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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郑宏泰 高皓
5月26日，赌王何鸿燊去世，享年98岁。何鸿燊可以说是澳门的标志性人物，无论家族还是生意，均与澳门息息相关、关系深厚。这位叱咤港澳、名扬海内外，影响力遍及全世界的巨富，不但因富可敌国而出名，也因经营具有争议性的博彩业，以及妻室子女成群等备受关注。
事实上，何鸿燊应该是家族发迹后的第三代。何鸿燊出生于香港的巨富家族，他的父亲何世光渴望摆脱父荫色彩，能够比上一代更成功，结果却落入了别人的圈套。不但掉进“输身家”的险境，更是不得不避走他乡，这也影响了何鸿燊的人生路。幸而何鸿燊日后力挽狂澜，让家族东山再起，而何鸿燊能够中兴家族的关键，除了他个人的胆色与才智外，家族的人脉关系也不容忽视。在众多财富家族富至二三代时不幸滑落，然后却能中兴，甚至缔造出繁盛景象的例子中，何鸿燊的故事无疑最受关注，也颇具参考价值。
买办家族的崛起
单从外貌，不难看出何鸿燊是欧亚混血儿，这是香港开埠后华洋交往频仍的结果。尽管当时的英国殖民统治者采取种族主义政策，视自己为优等种族，在华洋之间竖立藩篱，但毕竟无法隔绝男女接触交往。
欧亚混血儿诞生后，由于受到华洋社会排挤，成长与教育自然强调现实和生存，不奢望寒窗苦读能考取功名，而是进入强调实用与西式教学的学校接受教育，这让他们可以掌握中西两种语言和现代社会的基本知识，日后成为沟通中外的中介者—买办。在香港的特殊环境下，最先崛起且能迅速致富的，就是这些欧亚混血家族。何鸿燊的祖父何福，与祖伯父何东、祖叔父何甘棠等人，便是在那个环境下迅速崛起的最具代表性人物，属于欧亚混血群体的第一代买办。
何鸿燊的曾祖父是欧洲人，名叫何仕文 (C.H.M. Bosman)，他在香港开埠不久后，就远渡重洋来到东方经商，与华人女子施氏生下被形容为“无根一代”的何东、何福等混血子女 (Smith, 1983)，但却因为没有婚姻关系，他离开之后，留下子女由施氏独力照顾。母子相依为命，一众混血子女无论行为举止、语言思想等与一般华人无异，长大后更因被母亲送到刚创立不久的西式学校 (皇仁书院) 求学，成年后因缘际会下走上了买办之路 (郑宏泰、黄绍伦，2007；Ho, 2010)。需要指出的是，早年因混血儿受到华洋主流社会排挤和歧视，他们只能组成自己的群体，而且大多只能在自己的群体内通婚，加上他们大多入读皇仁书院，所以形成一个纠缠重叠的网络(Hall, 1992)。
所谓买办，是指受聘于洋行，代为负责一切对华事务，包括管理华人员工、与中国政府接触交往，甚至搜集商业情报、交收货款及银元汇兑等等的人士。他们在角色上具有“既仆又主”的特质，其收入不只是薪酬、佣金，更有不同层面与生意往来关联的隐性收入。
更具体地说，由于买办是不同种族、群体及生意的中介者，在那个语言不通、资迅不畅、阻隔重重的年代，他们往往能够在明在暗或是直接、间接地获得收入，迅速致富。何东、何福等人能够在香港开埠不久跻身买办行列，尤其能成为英资龙头洋行—渣甸洋行 (Jardine, Matheson and Co，即后来的怡和洋行，渣甸洋行日后重组核心业务，以怡和洋行的名字经营，下文一律以后者称之)—的买办，令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迅速致富。
自何东、何福担任怡和洋行买办致富后，他们就安排其子侄、姻亲及其他混血儿到不同岗位或不同洋行中担任买办，同时自己又经营不同生意，开辟财源，形成一个环环紧扣、互相依靠，而且一荣俱荣的买办及营商网络。
这个买办家族的核心，当然是何鸿燊祖父、祖伯父、祖叔父三人，他们先后以“兄退弟上”的方式轮流出任怡和洋行总买办一职，紧紧握着英资大行的核心业务 (Zheng and Wong, 2010)；外围则由其他家族成员、姻亲与混血儿等构成，他们分掌不同部门或是担任不同洋行的买办：如何鸿燊的外祖父罗长肇及姑丈张沛阶是怡和洋行助理买办、父亲何世光及叔叔何世杰为新沙逊洋行买办、其兄何鸿邦是汇丰银行买办、伯父何世荣与何世俭为汇丰银行买办，叔叔何世耀及何世华为有利银行买办；至于姻亲，如姨丈公黄金福出任香港九龙货仓买办、表舅公谢诗屏任大西洋银行买办、表舅父谢家宝则出任日本邮船公司买办等。整个家族构成一个生意无孔不入、人脉网络四通八达的圈子，紧紧地控制了香港商业与经济的命脉。
事实上，这个家族的成员，不只担任多家实力雄厚洋行的买办，还因应不同业务需要，独资或合伙创立多家公司，从事贸易、鸦片 (虽然当时鸦片属于合法专利行业，但社会仍视之为偏门生意)、食糖、航运、银行及物业地产等生意，左右逢源下，家族财富不断膨胀，祖伯父何东更成为了香港首富，祖父及祖叔父等自然也身家丰厚，成为当时香港一个财雄势大的家族（详见《家族企业》杂志2019年2/3月合刊《何东家族的华洋合一与政商两和》。
更加不容忽略的是，何鸿燊的祖父何福在1913至1924年间获港英当局垂青，被委任为定例局 (类似今天的立法会) 议员，这是当时极少数能参与政治的华人，地位极为显赫，也为家族带来更大影响力。何福之后，祖伯父何东的女婿罗文锦不但担任立法会议员，更出任行政会议员，政治权力更大，进一步说明何鸿燊家族的财雄势大，这在当时的香港实在无出其右。
父辈贪念入骗局 家道中落
1926年，祖父何福因病去世，享年63岁。何鸿燊当时只有5岁，尚未进入学校接受正规教育。何福去世后，名下财产由一众儿子均分 (见何鸿燊家族树图)，何鸿燊父亲何世光自然也分得一份。何氏家族自19世纪80年代发迹致富，到了20世纪20年代何福去世时分家，已经历了接近40年的富贵。由于何福所生子女众多，分家后各房的财产自然“相形见绌”，少了很多。尽管如此仍是身家丰厚，一来分得的财产数目其实不少，二来各有生意，三来更有买办工作。可惜，这种局面维持没多久，便因何世光一时贪念而陷于困局，影响了何鸿燊的人生。
何福一脉分家后的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受国际经济大环境恶劣的影响，无数香港中小企业陷于经营困难之中，作为香港龙头企业的怡和洋行也难独善其身，呈现外强中干之势，因此牵动了家族与洋行之间的矛盾。其中一个说法是，怡和洋行众大班眼见公司业务发展停滞，而担任买办的何氏家族却从不同生意与投资中获利丰厚，非常眼红甚至滋生了猜忌，怀疑何氏众人欺上瞒下，暗中“吃掉”公司利益。据说，就是在洋行众大班对何氏的不满与不信任下，主导了一场“怡和股票骗局”，令何鸿燊父亲何世光在这场被称为“天仙局”的骗局中“倾家荡产，家道一夜之间衰落”(冷夏，1994)。这种现象当时在其他洋行中也有出现，例如太古洋行的大班，便怀疑其买办莫氏家族吃掉利益，双方曾因此在二三十年代闹出纠纷，最后要莫氏家族“赔偿”洋行损失 (张仲礼、陈曾年、姚欣荣，1991)。
综合各种资料，这场“骗局”发生在1932年，当时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和叔伯们 (何世耀和何世亮) 均为怡和买办。某日，何世亮进入洋行大班的办公室讨论公事，但办公室内空无一人。何世亮“意外地”看到怡和洋行大班的私人信件，内容与怡和洋行股票内幕有关，从日后发展估计，他看到的内容，应是怡和洋行内部决定大量注资，购入公司股票。这意味着公司的股价将会出现大幅上扬 (冷夏，1994)。
何世亮如获至宝，觉得是个发财的大好机会，于是便与感情较深厚的众兄弟—身为汇丰银行买办的兄弟何世荣 (自幼过继给何东)，以及同在怡和洋行任买办的何世光和何世耀商量，决定倾囊买入怡和洋行股票，甚至不借举债，以待股价上涨后获取暴利 (郑宏泰、黄绍伦，2009)。然而，当他们倾尽家财大量吸纳怡和洋行股票后，却发现股价不但没有如期上升，反而江河日下，之后更发觉那封信原来是怡和洋行精心策划的假文件，故意让何世亮看到，引诱何氏兄弟买入怡和洋行股票，转移洋行经营不善带来的损失，而怡和洋行股票急跌则令何氏兄弟在这场投资中负债累累。
结果，由于不堪债务，何世耀一病不起、含恨而终；何世亮自寻短见，在家族位于大潭水塘大宅内吞枪自尽 (Hong Kong Telegraph, 1933)。至于何世光虽抛售名下物业，但仍资不抵债，最后选择远走他乡。据说他带着部分子女逃往越南西贡，只留下太太及何鸿燊等年幼子女在港 (冷夏，1994；林中美，2001)。相对幸运的是何世荣，因为他并非怡和买办，加上参与角色不重，又有何东默许承担债务，因而避过一劫 (郑宏泰、黄绍伦， 2009)。
何鸿燊父亲及叔伯等因为一时贪念掉进困局，导致家道中落，甚至赔上性命，给家族带来了巨大冲击，而何鸿燊一房受事件拖累，生活出现重大转变。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多种说法，有人指他们的生活直坠谷底，也有说法指他们一房虽然生活水平已与过去有了天壤之别，但仍能过着丰裕生活。较合理的推测应是“烂船还有三分钉”，毕竟何鸿燊的祖伯父何东仍是当时的香港首富，就算他再孤寒凉薄，也不至于看着血脉胞弟的子女们三餐不继，流落街头。这更能说明何鸿燊一家基本生活没有太大变化— 至少没有动摇生活根本的证据，因此何鸿燊仍能在皇仁书院就读，完成中学课程后于1939年考入香港大学继续学业。
无论实情如何，父亲何世光一走了之的时候，何鸿燊大约只有13岁，即使生活仍无忧，衣食无缺，只是由大富变成中富而已，但怡和事件始终因何世光而起，家族中甚至有人因此丧命，加上欠债“跑路”的不光彩举动，累及他们一家大小，人前人后难免遭白眼甚至当面侮辱。
何鸿燊经常说起家境落魄时的一个故事：他少年时有蛀牙，找当牙医的亲戚补牙，但却遭到奚落，亲戚说：“没有钱，走吧！补什么牙呢？干脆把牙齿全部拔掉算了。”(冷夏，1994)这些冷言冷语对正处于敏感青春期阶段的何鸿燊而言，一定伤害甚深，才会让他到老仍耿耿于怀。
经历家庭巨变的何鸿燊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激起了拼搏心与不服输的精神，立志努力读书，子为母张，中兴家族。他以优异成绩完成中学课程，并考入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香港大学理学院。相信他那时的人生计划，或许只是渴望走上专业之路，未必会投身商界。可是1941年，还差一年便大学毕业的他却被迫辍学。这一年日军侵占香港，港督杨慕琦投降，香港大学也停办了。原本仍在努力应付考试的何鸿燊只好决定离港赴澳。或许那一刻他也估计不到，这个决定竟彻底改变了他个人甚至整个家族的命运，成为他中兴家族的转折点。
转投澳门求突围 第一个一百万
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澳门，幅员及人口虽较香港更小 (黄启臣， 1999)，因葡萄牙处于中立位置，避过了日军的炮火摧残，能维持和平，经济也能继续发展。澳门成为无数民众的避难所，何鸿燊与祖伯父何东也是众多避难者中的一员。
据何鸿燊所言，当他赴澳时身上只带了10块钱 ( 黄霑， 1981)，算得上是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发达的本钱。但他那时才20岁，年轻力壮、志大气盛，渴望能有一番作为，凭自己之力中兴父亲一房。或许就是这种面对困局绝境却不怕输的气势，让他打出一片新天地。
当时澳门各方人物云集，虽然四周烽火连天，但澳门商业贸易仍然活跃，博彩娱乐也盛极一时。战时营商环境虽然恶劣，但懂灵活变通又敢于冒险者，自会找到空间与机遇获得突破，何鸿燊的起家也是如此。在祖伯父何东的美言和担保下，他利用教授英文的便利，逐渐打开了澳门的人际网络，不久即获邀加入联昌公司。
联昌公司是当时澳门最大的贸易公司，主要从事米粮、棉纱和桐油等贸易。何鸿燊这样说：我当上了 (联昌) 公司的秘书，因为我通晓化学知识，而且他们知道我可以信任—我是何东爵士的侄孙。(麦洁玲，1999)
何鸿燊说得十分清楚，何东侄孙的身份是各方股东信任的重要一环，所以他才被各方认可，掌握整家公司营运的大权。可见何东的名声、关系或推荐，对于何鸿燊初出茅庐时的助力，实在不是金钱能比，让他可以向社会上层攀爬，结识显赫人物，争取其信任，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人脉和网络资本。这些看不见的无形资本可谓价比黄金，其所能发挥的力量是不容低估的。
当然，打铁还靠自身硬，如果何鸿燊没有才干，不但不可能获得祖伯父何东支持，也不可能获得其他人的赏识。何鸿燊本人既表现出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又有立志在大时代发大财的魄力与斗志，所以能够迅速上位。对于有才干、有能力的人而言，哪怕只是一言一语的鼓励，或是一个提醒与一次扶持，就能令其受用无穷了。
资料显示，担任联昌公司秘书后的何鸿燊，凭着过人胆色、卓越才干与领导能力，在那个四周炮火隆隆、政局波谲云诡的年代，身先士卒，哪怕碰到生命悬于一线的困难险阻，均能做出准确的决定，化险为夷，令生意不断取得佳绩，为公司带来极丰厚的回报，他不但获得老板赞许、同辈佩服，更奠定了个人江湖地位，让不少人对他刮目相看 (黄霑，1981；冷夏，1994)。
在澳门期间，何鸿燊由于工作关系，与澳葡当局及葡萄牙籍人士交往频繁，于是决定学习葡语，提升个人能力。想不到这却意外成就了自己的一段姻缘。他在葡语学校上学期间，邂逅了居住在学校附近的Clementina Leitao。她是一名土生葡萄牙女子，比何鸿燊小3岁，是葡萄牙大律师C.M. Leitao博士的掌上明珠。
何鸿燊对Clementina一见倾心，展开热烈追求，最终赢得美人芳心，于1943年共结连理。Clementina后来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黎婉华，她婚后诞下一子 (何猷光)、三女(何超英、何超贤、何超雄) (见何鸿燊家族树图)。通过与Clementina结缘，何鸿燊打进了上层土生葡萄牙人的圈子，大大拓展了他的人脉网络，并登记成为澳门居民。
按传统说法，黎婉华很有“帮夫运”，她过门不久，何鸿燊由联昌公司秘书提升为合伙人，由“打工仔”变成了老板，不再只依靠一份工资，而是可以分享公司盈利。到1944年底，据何鸿燊本人回忆，那时23岁的他已赚得了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元”(黄霑，1981)。要知道，当时的一百万元与今天的一百万元价值上可谓天差地别，实在是一笔天文数字的财富了。
资本扩张“翻筋斗” 第一个一千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澳门失去了“特殊地位”，生意环境骤变。尽管如此，已非吴下阿蒙且腰缠万贯的何鸿燊，利用新环境中的发展机会，尤其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与资本，继续扩张，令身家财富不断攀升，事业节节上扬。
综合各种资料显示，战后，何鸿燊一方面与何善衡合伙，组成 “大美洋行”，主要从事转售战后物资生意，包括经营疋头绒口(纺织品)、燃料、五金及化学原料等进出口贸易。与此同时，他还成立了一家船务公司，购入一艘载客量达300人的现代化轮船，经营香港与澳门之间的客运。
已经坐拥巨大财富的何鸿燊，生意投资自然不会只局限于澳门，开始着意发展潜力更巨大的香港，做出更积极的投资。战后的香港，由于大量难民涌入和资本家云集，房地产市场尤其炽热，生意目光锐利的何鸿燊，自然也投身其中，与友人合伙成立了利安建筑公司，兴建楼宇，进军地产业 (何文翔，1992)。
按何鸿燊本人的说法，他会像孙悟空“翻筋斗”般，让个人财富“翻它几番”，当中的学问及详情，虽说只有他能了解，但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也泄漏了当中的一些窍门，他这样说：
充分利用资本要靠银行支持，做地产不靠银行便没法做。我做地产时很有信用，跟银行借钱照例早还，从不迟还。钱银过手时，人家的钱要尽快还给人，千万不要拖泥带水，所以银行信任我。(何文翔，1992)
自成立利安建筑公司进军地产业后，何鸿燊利用银行信贷的资本，借力打力，开拓更大生意门路，进入利润更大的市场。而他重视个人信誉，借钱只有早还，不会迟还的作风，自然有助于他建立名声与信誉，在争取更多及更好银行资金支持方面创造良好条件，所以能在房地产发展方面取得不错成绩。
正是凭着这种“以钱借钱”、资金能迅速回笼的投资窍门，何鸿燊不断开拓，生意规模自然越做越大，个人财富也不断膨胀。大约到了1958年，那时他只有37岁，据他本人的说法“已经有一千万身家”了 (何文翔，1992：60)。
可以这样说，二战后的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香港和澳门无疑又进入另一个极为特殊的发展时期。在那个背景或气氛下，港澳居民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对此，何鸿燊似乎看得淡然通透，觉得时局不安、风险甚高，反而是生意能有大利的最好指标，所以采取了更加进取的策略，利用银行借贷的资金，支持房地产和建筑的生意开拓，让港澳两地的生意不断取得突破，成为港澳一位炙手可热的重要人物。
登上赌王宝座
让何鸿燊名扬四海的，不只是身家财富连续获得爆炸性增长，更是跃升为“赌王”。资料显示，澳门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已实行赌博彩专营政策。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傅老榕和高可宁组成的泰兴公司夺得了澳门的博彩专营权，掀开了澳门博彩业的新一页。
二战结束后，博彩业仍发展稳定，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出现了三个重要变化：其一是由泰兴公司持有的澳门博彩业专营权已近25年，到1961年12月专营权届满须重新竞投；其二是一直作为主事人的傅老榕于1960年去世，泰兴公司失去了号令四方的领军人物；其三是当时正值澳门总督换届，而时任总督马济时显然已对泰兴公司的表现不满，任内一直在筹划新一届专营权牌照竞标之事，让澳门博彩专营权出现了真正的竞投 (冷夏，1994；杨中美，2001)。
其时，被坊间称为“赌圣”的叶汉一直想竞投澳门博彩专营权牌照，但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04年生于广东新会江门的叶汉，据说自幼好赌，通晓博彩绝技，曾任职于傅老榕的博彩公司，但后来两人反目。虽然叶汉曾四处寻觅开赌地方，但最终还是聚焦澳门，即使是要与旧雇主“硬碰硬”对撞 (萧亮、辛磊，2005)。对于竞投博彩专营权牌照，一来叶汉财力不足，二来澳门人际关系弱，三来没有葡萄牙籍身份，不符合持牌基本条件，所以叶汉通过叶德利的关系，找到了何鸿燊—叶德利的妻子是何鸿燊胞妹何婉婉 (《十姑娘回忆录之与魔鬼抗衡》，2007)，也有资料认为叶德利和叶汉应有亲属关系，两人在四五十年代曾在越南相识，并曾与何鸿燊父亲何世光有接触交往—叶德利曾租用何世光在当地的赌场 (冷夏，1994；黄霑， 1981)。对于叶汉的提议，何鸿燊当然很有兴趣，但觉得自己财力不足，于是找上了皇仁书院同窗霍英东，大家合伙参与竞投，与傅、高两家的泰兴公司一较高下 (冷夏，1994；杨中美，2001)。
由于搭档不弱，加上投标价格比泰兴公司略高，在1961年10月的博彩专营权牌照竞标中，何鸿燊、叶汉的“澳娱”出价316.7万元，险胜泰兴315万元的出价 (冷夏，1994：91)，成功击退泰兴公司，从傅、高手中夺取了澳门博彩业的专营权，并于1962年5月26日正式注册 (何伟杰，2011)，组成“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简称“澳娱”，STDM)。何鸿燊以财团代表的身份于1962年3月30日与新任澳门总督罗必信正式签订博彩专营权的合约。这不只掀开了澳门博彩业的新一页，同时也标志着何鸿燊人生与事业踏出新里程。“澳娱”由叶德利担任董事长，叶汉和霍英东任常务董事，何鸿燊以股东代表及持牌人身份任董事总经理。此外，叶汉还担任总经理。
自1962年取得澳门博彩专营权这项偏门生意后，何鸿燊、叶汉、霍英东、叶德利等人大量注资澳门，兴建赌场、酒店及码头等设施。由于业务需要，何鸿燊自然要花大部分时间在澳门，打理业务。虽然业务开展之初曾碰到不少困难挑战，如生意营运协调欠畅顺及黑势力威胁绑架其家人等等，但最终均一一解决 (黄霑，1981；冷夏，1994)。
众所周知，澳门早年的旅客和赌客绝大多数来自香港，多以水路进入澳门。自战后就已开始经营港澳渡轮服务的何鸿燊，自然不会放过这只会生金蛋的鹅，于1964年大举增加投资，引入新式水翼船，提升服务质量，缩短往来两地的交通运输时间。两地交通运输的改善，自然吸引更多旅客到澳门，进而刺激博彩业。可见何鸿燊由交通运输入手的大规模投资，收到了一举多得之效。
不过，何鸿燊的赌王之路也非一帆风顺。“澳娱”取得博彩专营经营权后，领导大权其实落入年纪较长、对赌博极为熟悉且在赌坛甚有地位的叶汉手中，何鸿燊只能屈居其下。由于叶汉年纪较长，仍是老派江湖人的作风，所以无论是业务推广、管理及服务支持等，均被认为跟不上时代变化，与何鸿燊的管理风格更是格格不入。此外，二人都有不甘居于人下的性格，所以双方的矛盾日渐积聚 (冷夏，1994；杨中美，2001)，最终出现了“一山不容二虎”的斗争格局。
合伙经营博彩生意之初，由于何鸿燊对行业认识不多，居于次席，事事听叶汉指挥也心甘情愿。但随着时间推移，当他迅速掌握了博彩业各种窍门和细节后，自然希望增加主导权。尤其当他觉得叶汉那一套管理方法已不合时宜时，矛盾和争执骤起。一开始，大家仍然觉得这只是属于可以磨合的小问题，可是日积月累，分歧不但没有变小，反而日渐扩大，因此便有了在明在暗的较劲。
由于何鸿燊在发展澳门生意的同时，也兼顾香港投资，港澳渡轮服务更因博彩生意而发展迅速，因此利润十分丰厚；而从港英政府手中获得港澳码头地皮，更是发展上的里程碑，壮大了公司实力。到了70年代初，面对香港股票市场突然开放的重大机会，何鸿燊与重要股东霍英东等商量后，决定将公司重组为信德企业，于1972年上市集资，吸纳公众资本推进业务，让公司得到更大发展 (郑宏泰、黄绍伦，2006)。
有了更丰厚财富的何鸿燊，自然不能容忍居于叶汉之下。要论赌桌上的功夫，叶汉确实比何鸿燊高明，但论人事与权力斗争，何鸿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不用说主要合伙人—叶德利 (何鸿燊妹夫)和霍英东 (何鸿燊皇仁书院旧同窗)—是何鸿燊找来的，与澳葡当局及土生葡萄牙人的关系又是他的强项。两人对“澳娱”的争夺战在1974年进入白热化阶段。
何鸿燊母亲冼兴云于1951年去世，享年62岁 (Hall, 1992)。 1975年，何鸿燊的父亲何世光去世，享年87岁。何世光于20世纪50年代返港，但一直极为低调。何鸿燊先办理好父亲后事，将父亲安葬于家族昭远坟场，与过世多年的母亲同椁之后，才专心致志全面进攻，争夺“澳娱”控制大权。
到1975年，叶汉察觉到控股权与管理骨干等均已归于何鸿燊，自己优势不再，于是便顺水推舟，以自己年过70，应该退居二线为由，体面地“退位让贤”，将“澳娱”的领导大权交到何鸿燊手上，由他主力管理新葡京。至此，何鸿燊才真正地登上了赌王宝座。叶汉于1982年才完全退出澳娱，并将手上持有的10%股份作价3亿元转给了郑裕彤。
在何鸿燊带领下，“澳娱”出现了新的发展格局 (黄霑， 1981；冷夏，1994；杨中美，2001)。不过，叶何两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其实仍未完全终结，如叶汉曾伙同其他商人参与澳门博彩专营权牌照竞标、创办赛马车会和公海赌轮等 (二胡，1980；韦玲，1980)。直至1997年5月7日，92岁的叶汉去世，何鸿燊亲往吊唁，两位新旧赌王的恩怨才终于画上句号。
从1934年父亲“跑路”越南的家道中落，到1941年底何鸿燊转投澳门开展事业，赚得第一桶金，发展包括贸易、运输及地产建筑等生意，令个人财富不断飙升，之后染指博彩生意，成功获得博彩专营权，从此财源滚滚，1975年登上赌王宝座标志着何鸿燊人生事业的高峰 (黄霑，1981；冷夏，1994；杨中美， 2001)—何鸿燊在这40年间走过的道路，无疑极为曲折传奇，成就非凡突出。尽管如前文提及，家族 (尤其祖伯父何东) 的名声、地位、人脉关系及道德资本等曾为何鸿燊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支持，但父亲的一走了之与家道中落的挫折，从某个角度看又可能是激发何鸿燊上进的极重要因素。所以有分析者指出，何鸿燊父亲的不幸，可能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真实反映。
原载于《家族企业》杂志2019年8月刊