂青。
日军占领无锡后，阿炳和董翠娣的生活并未有太大的变化。他们只是被强制办了一张所谓的良民证，良民证上的照片，后来竟成了他此生留下的最后影像。
阿炳依旧每日出去卖艺，他看不见，却把一切都听得仔细，他恨透了日本人，但他同时也知道：想要继续活下去，就不能得罪他们。
日军占领无锡后，老百姓出城受到管束，若晚归而没有特别通行证，谁也不能进城。如此，他们便只能露宿街头。阿炳自己受得了，可妻子怎受得呢？
当时的城门每天晚上7点就会关闭，可阿炳却经常要晚上10点多才能回来。为了能顺利到家，阿炳不得不为守城日本兵演奏一两段曲子。
人都说“艺术无国界”，阿炳的二胡声常让日本兵听得泪流满面，或许，他们通过他的二胡声，想到了自己远在日本的父亲、亲人吧！
阿炳成了当时唯一可以破格出入城门的人，每次见到他归来，日本兵就会为他留一条门缝。这在日军侵华史上，是绝无仅有。
日本兵虽给阿炳留了门缝，可国仇家恨他依旧记得清楚。最让他痛心的是：抗战后期，腐朽的国民政府大肆滥发法币，导致通货膨胀，法币贬值，老百姓苦不堪言。
阿炳也是受害者，他早上讨回的钱，晚上买不来一个烧饼。为了控诉国民党，他用音乐编了一曲《金圆劵害煞老百姓》，歌词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金圆券，满天飞，花花绿绿好东西，早上可以买头牛，晚上只能买只鸡，十万金圆券，只够两升米。”
知道自己能通过拉曲唱曲得到关注后，他开始用自己的曲子做一些实事。见到不平的事，他就把那些事编成曲子到处传唱。
当地一个地主玷污了未成年婢女，婢女父母告到法院，法院不受理，夫妻二人在法院门口嚎啕大哭。阿炳听说后，将他们的事编成顺口溜在街头说唱，地主受到舆论压力，并主动找到阿炳说“只要不再唱，自己愿意私下给钱”。阿炳严词拒绝后，继续大街小巷地说唱。直到地主向婢女父亲道歉、赔偿后，阿炳才停下来。
长期卖艺讨生活，让阿炳累积了很多怨气，他非常矛盾：他信命，却同时用音乐进行各种抗争，他嫉恶如仇，见到不平总想插一手。
无锡人都知道阿炳的性格，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晓得：只要是真心喜欢他的音乐，就算不给钱，他也愿意唱，可若不喜欢音乐，而抱着其他目的让他弹唱，即便再多钱他也不干。他甚至经常罢唱，搞得一些达官显贵很没面子。
阿炳的个性，也让他在收获民心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惹来了祸端。先是当地官员以他破坏国库金融政策为由，勒令他“不许再上街卖艺”，紧接着，他又被送去戒烟所强行戒烟了两个月。
音乐是他吃饭的家伙，更是他的灵魂支柱。不被允许卖艺后的阿炳，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被放出来后，他终日无端端发脾气。就连用来吃饭的乐器，也被他砸烂了不少。
董翠娣看着随时会爆炸的阿炳，心痛不已。
人的精神一旦坍塌，身体也很快会出问题，阿炳本就被鸦片掏空的身体，犹如空中的枯叶般脆弱不堪。
新中国成立后，阿炳感觉到新时代来了，他隐约看到了希望，实际上，他也确实等来了希望——
这年，一位叫黎松寿的人在南京古林寺音乐学院进修。
闲来无事时，他随手拉了一段《二泉映月》的曲调。这个曲调被民乐大师储师竹听见后，他立即循声冲到他跟前心急地问：“你拉的是什么曲子？谁创作的？”
黎松寿并未在意，他从小就听阿炳的音乐，早已习以为常。他笑着答：“这是我们无锡当地一个卖艺的人常拉的，我们叫他‘瞎子阿炳’。”
黎松寿青年
此时，一位叫杨荫浏的教授也听到了这番谈话，他在抗战前曾和阿炳学过琵琶。他随口向黎松寿打听阿炳的近况，当得知他的身体已每况愈下时，他心里咯噔一下，随后他与几人商议后，对黎松寿说：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阿炳，将一些重要的曲调记录下来，等有了录音机，再想办法录音。”
事实证明，他们当日的决定是伟大而明智的，因为：他们找到阿炳录下《二泉映月》《听松》等几首曲子后仅仅三个月，阿炳就不幸病逝了。
病逝前，阿炳从录音机里听到了自己的音乐，他激动地抱着录音机对妻子喊：“是我的声音，我的声音，那是我的声音。”
阿炳重新拿起了他的琵琶和二胡，当那悠扬、呜咽的声音再度响起时，他那许久没有表情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也是在此间，他依据自己的一生创作的曲调被定名为了《二泉映月》。
9月25日，即录音后第23天，阿炳去了无锡牙医成立大会上表演。当时，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他表演时，董翠娣一直忧心着。那日，知道现场很多人在听他拉曲后，他拉得分外卖力。
拉完了数曲后，仍觉不过瘾的观众纷纷喊着要听《二泉映月》。董翠娣担心丈夫身体吃不消，可阿炳却摆摆手说：“他们要听曲，就是拉死，我也愿意。”
那日，阿炳的演出分外成功，现场不时迸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阿炳几次激动地脱帽向观众示意。也从那时起，他和《二泉映月》牢牢占据了世界音乐殿堂的不朽地位。
谁也没想到，那次演出，竟成了阿炳最后一次公开演奏。
阿炳雕像（根据他最后一次演奏雕刻）
那之后不久，病中的阿炳突然想弹弹三弦，取下来一摸，他立马脸色大变：蒙上的蛇皮被老鼠啃破了！阿炳信命，他当即认定：乐器被牲畜毁灭，这是天意不让乐师再继续演奏了。
乐器被毁坏后，阿炳终日长吁短叹。与此同时，因为长时间没有外出卖艺，他们的日子十分艰难。可日子越难过，阿炳的自尊也越强。就在录音当日，前来录音的人录完6首曲子问“这都是你自创的吗”时，他因自尊心受到伤害而发怒。
也因为阿炳那次发怒，他不同意他们再度前往录制。经黎松寿好说歹说后，他才同意来年继续录制。
可惜，阿炳的身体已不允许“来年”的出现。就在那次录制仅仅几个月后，阿炳就因肺病吐血而亡了。他去世后不久，董翠娣也随他而去了。
阿炳死后，被葬入了无锡西郊璨山脚下“一和山房”道士墓。
阿炳之墓
关于阿炳的死因，民间一直有多种版本流传。有人说，他是趁着董翠娣外出乞讨之际，用一根皮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说，他死前面孔已被老鼠咬掉了一块肉。
世人倾向于认为：阿炳并非正常死亡。
可叹，阿炳一生创作、改编的乐曲有六百多首，可最终留存下来的，竟只有区区六首。这是阿炳的遗憾处，也是中国乃至世界音乐的损失。
阿炳死后，他所留下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和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六首曲目，被奉若瑰宝，如今，世界各地依旧有他的众多粉丝。
1978年，即阿炳去世近30年后，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指导中国中央乐团演出了《二泉映月》，被深深震撼的他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他来到中央音乐学院，当听到17岁女生姜建华用二胡演奏的《二泉映月》时，他激动地说：“这种音乐只应跪下来听”，说完，他真的虔诚的从椅子上顺势跪了下来，泪流满面的说：
“如果我事先听了这次演奏（纯二胡），我昨天绝对不敢指挥这个曲目，因为我没有理解这首音乐，因此我没有资格指挥这个曲目”。
时至今日，人们依旧认为：阿炳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无法超越的传奇，他的旷世之作，是历经多番苦难、尝遍世俗冷暖的结果。
阿炳是无法复制的，他把苦难吞进肚子，然后用音乐吐出来；他用失明的双眼把黑夜看透，他用无言的泪花把光明寻求！
谨以此文：致敬阿炳，致敬所有在苦难中，坚持寻求光明的人们！
“瞎子阿炳”并非只是传说，他是个真实存在的中国流浪艺人。
他创作的名曲《二泉映月》，曾于1977年，被选录进激光唱片，该唱片被美国“旅行者1号”探测器送入太空。此时的阿炳绝对想不到：他有一天，可以成为最早用音乐和太空打招呼的人类之一。
中国民间认为：若非因为瞎，加上早逝，他本可成为和贝多芬一样伟大的世界级音乐家。
阿炳照片（右）；左边第三列为其妻董翠娣
阿炳原名华彦钧，出生那天起，他就被打上了“悲剧”的烙印。他的父亲是无锡雷尊殿的当家道士，在当地拥有一定的名望。可他却与一位秦姓寡妇同居了。
两人同居一年后，阿炳在道门出生，在那个崇尚女子贞洁的年代，失节的秦寡妇被族人逼死。秦寡妇也用“死”的方式，保全了阿炳父亲的名声。
事后，阿炳父亲无奈将他送到了乡下抚养。当年，阿炳年仅4岁。
阿炳8岁那年，他的父亲成了雷尊殿的主持，一直惦记儿子的他，将阿炳接回了身边。他并未将实情告诉阿炳，而只让阿炳叫他“师傅”。
再见到阿炳时，父亲发现他“问题很多”，因缺乏父母管教，加上寄人篱下，他看起来非常瘦小，只几句话的功夫，父亲就发现他自尊心极强，且蛮横不讲理。
思来想去后，父亲决定将他送进私塾上三年学。父亲望着阿炳感叹：“总得先有个样子，才好教啊！”
阿炳可以识文诵经以后，父亲便开始教他了。无锡当地的道士，皆是当时民间音乐的传播者。所以，大部分道士都精通音律，尤其作为主持的阿炳父亲，更是有“铁手琵琶”的称号。
父亲只随意拨动了几下琵琶，阿炳就完全地被琵琶声吸引住了：他爱上了音乐。当父亲问他是否想要学时，他狠狠地点了几下头。
学艺是要吃苦的，对于野惯了的阿炳而言，这无疑是个大挑战。好在，他学艺路上，有父亲的一路拉扯。
父亲让阿炳迎着寒风打石头练习击鼓；吹笛子时，父亲又在他手腕挂铁圈增加腕力；拉二胡时，父亲非得让琴弦上留下一道道血迹才作罢。
小小的阿炳丝毫不觉得师傅对自己是“偏爱”，一心以为师傅是对自己看不过眼才如此严厉。但在心底深处，他又感激这位师傅。他对自己的师傅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可他却并不知道那份亲近因何而起。
阿炳以为自己无父无母，人啊，一旦觉得自己“赤条条”，便也自然会少了很多束缚，阿炳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性格，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
21岁那年，阿炳弹琵琶、拉二胡的技艺已相当精湛，他的唱功也相当了得。而此时，他的父亲已垂垂老矣。望着已能自力更生的阿炳，已病入膏肓的父亲满是欣慰。
临终时，父亲将阿炳叫到跟前，将他的身世告诉了他。此时的阿炳才知道：眼前的师傅，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他居然是身为道士的父亲和一个寡妇的私生子……
父亲死后，阿炳和堂兄华伯阳共同掌管雷尊殿，殿内的香火由两人轮番掌管。如此一来，阿炳便突然由一无所有，变成“有钱有身份”了。
任何时候，不劳而获的东西，都不会被珍惜，甚至可能带来祸患。这话在阿炳身上，也得到了应验。
没有了父亲约束后的阿炳，在金钱的诱惑下，终于没能把持住。他先是跟着一群酒肉朋友到处吃喝，接着，更是在他们的怂恿下开始抽大烟、赌博、逛窑子。
贫寒中长大的阿炳，染上了一身纨绔子弟的毛病，他的放纵终让他失去了所有：因长期吸食鸦片，他由一个漂亮的道士变成了干瘪小老头。
人的欲望一旦被打开，一切就将变得不再可控。为了钱，阿炳开始偷拿雷尊殿的法器换钱，到此时，他也完全被自己的欲望把控住。
阿炳不再有打理雷尊殿的心思，日久后，道观的香客越来越少，他也终因劣迹斑斑而被道教扫地出门了。
雷尊殿的收入本是他唯一的生活
为了活下去，阿炳抱着二胡走上了街头，开始了他漫长的卖艺生涯。卖艺，得找人多的地方。于是，茶楼、酒肆、烟馆、旅店都留下了阿炳的身影。
过去那个年代，卖艺是最下等的职业，他们的地位仅仅比街头的叫花子高一点点。被人呼来喝去的日子里，阿炳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他先前染上的梅毒，也越来越重。
一日回到家中时，他感觉一只眼睛很痒，他以为是小事，没想到，那正是梅毒加重的表现，直到两只眼睛相继失明，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眼睛看不见后，阿炳的世界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完全失明这年，他年仅35岁。
阿炳
阿炳最初哀叹命运不公，后来，他又觉得一切都是老天爷对自己任意妄为的惩罚。阿炳开始信命，信命是一个人向这个世界妥协的开始，也是一个人走向“规矩”的开始。
所不同的是，阿炳在信命、变得“规矩”的同时，对音乐有了一种比命还强硬的坚持。也是在此间，他创作的音乐发生了极大变化，他的二胡声、琵琶声里，多了一种向上的呜咽声。这种向上的呜咽，也成了后来阿炳所创作曲目的特色。
瞎了以后，阿炳的形象受到了很大影响，他的失明的双目让他的消瘦的面容看起来很瘆人。即便后来戴上了墨镜，因为他不苟言笑，他的脸相看起来依旧让人生畏。
阿炳往街头一坐，人就走了一半，他拉响那哀怨的曲调后，剩下的人也走了一多半。阿炳明白了：他们害怕他的样子，也听不懂他用内心感受谱出的曲子。
“要改变”，当活下去变得不再容易时，改变也一定会发生。为了改变，阿炳不仅苦练技艺，还开始流窜在各大茶楼、酒馆、烟馆，这一次，他不是来卖艺，而是来听！他发现，当自己去倾听这个世界时，世界顿时也没有那么面目可憎了。
阿炳通过听，知道“世界正发生什么”，他的人生也因此丰富起来了，他的灵感也开始倾泻而出。有一天，他竟突发奇想地，在拉二胡的同时，口唱各种新闻时事。百姓被他的唱词吸引，纷纷驻足聆听：阿炳成功了。
当阿炳开始说唱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各种故事时，他已经不再是传统艺人，而变成了一种集卖艺、传播资讯的载体了。
慢慢地，阿炳在无锡有了一群忠实的粉丝，他们叫他“瞎子阿炳”，经常给他掌声，偶尔还会点唱曲目。在这种良性互动下，阿炳渐渐终于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
多数时候，活下去的理由，就是活下去的方法。眼见自己的技艺能换来钱，阿炳便也更加钟爱他的二胡、琵琶了。只要得空，他就会在小屋的床榻上，用心地擦拭他吃饭的家什。
阿炳故居
阿炳对他的音乐越发热爱，他不断创作出各种曲调，以丰富他的弹唱。累积了一定曲目和名气后，他还登上了《无锡报》和后来的《新锡日报》。报道中，他们这样形容阿炳和他的音乐：
“阿炳……胡琴、琵琶，技法出众，二目盲......街头卖艺.....，夏夜月升，电炬放亮，阿炳至，人必请其唱，所唱故事新闻，老妪都解，引吭高歌，喉声苦涩，时抚婉转妙曼之琴”。
音乐事业打下一定基础后，他迎来了自己那独一份的爱情。
阿炳40岁那年，遇见了一个叫董翠娣的寡妇。该女子是江阴北固乡人，遇见阿炳前，她曾嫁给一个皮匠，并生下了一儿三女。皮匠丈夫死后，无法维持生计的她忍痛将孩子们一个个送出去，自己则去了无锡一家烟馆做女佣。
常去烟馆卖唱的阿炳，最终在旁人的撮合下，与董翠娣同居了。两人的结合，多少有些搭伙过日子的意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可怜人慢慢成了彼此的温暖。
阿炳每日背着琵琶、拿着二胡，董翠娣则牵着阿炳的长衫在前面引路。远远看去，两人如同一道奇特的风景，行人见了，总忍不住行注目礼。
阿炳和董翠娣总去崇安寺附近的三万昌茶馆，也经常出没于无锡各个茶馆、酒楼、妓院。
每到一个地方，董翠娣都会陪着笑脸问：“先生要听曲吗？一支曲子两毛钞票。”若客人感兴趣，她就会迅速递上歌单。
阿炳的歌单非常接地气，里头不仅有中国民乐最高雅的《惠山二泉》，也有最艳俗的《十八摸》或《小寡妇舀水》，阿炳说唱，董翠娣则拿着铜盆向观众收钱。
阿炳与董翠娣（晚年）
阿炳最常弹奏的，是那首后来被定名为《二泉映月》的曲子，这首曲子，是他对自身悲苦命运的抒发，曲调低沉却昂扬，满含着他对命运的不屈。
因为弹奏得多，加上本是直抒胸臆之作，他每每弹奏此曲时，众人都会跟着喝彩，慢慢地，这首曲子也成了他的经典曲目。
每次卖艺回来，董翠娣都会为丈夫做饭，看他吃得香，她总会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们的小家除了乐器，没有任何值钱的家什，可他们的日子也总算有个“日子”的样子了。
多数时候，阿炳卖艺得来的钱，都不足以支撑生活，尤其，阿炳的烟瘾一直没戒掉，如此，他们免不了经常断炊。董翠娣从不抱怨，对她而言：能再有个家，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已是上天格外垂青。
日军占领无锡后，阿炳和董翠娣的生活并未有太大的变化。他们只是被强制办了一张所谓的良民证，良民证上的照片，后来竟成了他此生留下的最后影像。
阿炳依旧每日出去卖艺，他看不见，却把一切都听得仔细，他恨透了日本人，但他同时也知道：想要继续活下去，就不能得罪他们。
日军占领无锡后，老百姓出城受到管束，若晚归而没有特别通行证，谁也不能进城。如此，他们便只能露宿街头。阿炳自己受得了，可妻子怎受得呢？
当时的城门每天晚上7点就会关闭，可阿炳却经常要晚上10点多才能回来。为了能顺利到家，阿炳不得不为守城日本兵演奏一两段曲子。
人都说“艺术无国界”，阿炳的二胡声常让日本兵听得泪流满面，或许，他们通过他的二胡声，想到了自己远在日本的父亲、亲人吧！
阿炳成了当时唯一可以破格出入城门的人，每次见到他归来，日本兵就会为他留一条门缝。这在日军侵华史上，是绝无仅有。
日本兵虽给阿炳留了门缝，可国仇家恨他依旧记得清楚。最让他痛心的是：抗战后期，腐朽的国民政府大肆滥发法币，导致通货膨胀，法币贬值，老百姓苦不堪言。
阿炳也是受害者，他早上讨回的钱，晚上买不来一个烧饼。为了控诉国民党，他用音乐编了一曲《金圆劵害煞老百姓》，歌词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金圆券，满天飞，花花绿绿好东西，早上可以买头牛，晚上只能买只鸡，十万金圆券，只够两升米。”
知道自己能通过拉曲唱曲得到关注后，他开始用自己的曲子做一些实事。见到不平的事，他就把那些事编成曲子到处传唱。
当地一个地主玷污了未成年婢女，婢女父母告到法院，法院不受理，夫妻二人在法院门口嚎啕大哭。阿炳听说后，将他们的事编成顺口溜在街头说唱，地主受到舆论压力，并主动找到阿炳说“只要不再唱，自己愿意私下给钱”。阿炳严词拒绝后，继续大街小巷地说唱。直到地主向婢女父亲道歉、赔偿后，阿炳才停下来。
长期卖艺讨生活，让阿炳累积了很多怨气，他非常矛盾：他信命，却同时用音乐进行各种抗争，他嫉恶如仇，见到不平总想插一手。
无锡人都知道阿炳的性格，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晓得：只要是真心喜欢他的音乐，就算不给钱，他也愿意唱，可若不喜欢音乐，而抱着其他目的让他弹唱，即便再多钱他也不干。他甚至经常罢唱，搞得一些达官显贵很没面子。
阿炳的个性，也让他在收获民心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惹来了祸端。先是当地官员以他破坏国库金融政策为由，勒令他“不许再上街卖艺”，紧接着，他又被送去戒烟所强行戒烟了两个月。
音乐是他吃饭的家伙，更是他的灵魂支柱。不被允许卖艺后的阿炳，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被放出来后，他终日无端端发脾气。就连用来吃饭的乐器，也被他砸烂了不少。
董翠娣看着随时会爆炸的阿炳，心痛不已。
人的精神一旦坍塌，身体也很快会出问题，阿炳本就被鸦片掏空的身体，犹如空中的枯叶般脆弱不堪。
新中国成立后，阿炳感觉到新时代来了，他隐约看到了希望，实际上，他也确实等来了希望——
这年，一位叫黎松寿的人在南京古林寺音乐学院进修。
闲来无事时，他随手拉了一段《二泉映月》的曲调。这个曲调被民乐大师储师竹听见后，他立即循声冲到他跟前心急地问：“你拉的是什么曲子？谁创作的？”
黎松寿并未在意，他从小就听阿炳的音乐，早已习以为常。他笑着答：“这是我们无锡当地一个卖艺的人常拉的，我们叫他‘瞎子阿炳’。”
黎松寿青年
此时，一位叫杨荫浏的教授也听到了这番谈话，他在抗战前曾和阿炳学过琵琶。他随口向黎松寿打听阿炳的近况，当得知他的身体已每况愈下时，他心里咯噔一下，随后他与几人商议后，对黎松寿说：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阿炳，将一些重要的曲调记录下来，等有了录音机，再想办法录音。”
事实证明，他们当日的决定是伟大而明智的，因为：他们找到阿炳录下《二泉映月》《听松》等几首曲子后仅仅三个月，阿炳就不幸病逝了。
病逝前，阿炳从录音机里听到了自己的音乐，他激动地抱着录音机对妻子喊：“是我的声音，我的声音，那是我的声音。”
阿炳重新拿起了他的琵琶和二胡，当那悠扬、呜咽的声音再度响起时，他那许久没有表情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也是在此间，他依据自己的一生创作的曲调被定名为了《二泉映月》。
9月25日，即录音后第23天，阿炳去了无锡牙医成立大会上表演。当时，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他表演时，董翠娣一直忧心着。那日，知道现场很多人在听他拉曲后，他拉得分外卖力。
拉完了数曲后，仍觉不过瘾的观众纷纷喊着要听《二泉映月》。董翠娣担心丈夫身体吃不消，可阿炳却摆摆手说：“他们要听曲，就是拉死，我也愿意。”
那日，阿炳的演出分外成功，现场不时迸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阿炳几次激动地脱帽向观众示意。也从那时起，他和《二泉映月》牢牢占据了世界音乐殿堂的不朽地位。
谁也没想到，那次演出，竟成了阿炳最后一次公开演奏。
阿炳雕像（根据他最后一次演奏雕刻）
那之后不久，病中的阿炳突然想弹弹三弦，取下来一摸，他立马脸色大变：蒙上的蛇皮被老鼠啃破了！阿炳信命，他当即认定：乐器被牲畜毁灭，这是天意不让乐师再继续演奏了。
乐器被毁坏后，阿炳终日长吁短叹。与此同时，因为长时间没有外出卖艺，他们的日子十分艰难。可日子越难过，阿炳的自尊也越强。就在录音当日，前来录音的人录完6首曲子问“这都是你自创的吗”时，他因自尊心受到伤害而发怒。
也因为阿炳那次发怒，他不同意他们再度前往录制。经黎松寿好说歹说后，他才同意来年继续录制。
可惜，阿炳的身体已不允许“来年”的出现。就在那次录制仅仅几个月后，阿炳就因肺病吐血而亡了。他去世后不久，董翠娣也随他而去了。
阿炳死后，被葬入了无锡西郊璨山脚下“一和山房”道士墓。
阿炳之墓
关于阿炳的死因，民间一直有多种版本流传。有人说，他是趁着董翠娣外出乞讨之际，用一根皮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说，他死前面孔已被老鼠咬掉了一块肉。
世人倾向于认为：阿炳并非正常死亡。
可叹，阿炳一生创作、改编的乐曲有六百多首，可最终留存下来的，竟只有区区六首。这是阿炳的遗憾处，也是中国乃至世界音乐的损失。
阿炳死后，他所留下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和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六首曲目，被奉若瑰宝，如今，世界各地依旧有他的众多粉丝。
1978年，即阿炳去世近30年后，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指导中国中央乐团演出了《二泉映月》，被深深震撼的他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他来到中央音乐学院，当听到17岁女生姜建华用二胡演奏的《二泉映月》时，他激动地说：“这种音乐只应跪下来听”，说完，他真的虔诚的从椅子上顺势跪了下来，泪流满面的说：
“如果我事先听了这次演奏（纯二胡），我昨天绝对不敢指挥这个曲目，因为我没有理解这首音乐，因此我没有资格指挥这个曲目”。
时至今日，人们依旧认为：阿炳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无法超越的传奇，他的旷世之作，是历经多番苦难、尝遍世俗冷暖的结果。
阿炳是无法复制的，他把苦难吞进肚子，然后用音乐吐出来；他用失明的双眼把黑夜看透，他用无言的泪花把光明寻求！
谨以此文：致敬阿炳，致敬所有在苦难中，坚持寻求光明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